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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孙中山与三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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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三峡工程   文/郭涛           近现代中国水利值得讨论研究的问题不少，总绕不开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为什么研究中国近现代水利史绕不开三峡工程这个话题？因为开发利用三峡水力资源这一宏伟构想，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首先提出来的。他激发了中国人民的三峡梦，这是近现代中国水利史上的一件大事。

1894年, 28岁的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表达了自己的报国之志，向当时的清廷介绍的西方先进技术中就有“水力生电”，即刚刚诞生不久的水力发电技术；一百年后，1994年，长江三峡水利工程正式动工兴建。1919年，孙中山在他的《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首次提出要开发三峡水力资源，用三峡的电力推动全国经济的发展；九十年后，2009年，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水电工程，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已经竣工，并全面发挥防洪、发电、航运、供水、旅游以及环境生态等综合效益。圆梦的等待似乎漫长了点，但中国历史的这一步跨越得真不小！因此，我们再回头来思考这段历史，探讨孙中山先生当年为什么要提出开发三峡水力资源的伟大构想；研讨后人为把孙中山先生激发的梦想变成现实做了些什么工作；研讨近百年来，围绕开发三峡水力资源所作的努力，对中国水利事业的促进，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进步有什么作用，确实很有意义。本文仅就这段历史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为大家深入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一些参考。孙中山的富国梦

《建国方略》影印本。一百年前的历史这样清晰地记载着：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革命成果很快落入窃国大盗袁世凯之手。孙中山在《建国方略》的自序中，心情沉重地写道：原以为推翻清王朝后，“本可以从此继进，实行革命党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夫《革命方略》的规定之种种建设宏模，则必能乘时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济斯民于安乐之天也”。但决然没有想到，“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悉惑焉。……此革命之建设所以无成，而破坏后国事更因之日非也。”他把组织内部这种状况归之于“知易行难”之说的毒害。他痛心疾首地写道：“惟自民国成立之日，则予之主张建设，反致半筹莫展，一败涂地。吾三十年来精诚无间之心几为之冰消化解，百折不挠之志几为之槁木死灰者，此也。”他认为：“辛亥革命以至于今日，所获得者，仅中华民国之名。”（《建国方略·建国宣言》）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孙中山认为，这给中国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因为西方列强要为在战争中膨胀起来的工业生产能力寻找市场，要为在战争中动员起来的劳动力就业寻找出路，要为在战争中掠夺和赚得的资本寻找投资机会。孙中山认为，百废待兴的中华民国正好能满足国际资本转移输出的需求。他甚至善良地认为，这不仅可以帮助中国发展，而且可以化解国际之间的恶性竞争。同时，他更希望，能用他充满赤诚之心的建国理想，凝聚党内同仁共识，用实业救国的举措来吸引党内积极力量和广大民众的参与。于是，1917年至1919年间，孙中山倾其毕生学力，撰写《建国方略》，系统地阐述、抒发自己建国的宏图大志和主要构想。《建国方略》由《民权初步》《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三篇构成。三篇著作先后独立发表，然后结集成册。《民权初步》原名《会议通则》，出版于1917年，后收编为《建国方略之三：社会建设》，内容主要是教育国民怎样行使民主。《实业计划》是用英文写成，原名《国际共同发展的中国实业计划》（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书成于1918年，发表于1919年6月，后收编为《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这是孙中山构想的国家经济大建设的蓝图，也是他描绘的“实业救国”的宏伟理想和向西方国际资本展示的中国复兴建设的巨大市场、无限商机。1919年1月中旬，英文版《实业计划》正式发表之前，孙中山将其分别寄给美国驻北京公使芮恩施、其英国老师康黎的夫人、英国内阁阁员、美国商务部长刘飞尔、意大利陆军大臣嘉利亚等人，以期引起世界的关注和争取国际合作。而在国内，《实业计划》的中文版则首先发表在《建设杂志》上，1921年以《建国方略》之名结集出版，在国内外都引起极大反响。《孙文学说》这部分先于1919年春夏单行出版，后收编为《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这是孙中山集中阐述他的建国方略的核心哲学思想“知难行易”的主张，以期教育和激励同仁，用行动积极支持和投身建设中华民国的实践。《建国方略》是孙中山先生主要著作之一。三个部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国家建设的思想纲领和宏伟蓝图，集中体现了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富国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孙中山先生关于开发三峡水力资源的创想，就是首先见于此书之中。在《建国方略·实业计划》的导言中，他基本是以西方国家为发展楷模，结合中国的现状，提出要从十个方面振兴中国的经济。这十个方面的前四个方面都是要加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即：“甲，交通开发”；“乙，商港之开辟”；“丙，铁路中心及终点并商港地设新式街区”；“丁，水力之发展”。可以看出，在孙中山先生“实业计划”中，改造旧中国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发展交通与水力开发是极为重要的部分。在《建国方略·实业计划》的“改良现存水路及运河”，整治长江上游一节的规划中，孙中山写道：“自宜昌而上入峡行，约一百英里而达四川之低地。此地学界所谓红盆地也。此宜昌以上迄于江源一部分河流，两岸岩石束江，使窄且深，平均深有六寻（三十六英尺），最深有至三十寻者。急流与滩石沿流皆是。改良此上流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以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这就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整治三峡航道，开发三峡水力资源的问题。但可以看出，当时还是把改善长江航道放在首位的。五年后，1924年，从元月开始，孙中山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作《三民主义》的演讲。8月17日，孙中山在演讲到《民生主义》部分时，对开发三峡水力资源的重要意义做了更进一步的阐述。他说：“像扬子江上游夔峡的水力，更是很大。有人考察由宜昌到万县一带的水力，可以发生三千余万匹马力的电力。像这样大的电力，比现在各国所发生的电力都要大得多。不但是可以供给全国的火车、电车和各种工厂之用，并且可以用来制造大宗的肥料。……让这么大的电力来替我们做工，那便是很大的生产，中国一定是可以变贫为富的。”这时，孙中山不仅已把水力发电放在突出位置，而且明确提出要用这强大的电力来带动全国经济的大发展。他充满信心地向全世界宣告：有三峡水力发电这样强大的能源保障，“中国一定是可以变贫为富的”。在这里，孙中山把开发三峡水力资源和他的强国主张、富国梦想联系起来，让世人更加充分地认识开发三峡的深远意义和战略地位。他的根本目的是要把中国“变贫为富”。所以，富国梦是孙中山三峡梦的本质。开发三峡的梦想怎能不让几代中国人苦苦追求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先生敏锐地把握水力发电这一先进能源利用方式的出现，用现代科学观点提出开发三峡水力资源，实现振兴中华、富国兴邦之梦，实为高瞻远瞩、振聋发聩之声。美国在1882年9月30日才建成第一座水电站，在威斯康星州阿普尔顿的福克斯河上，装机容量只有25千瓦。欧洲于1885年才建成第一座水电站，这就是意大利的特沃利水电站，装机也只有65千瓦。1895年在美国与加拿大边境尼亚加拉大瀑布建造的当时堪称最大的水电站，装机容量也只有3750千瓦。我国大陆上建成的第一座水电站，是1910年7月动工，1912年发电的云南螳螂川的石龙坝水电站，装机只有480千瓦。这就是说，孙中山先生提出开发利用三峡丰富水力资源的伟大构想时，水力发电作为一种可再生、重复利用的清洁能源还是一个新生事物，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世界各发达国家的水力发电工程规模都还不大。进入20世纪，由于长距离输电技术不断发展，边远地区的水力资源得到开发利用，水力发电事业才开始蓬勃兴起。孙中山先生正是抓住了这一新生事物，充分认识到它强大的综合效益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提出了开发三峡水力资源的伟大构想，并把它作为振兴中国经济、富国兴邦的重要举措。前面已提到，孙中山先生对电能的产生及其对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关注已久，对水力发电的重大社会经济价值也是早有关注。1894年，28岁的他，就曾上书当时手握大权的直隶总督李鸿章，畅谈自己强国治本、振兴经济的宏伟抱负。他在这份长达8000字的宏文中写到：“近又有人想出新法，用瀑布之水力以生电，以器蓄之，可待不时之用，可供随地之需，此又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者也。”（《孙中山全集》 第一卷）由此，我们不仅可以洞见孙中山先生救国救民的一片赤诚之心，而且不得不佩服他对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对科学技术振兴经济、促进社会发展的强大影响始终密切的关注和深刻敏锐的把握。这对一个政治家、革命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而昏聩腐朽的封建朝廷对孙先生的赤子之心却是置若罔闻，不屑一顾。孙中山最初的改良愿望破灭，最后选择了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之路。不幸的是，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正式出版后不久，就在辛劳与焦虑中与世长辞了。但是，孙中山先生唤起的开发三峡、振兴中华的富国之梦，已经在中国人民的心中点燃希望之火。不论经历多少历史风雨，都没能被浇灭。因为，它从发端之初就已由孙中山先生注入了不可摧毁的灵魂——三峡梦是中华民族的富国梦。

1912 年1月5日，孙中山在南京以大总统名义主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次内阁会议。 供图/ 吴雍/FOTOE圆梦的艰难起步对三峡工程的初步研究始于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初期。1930年，国民政府根据孙中山的设想，派工商部人员踏勘三峡，准备在三峡地区搞水力发电。但刚刚收集到一点有限的资料，便因为困难重重，草草收兵。1932年10月枯水季节，由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发起，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为资源委员会）主持，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等部门专家参加，组建了长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队。由恽震、曹瑞芝、宋希尚三人负责，要求用二至三年时间完成扬子江上游的勘测设计工作，提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方案。美籍测量总工程师史笃培等人参与了测量队工作。他们在三峡地区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查勘和测量。勘测队工作人员翻山越岭，进行了大量的实地勘测，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工作，编写出了《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报告》。这份报告从供电范围、技术条件考虑，选定地形、地质条件良好的西陵峡东段的黄陵庙和葛洲坝修建两座低坝。当时葛洲坝计划装机为30余万千瓦，大约是现在装机的1/10；黄陵庙装机50万千瓦，约为现在三峡装机的1/35，单机出力1万千瓦。水头12.8米，并建有通航船闸。两座枢纽总装机80万千瓦，总投资1.665亿元，建成后既能利用三峡水力资源，也能从根本上改善三峡航道。鉴于当时的国力和技术水平，此项计划比较粗略，开发利用的三峡水力资源有限。但是，这是对长江三峡水力资源的首次查勘，也是把孙中山构想的三峡梦变为现实的第一张规划草图。而且，这次勘测和研究主要是依靠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自己的力量。这次的勘测成果也为后来三峡工程的规划勘测和设计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初步参考资料。在这次考察的推动下，向三峡进军的呼声逐渐高涨起来。但是，当时蒋介石把主要精力放在“围剿”红军根据地上，甚至把长江水当作对付革命力量的武器。1932年，当水力发电勘测队的工程师们昼夜奋战、谋划开发长江三峡水力大计时，蒋介石军队却在湖北监利等地用滔滔长江水对付苏区。1933年，这份从实地勘测得来的报告送到主管部门后，长官们弄出了一个“5116 号指令”的文件：“所呈计划尚属详明，应予存案备查。”从此，这份凝聚勘测队员巨大心血的三峡工程设计方案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1933年4月，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提出了《长江上游水力发电计划》；1936年，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又对三峡问题进行研究，着重研究开发水力资源和改良三峡航道问题。但遭到当时的顾问、奥地利籍工程师布朗德质疑，认为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凋零，三峡工程是项巨大工程，殊难举办”。三峡开发的事情从此便搁置下来。1944年，抗战胜利曙光已出现。但经过连年战争，国家损失巨大。国民政府想加强生产弥补战争消耗，成立了战时生产局，聘请美国著名经济专家潘绥任顾问，想得到更多美援。潘绥来到中国，提出《利用美国货款筹建中国水力发电厂与清偿货款方法》的报告，建议由美国政府货款9亿美元并提供设备给中国政府，在三峡建一座装机容量为1050万千瓦的水电厂和年产500万吨的化肥厂。用廉价水电生产化肥向美国出口，以偿还美国货款，这就是名噪一时的“潘绥方案”。这一计划既满足了国民政府争取美援、发展生产的愿望，又满足了美国政府解决化肥紧缺的需求，同时还达到了出口设备的目的。计划一抛出，立刻得到中美朝野的高度重视。当时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副主任钱昌照大力推荐《潘绥方案》。1000多万千瓦的电力和9亿美元的货款对经济凋蔽渴求美元的国民政府有极大的吸引力。而美国政府也对此方案很感兴趣，很快就纳入规划，并计划马上派专家来进一步考察，制定更为详实的方案。但潘绥缺少三峡实地考察的第一手资料，对中国国情也缺乏了解，在水电、化工方面又是外行，所以有明显的局限性。没有选定坝址，更没有对坝址的科学论证和建坝方案的全面论证。后来因为多种原因，《潘绥方案》并未付诸实施。但是，潘绥毕竟是著名经济学家，他的总体估算有相当的科学性，并且他提出了可行的资源开发与资本投入的交换模式，所以，这一方案为此后三峡工程的规划设计和中美合作提供了一些可参考的历史依据，并直接促成了萨凡奇来华考察和中美在建设三峡工程方面的设计合作。《潘绥方案》出来后，国民政府着手研究充分利用三峡水力资源、建设高坝方案的可行性。1944年5月，翁文灏、钱昌照邀请美国著名坝工专家、美国国家垦务局总设计师萨凡奇来华咨询三峡水力资源开发问题。从此，实现三峡梦进入具体规划设计的起步阶段。

拉纤岁月。

1935 年洪水，汉口尽成泽国。萨凡奇当时已经参与建造过60座大坝, 其中4座全球最大的水坝都是他设计的，他的技术水平和实干精神为世界工程界所敬重。萨凡奇到达重庆后，有关方面向他介绍了开发三峡的初步计划和此前做的一些研究报告，他十分激动，当即提出要亲自到三峡察看。当时日军已占领宜昌，而且频繁派出飞机到三峡地区轰炸。好在长江三峡的天险、关隘都被中国军队扼守住。国民政府派出江防司令吴奇伟陪同萨凡奇考察三峡。面对如此险恶的环境，萨凡奇以献身科学的精神表示：“生死在所不惜，三峡冒死也要来。”他不顾65岁高龄，不畏艰险，率领一支资源委员会技术人员队伍，从四川长寿出发，一路认真查勘三峡的山川地势。临行前，他还向中国方面安排了遗嘱，真有大丈夫一去不回的气概，让考察队的中国同行深受鼓舞和感动。考察船队行至西陵峡中的平善坝，这里距离宜昌仅仅10公里。萨凡奇一行弃船登岸，在险恶的战争环境里，冒着生命危险翻山越岭，由平善坝一直步行到今天三峡工程的坝址三斗坪。他们沿途认真考察山川形势，并从当地守军中索取日军的三峡航测地形图，在守军支持下进行地图与实际地形的验证。这次冒险勘测从9月20日至30日，历时10天。考察归来后，萨凡奇兴奋地对大家说：“看过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坝址，中国的三峡是我看到的最好的坝址。”随后，在20多位中国专家的帮助下，对扬子江水利委员会、中央水利实验处、四川省水利局、江汉工程局、税务署各海关、中央气象局、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等单位提供的各项资料进行了计算。经过40 多个日夜的奋战，完成了《扬子江三峡计划的初步报告》，即“萨凡奇方案”，又称为“南津关方案”。萨凡奇向中国政府递交的这份报告，涵盖了拦河大坝、水库、溢水闸、泄水道路、引水道路、发电厂房、船闸、开发方案、工程造价、综合效益、中美技术合作等16个设想。坝址选在西陵峡中上游南津关至石牌间5~15公里的河段，并选了五条坝线供比较，拦河大坝为重力坝型。坝高225米，建成后可抬高水位160米，水库回水可直达重庆。水电站厂房设在长江两岸，各安装48台水轮发电机组，装机总容量1050万千瓦（后经美国垦务局计算，总装机应为1500万千瓦），预计年发电量817亿度。建成后水库蓄水总容量为617亿立方米，防洪库容270亿立方米，使宜昌下游不再有洪水之患，可灌溉下游6400万亩农田，万吨巨轮可直达重庆。此外，在给水、游览等方面均有显著效益。工程造价估计为10亿美元。工程建成后，如全部机组发电，每年电力出售的净收入为1.5亿美元。10月9日，这份报告送交至翁文灏。萨凡奇在致翁文灏的信中说：“扬子江三峡计划之初步报告，实为愚从事工程四十年之一大快事，愚研究此项计划至为欣幸。盖其所需工作巨大，空前未有，其所产生之利益，复为中国切需也。”又指出：“扬子江三峡计划为一杰作，关系中国前途至为重大，将鼓舞华中、华西一带工业之长足进步；将有广泛就业机会，提高人民之生活水准，使中国转弱为强。为中国计，为全球计，实现此一计划实属必要之图也。”国民政府原则上同意这一方案。随即由资源委员会牵头，邀请全国水利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与国家交通、农业、地质、科研部门，组成三峡水利发电计划技术研究委员会，由钱昌照任主任。同时在四川长寿设立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黄育贤任处长，聘请美国人柯登为总工程师，张光斗为副总工程师。在工程总处下面又设了三峡勘测处，还从美国租借了两台钻机和两名钻工，开始进行三峡水库勘测、钻探以及经济调查工作，肯定了在三峡建高坝的可行性。最后评定选用了萨凡奇所建议的其中一个方案：坝址选定在西陵峡南津关上游的199米处。大坝高程200米，水电厂装机容量为1056万千瓦。输电东到南京，西到雅安，北到太原。为了拦蓄洪水，库水位可降到177米。建设船闸过万吨轮船，可以上达重庆。其水利枢纽布置，包括发电、航运、防洪，综合运用方案，在当时堪称首创。萨凡奇返回美国后，穿梭于垦务局、国务院、国会三者之间，寻求中美间在三峡工程上的合作。他说：“长江三峡的条件，中国是唯一的，在世界上也不会有第二个。”因此，他认为“开发三峡计划，涉及发电、防洪、航运、灌溉、农业等方面，不仅关系中国的繁荣，而且也是世界性的伟大工程”。抗战胜利后，萨凡奇再次来到中国，重新勘测三峡，更坚定了他对开发三峡的信念。由于萨凡奇的威望和积极活动，中国资源委员会与美国垦务局签订了三峡大坝设计合约。但是，没有和平环境怎么可能建设三峡工程。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在三峡开发上热闹了一番，不过是故作姿态，应付战后渴望和平建设的人民，也是为了向美国政府要更多的军事援助。1947年5月15日，国民政府中央发布新闻：“凡属非短期内可见成效之作，其需要经费均在停拨和缓拨之列，故三峡水力发电计划之实施工作，资源委员会也奉国府令暂告结束。”孙中山先生开发三峡水力、振兴中华的富国梦，刚刚迈出第一步，就在内战的炮火中戛然而止。设计工作于1946年6月1日开始，至1947年8月停止，完成了各种拦河坝、电厂、船闸等比较布置及各部分工程之比较设计，并对洪水量、水库容量、航道深度、坝顶高度等，均有初步决定。整个工程设计图样，也由中美工程师在美国垦务局着手绘制。为中国兴建三峡工程而不畏艰险、奔走呼号的萨凡奇听到三峡工程设计停止工作的消息，老泪纵横。若干年后，他怅惘地说：“三峡对于我，已是一个失落了的美丽而又痛苦的梦境。”但是，中国人民决不会忘记帮助过自己的老朋友。2003 年，当三峡工程实现初期蓄水，首批机组发电、永久船闸通航，初步发挥效益时，派出代表，远渡重洋，专程赴美国，在他的墓前代表三峡建设者献上一束鲜花，给这位曾经为三峡工程作出过历史贡献的大坝专家报告三峡梦想成真的喜讯，表达感恩。

萨凡奇考察三峡。

萨凡奇设计的大坝。圆梦之路继续1949年10月1日，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当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就标志着实现孙中山先生在开发三峡伟大构想中所寄予的富国梦已有了根本保证。中国人民一经掌握了自己命运，可以创造人间的任何奇迹。1949年5月，长江中游发生洪灾，受灾人口超过800万，死亡人数近万。洪水肆虐，巨大的损失强烈震撼了担负起新中国掌舵人的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心。1953年2月，毛泽东乘坐长江舰视察长江，用手指着地图上的三峡说：“费那么大的力量修支流水库，还达不到控制洪水的目的，为什么不集中在三峡卡住呢？”明确提出了修建三峡大坝根治长江水患的要求。把洪水“集中在三峡卡住”，这又是一个梦想！孙中山的开发构想与毛泽东的三峡构想一脉相通，都是为了振兴中华，造福人民。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专家也参与过一些三峡工程的勘测、研究工作，发表过一些重要意见，拓展了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视野，有助于完善重大技术方案的决策。1956年，周恩来两次亲笔写信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请求苏联派专家协助中国开展长江流域规划工作。1956年6月，由巴塞克也夫为首的苏联水利专家组几十名成员来华。周恩来亲自接待了专家组，并风趣地说：“中国的天漏了，老百姓吃不消，请你们来帮我们把这个漏补上。”

三峡中堡岛江中钻探。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查勘三峡坝址。

1956 年1 月，会同苏联专家查勘三峡坝址。从1955年4月至1960年8月， 先后有126位苏联专家在长办工作。不少专家在华连续工作时间在两年以上。他们带来了十几架航测飞机，首先对重庆上游进行实地勘测。他们在地质勘探、水文、科研、设计、施工设计等五个方面和长办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广泛合作，对所涉及的22个专业给予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各方对三峡工程的各种意见、建议。于1986年6月发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由水电部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在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这个通知指出，虽然“三十多年来，我国的有关部门和科学技术人员对三峡工程做了大量的勘测、科研、设计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国务院也曾多次组织专家讨论并原则批准过三峡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但是，这一工程还有一些问题和新的建设需要从经济上、技术上深入研究。整个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尚待进一步论证和补充，以求更加细致、精确和稳妥。”并确定了三峡工程的决策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水利电力部负责广泛组织重新论证，为国家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第二个层次是由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重新提出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提请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最后一个层次是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应该说，中央的决定充分体现了对国家和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充分体现了对不同意见的高度重视，充分体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依法依规的原则。这次论证领导小组聘请了国务院所属17个部门，中国科学院所属12个院所、29所高等院校和8 个省市专业部门的各方面专家412人，组成了地质与地震、枢纽建筑物、水文、防洪、泥沙、航运、电力系统、机电设备、移民、生态环境、综合规划与水位、施工、投资估算、综合经济评价等14个专题论证专家组，涉及40多个专业，其中水利电力系统内的专家208人，占48.3%；系统外的专家214人，占51.7%。在论证方法上，强调一定要有严格的科学基础，要充分听取和重视不同的意见和建议，包括少数及个别专家的不同意见。为了充分发扬民主，论证过程中印发了各种不同意见汇编7本，给全体参加论证的专家参考。论证过程中，各专家组在本专业范围内独立地开展工作，经反复调研、充分讨论后，提出本专题论证报告，并签字负责。有不同意见的专家可以不签字，另提书面意见作为专题报告的附件一并上报。在提交的14个专题报告中，有9个是专家组一致签字通过的，另有5个，讨论通过时共有9位专家（10人次）没有签字。这项论证工作从1986年6月开始，1989年2月基本结束，历时2年8个月。这在世界上任何工程项目的论证审查上都是少有的。1989年2月，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召开了第十次扩大会，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根据论证报告重新编写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同年9月，根据论证领导小组扩大会审议的意见，由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补充修改完成，并由水利部、能源部正式向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报送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14个专题论证报告和9位专家的不同意见。根据重新论证提出来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总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四化建设是必要的，技术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推荐的正常蓄水位方案是175米。推荐的建设方案是：“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一级开发”，是指从三斗坪坝址到重庆630公里长的江段要一级开发，中间不再修建其它水电枢纽；“一次建成”，是指三峡水利枢纽建筑物均一次建成，混凝土重力坝一次建到坝顶高程185米；“分期蓄水”，是指水库蓄水不是一次蓄到正常蓄水位175米，而是初期蓄到156米，回水末端恰好位于重庆下游锣锅峡下口，库尾泥沙不致影响重庆港区和嘉陵江口，以便有一段对库尾回水变动区泥沙淤积进行观测和验证的时期；“连续移民”，是指从准备工程开始，库区移民即分期分批地连续进行，中间不停顿。经过14个专家组的深入讨论，认为这是个稳妥的建设方案。1990年10月至1991年8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又组织10个专家组共163位专家对重新编制的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了审查。这次审查专家中有62% 没有参加过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审查委员会的评价是，可行性报告“是建立在长时间、大量工作基础之上的，主要结论具有广泛的民主性和坚实的科学性，资料丰富、论证充分，已达到相当高的科学技术水平，研究深度意见满足可行性阶段要求，可以作为中央决策的依据”。并认为，“移民工作是可以做好的；对生态环境影响有利有弊，采取适当措施，弊可以减少到最低程度，结合港口改造，进行航道整治和疏浚等多种措施加以解决；人防问题对所有大型水库都存在，应该和可以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减少战争带来的伤害。”审查委员会一致同意报告的基本结论。

科学论证。1992年4月3日， 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以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决议》。开发三峡水力资源，兴建三峡工程，从孙中山先生首先提出，经历了七十余年的风雨考验，五十年的勘测规划，三十年的设计论证，最后变成了国家的意志，人民的意志。可以相信，无论是投赞成、反对还是弃权票，都是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1994年12月14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三峡工程正式开工；1997年11月8日，按期实现大江截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截流仪式；2003年，如期实现水库初期蓄水135米、双线五级船闸通航、首批机组发电的阶段性目标；2009年，三峡工程按照国家批准的建设方案顺利竣工，开始全面发挥防洪、发电、航运、生态环境、供水、旅游等综合效益。三峡工程开始接受运行实践的检验，已经和正在用各种数据来验证我们规划、设计、建造的各种目标，并回答人们的各种问题。 

1992 年4 月3 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三峡圆梦的启示

回顾自孙中山先生首先提出开发三峡水力资源到三峡水利工程建成竣工这段历史，有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三峡梦的本质是振兴中华的强国富民梦。孙中山先生一百年前提出开发三峡水力资源的伟大构想，就是为了使中国“变贫为富”，而且铿锵有力地表示这个梦想“一定可以”实现，激发了几代中国人的苦苦追求、不懈奋斗。三峡工程建设过程中，工地上标语口号并不多，但有一个始终矗立在工地上的巨幅标语就是“为我中华，志建三峡”。这句话刻在每个三峡建设者的心中，孙中山先生的预言变成现实。第二，孙中山先生对科技的进步很重视、很关注，对科技促进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有深刻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使他能够用开发三峡水力资源的构想来承载他把中国“变贫为富”的梦想。孙中山先生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如此重视科技的力量，让人深受教益，其博大精深的智慧和高瞻远瞩的运筹帷幄，令人折服。第三，三峡工程的功能定位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作为一项特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人们对它的综合价值和丰富内涵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社会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三峡梦的内容不断丰富和完善。航运、发电功能都曾成为首要开发目标，最后防洪成为首要目标。这是应对自然灾害的严峻挑战，认识不断深化，充分权衡利弊得失的结果。防洪功能是建设三峡工程的必要条件，无可替代；发电和航运也因其巨大社会经济效益，是建设三峡工程的充分条件。社会越发展就会越强调综合效益，强调整体效益最大化。这是科学技术进步、社会需求进步、人类认识进步的必然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峡水利枢纽的功能和作用必然还会在实践中拓展和提升。第四，三峡工程建设促进了中外水利科学技术交流，带动了中国近现代水利科学技术进步。一百年来，三峡工程勘测、规划、设计、建造的过程，就是近现代中外水利科学技术不断交流、合作的过程，也是中国近现代水利科学技术人才队伍不断成长的过程。它伴随着中华民族一百年来不断奋进的历史脚步。美国和前苏联是世界上两个水资源开发利用很充分、水利水电科学技术最先进的大国。美国的大坝专家萨凡奇和前苏联的水利专家巴塞克也夫等，都是当时各自国家乃至世界的顶尖级专家。因此，中国专家与美国、前苏联专家合作交往的过程，就是中国吸取世界水利科技精华的过程，特别是吸取其思想、理论、经验精华的过程。三峡电站7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引进、吸收、消化了法国阿尔斯通、德国西门子、瑞士ABB、加拿大GE 等世界上主要制造厂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最后中国成为大型水力发电设备制造能力最强的国家。三峡工程建设过程中，中国还引进了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先进的各类大型工程机械设备和管理经验。三峡工地施工现场各类现代施工设备之齐备，阵容之强大，令前来参观的西方国家的同行专家叹为观止。可以说，三峡水利工程的成功开发建设，凝聚了中外水利水电科技成果，不仅是中国，也是当代世界水利水电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长期的勘测、规划、设计、论证，中外专家多层次、多学科的几度合作，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严格的审查机制和决策程序，以及建设过程中完善的质量监督管理体系，这一切保证了三峡工程是一个理性的工程、科学的工程。第五，三峡水利工程建设促进了对水利工程与环境关系的新认识，提升了对人类与水资源关系认识的新境界。对水力资源不但要开发利用，而且要重视保护。这已成为中国水利界、科技界的共识。水利工程的防洪功能可以保护一定区域生态环境免遭洪水灾害的毁灭性破坏，发电功能可以提供可重复再生的清洁能源，减少化石能源的碳排放和对大气的污染。但它也可能对水生生物有影响，对水质有影响，对周边人居环境有影响，对地下文物有影响。过去对负面影响也有应对措施，并要求尽可能降低负面影响。应对措施还需加强，效果有待观望，实践过程中可能还有不尽人意之处。三峡工程设计论证过程中，大家对生态环境影响方面的质疑和批评建议，有力促进了这方面工作的改进和加强，并从根本上提升了对水利工程的环境影响的全面认识和对负面影响的高度重视。过去对水资源讲开发利用多，讲加强保护少，这是较长期以来存在的认识局限和工作缺陷。通过三峡工程建设，从保护库区水质到保护水源水质的一系列措施，已使对水资源的保护意识和制度、工程措施都得到全面提升和具体落实。第六，三峡工程的成功建设，既是全体三峡建设者辛勤奋斗的结晶，更是全国人民特别是库区人民大力支持的结果，也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我们当然不能忘记一百年来几代水利工作者和其他科技工作者为三峡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我们还要感谢所有提出过批评、建议甚至反对意见的人士，是他们的积极参与和监督保证了决策和各项工作的更完善、更科学，有利于避免重大失误和工作疏漏。第七，三峡工程的成功兴建再次证明，国家强盛需要建设大型水利工程；而大型水利工程的成功兴建也只有在国家迈向强盛的时期才能实现。这是被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证明的一条规律。

第八，“三峡梦”作为开发三峡水力资源的一项具体工程已经完成，但作为振兴中华的强国梦、富国梦，还将继续。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进行题为《让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三峡工程、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高速铁路等一大批重大工程建设成功，大幅度提升了中国的基础工业、制造业、新兴产业等领域创新能力和水平，加快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在2014年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进行题为《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重要讲话时提到：“……三峡工程、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移动通信、量子通讯、北斗导航、载人深潜、高速铁路、航空母舰等工程技术成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为国防安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也为我国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奠定了重要基础。”三峡工程的成功建设已为振兴中华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三峡梦的精彩还将在神州大地上续写。圆梦路上，任重而道远。

（部分资料图片引自《非常三峡：人与水的跨世纪握手》一书。）

三峡大坝建成前后景观对比。上图为高峡平湖。 摄影/ 郑斌      下图为中堡岛原貌。 摄影/ 黄铁（来源：《中国三峡》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