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诗依/文
《虎牢吟啸》是一本很有特色的诗集，由香港上海书局于1978年出版。它的特点不在于诗艺的高超，而在于作者身份背景的特殊——它是一本由抗战胜利后被关押在著名的南京老虎桥监狱里的高级犯人写作的诗集。
诗集署名作者胡逸民，是一个大时代里在潮头起舞的人物。他是国民党元老，孙中山遗嘱执行人之一，后来在国民政府任职，先后担任汉口与南京中央监狱的监狱长，建造过几所著名的监狱。一生三次被蒋介石系于狱中。抗战胜利后，胡因抗战期间回浙江老家务农，并开设工厂，被以“资敌”之名逮捕下狱。关押之地，正是以囚禁政治犯闻名的老虎桥监狱。胡逸民另一个广为流传的事迹，是他保存了方志敏《可爱的中国》、《清贫》的手稿。
老虎桥监狱当时还关押了汪伪集团的许多骨干分子，如周佛海、江亢虎、周作人、刘乙青等。这些人之间，颇多唱和，其中尤以江亢虎、刘乙青与胡逸民之间的唱和最多。《虎牢吟啸》收录了诸人的诗作，故虽署名胡逸民，但其实可以看成集体的作品。《虎牢啸吟》的价值有二：一是胡逸民诗中对民国狱政的描述及对狱政改革的思考。作为国民政府的狱政高官，一朝跌入自己亲手建造的监狱，作为犯人，对铁窗生活有了真切的感受，对狱政的窳败有了痛切的体会，作法自毙的胡逸民，发而为诗，其兴感，自然与一般犯人有别，具有独特的价值。
其二，诗集中涉及到汪伪政权中不少核心及特殊人物，比如收录了汪伪政权的陈公博与周佛海的诗作，两人是汪精卫最倚重的人，是汪伪政权中的第二、三号人物。他们的诗作，比较稀见。此外，诗集中有胡逸民写给陈公博的红颜知己莫国康的多首诗，莫是民国传奇女性之一，与胡逸民关在同一监狱。这是研究陈公博及莫国康的难得的资料。此外，作为第一个在中国介绍社会主义理论、毛泽东曾经提及看过其译述的先行者江亢虎，不但是胡逸民诗作的指导者，诗集中更收录他多首诗，亦属稀见资料。
因此，从诗艺角度并不见佳的《虎牢啸吟》，仍不失为一个有价值的文本。
民国狱政之窳劣
狱中的环境，无疑是阶下囚最敏感的物事。《虎牢啸吟》的开篇，即是一首五言长诗，是胡逸民对老虎桥这所著名监狱的一手记录。“吁嗟诸难友，十人一室囚。窗大才及斗，室小不容牛。门闭阴森起，秽气鼻观留。圊坑同一处，直比牛聚溲。”窄小、污秽，几乎是监狱“美学”的标配，而“热天热欲死，天寒缩如猴”，更是监狱的普遍写照。人在这样的空间里，很快就不成人形，萎靡不振：“三日眼昏黑，五日形如鸠。欲怒气吞咽，未哭泪先流。”作者进而感叹：“呜呼此生活，犬豕胜一筹。”
在描写了囚犯们共同的处境后，是对个人遭际的控诉：“如今诬人罪，只须一纸邮。窃钩罪应诛，窃国反称侯。象有齿焚身，人怀璧乃仇。”终其一生，胡逸民坚称自己是因为反腐而遭奸人构陷，个中是非，有待辨证，但诗的末尾两句“人权无保障，任意狱中收”，确系击中了监狱弊政的根本。
狱政如此败坏，人命自然危浅。在五言诗《死得可怕》中，胡逸民记录了监狱中因条件恶劣而一日横死三人的惨剧，人死之后，狱方敷衍塞责，草草了事。“官官本相护，徒苦吾细民。社会具恶果，政治有何循。”这位国民党元老发出深长的叹息。
然而，胡逸民并未真正地消沉绝望。在另一首五言长诗《监狱改良辞》中，他对狱政的改良，提出了具体而系统的建议：“须同学校化，诲育务进修。须同工场化，强制工役投。须同医院化，治疾靡弗瘳。行此三原则，可以著嘉猷。尤宜重感化，仿效东西欧。不问罪轻重，只贵能悔尤。囚粮须公开，贪婪使莫由。卫生须注意，秽物切勿留。运动宜普及，饮食多讲求。待人与接物，处处务从优。”这是一幅具体而微的狱政改革路线图。综观诗集中胡逸民的诗作，悲情慷慨是其情绪主调，在这种心境下，还能超越一己悲欢，思考革除狱政积弊，已属难得。
民国狱政之窳劣，显然不是个案。也在汪政权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著名报人金雄白在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中，对著名的南京提篮桥监狱也有过类似的记述：“囚房之内，什么也没有，只是墙角一只洋铁皮做的马桶，供排泄之用，大概用过多年了，古色古香，已大可进得古物博览院。问题就是积秽太多，臭气熏蒸。左邻右舍，每一便溺，到处就弥漫着一股不可向迩的恶臭之味。而且桶口锈烂了，坐上去就像有千百把小刀，直扎你的尊臀皮肉。囚室之内是没有电灯的，每隔五六间，外面走廊上高高地装著五枝光的一盏小电灯，只有一丝黯淡的红光。更显得阴森而凄厉。室内当然是不会有床铺的，水泥地上就是我们的安眠之所。”
只是，国民党已经没有在大陆改良狱政的机会了。很快，内战爆发，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格外关注时局变化的胡逸民，在铁窗之下，曾写有“何日天河洗甲兵，哀哉民命任牺牲。相煎萁豆何其急，轰炸飞机夜出城”等诗，抒发忧虑之情。国民党的失利，令胡逸民提前结束了监狱生涯。他在新中国短暂观望了一段时间后，于1950年不辞而别，与女儿逃到香港，躬耕为生，后于1986年叶落归根，回到浙江永康终老。
汪伪政权人物的“互粉”
《虎牢啸吟》的书前书后，有周作人写作的序与跋，一篇作于1948年3月，一篇作于同年12月。这样一本诗艺平平的集子，大文豪却如此不吝笔墨，显系同病相怜的悲情。
在冲淡的笔调下，周作人依然难掩一贯的老辣与火气。他准确地将《虎牢啸吟》定义为一本“怨”书，用今日的流行话说，就是一本吐槽之书。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是对诗之功能的经典定义。但在前序中，周作人多少有些实用主义地将“怨”升级为唯一的功用。他写道：“本来诗就只是怨。情动于中二形于言，情原兼括哀乐，但欢愉之词难工，三百篇首亦有关雎桃夭，而感人最深者，还是绿衣谷风黍离兔爰诸篇。”他并引申孟子的话说，身处乱世，国乱民困，此时不言，“对于祖国是愈疏也。”
在跋中，周作人对臣子为君守节做了批判：“一旦有变故，自己无力庇护，唯期望妇女一起自裁，免致昔所宝玩之物更落人手，以为旧主人羞······君主对于臣民，责以守节死难，即系依据同一原理。”字里行间，念兹在兹的，仍是对自己“落水”的回护。
美国学者傅葆石在《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一书中，对比了纳粹欧洲下的知识界与沦陷时期附逆的上海文人群体，认为两者同样深陷道德困境之中，而中国历史上充满了类似的道德政治危机。面临这一危机的知识分子，在抉择困境中被分为“隐”、“忠”、“降”三种原型。而投降者都以个人情感的“浪漫”升华而著称。
纵观汪伪政权一众核心人物的表现，与这一分析若合符契。他们至死无人承认自己是汉奸，反倒自命为“以身伺虎”“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剧英雄。不过，这终究有表演过火的嫌疑。公允地说，其中一些人，或有可悯之处，但时代终究不会宽容到将其翻转为义人的地步吧。
然而，当局者迷。《虎牢啸吟》中，这些有污点的文人、政客沉溺于个人情感的浪漫升华中而不能自拔。
“幽兰在空谷，芜没随百草······求仁而得仁，所居皆正道。”这是胡逸民对周作人的点赞；“所重在秋实，此意常在抱。于人苟有益，荣辱焉足道······自惭蒲柳姿，何敢慕芳草。不如稊与稗，百姓得半饱。”周作人这样回赠赞美者，低调的背后是顾盼自雄的自我表扬。
“残菊犹争秋晚节，贞松独抱岁寒心。”胡逸民以菊、松这些古典的比拟高洁的意象，颂扬江亢虎的节操；“芝兰入室徵同气，松柏呈材见本心。”被颂扬者投桃报李，将同样动听的话回赠给颂扬者。
“投身虎穴图谋虎，成败安能定是非。”“利生有意成功少，医国无方感慨多。”周佛海不遑多让地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大有担当的医国高士；“雨打石城悲故国，风流人物想当年。短弧工射终何用，功狗先烹更可怜。”胡逸民愤愤不平地为前者打抱不平，在他笔下，周佛海非但不是大节有亏之人，反而是“狡兔死，走狗烹”这一古老戏码中的悲剧英雄。
《虎牢啸吟》中，还收有陈公博的九首遗作，在2013年陈的后人于香港出版《陈公博诗集》之前，陈公博的诗也较为难见。毕业于北大哲学系的陈公博，其诗也未见多高明，但较《虎牢啸吟》中其他诸位的作品要清新流丽，而共同之处是，同样弥漫着慷慨激昂的腔调。比如这首：“烽火纵横遍隐忧，抽刀空欲断江流。东南天幸山河在，一笑飞回作楚囚。”
在正室之外，陈公博还有一个红颜知己，即其校友、毕业于北大法学院的莫国康。这位莫女士，以陈公博的秘书身份出现，其为陈公博情人的身份，在汪伪政权的圈子中，是近乎公开的秘密。莫国康精明强干，对陈公博忠诚不渝，即便汪伪政权土崩瓦解之后，对陈亦不离不弃。胡逸民对莫国康显然欣赏有加，《虎牢啸吟》中有两首他写给莫的七言长诗，对这位女子一咏三叹，不吝赞美之词，如，“芸英不是寻常草”、“大雅文章称塊塊，峨眉淡扫绝尘氛”。
据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记述，汪政权中核心人物，除了汪精卫一人之外，其他诸人无不风流好色，醉生梦死，彰显出精神世界的内在紧张。《虎牢啸吟》的作者江亢虎、周佛海、陈公博等人，无不如此。
所以，知人论世，仅凭当事人自己的锦绣文字显然远远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