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爱欲”基础
763
2016-03-28
刘波
今天，自由主义在全球高歌猛进。尽管在许多国家遭遇坎坷，尽管受到各种派别的批评，但即使是那些反驳自由主义的人，也很难对未来提出一种可行的愿景，而自由主义被视为历史的前进方向。可以说，反对者的声嘶力竭更增强了自由主义者的底气，他们坚信无论出现多少挫折，最终人类会生活在一个民主、言论自由、市场开放、普世和平的理想状态中，这是世界唯一可能的终极状态。
然而，这一纯粹的自由主义的思路是否有其盲点？如何将自由主义置于其历史背景之中来考察，而不是简单视之为一套不受具体社会条件制约、可随处适用的政治、法律与道德体系？这些问题往往被非西方学者观察到并强调，但在自由主义享有某种“霸权”的西方思想市场中，做这一尝试的人并不多，任务也足够艰巨。而保罗”卡恩的《摆正自由主义的位置》一书，以其综合政治学、法学、历史、文化等多领域研究的宏大视野，对此进行了探路。
一
需要说明的是，自由主义有多重意义，有时是指一种政治理论，既可能是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也可能是主张社会福利的现代自由主义。有时自由主义是指一种派系政治，与保守主义对立。当然，事实上美国的保守主义同样有其古典自由主义的根基，与自由主义分享着许多共同看法。本书作者关注的是第三个层面，即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自由主义，是当代西方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秩序。
这种自由主义倡导言论与行动自由、个人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尊重个体的权利，认为个体是政治的基本单位，政治要为个人福利服务。同时，“公域”和“私域”之间存在着严格的界分：在公域必须倡导理性、宽容和公共伦理，所有的观点平等对话，但在私域允许存在各种无由来的爱与憎，对某种宗教或观点的忠诚等，但这些情感性因素在公共领域必须淡化，而必须完全诉诸理性的逻辑。
在这个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卡恩开篇就说，它无法在其自身框架内部获得理解，“自由主义的成功妨害了我们进行道德思辨的能力”。就像经济学家那些不符合现实的假设局限了他们的眼界一样，自由主义理论的假设也妨害了他们对现实政治性质的理解。最主要的是，自由主义理论未能理解“政治承诺”的性质，这种承诺创造并维系了国家，而国家正是自由主义得以展开的条件。根据自由主义的理论，我们其实应该生活在一种没有国家的世界里。自由主义所试图实现的是一种全球性的秩序，仿佛国家不过是通往普世性法律体制的某个阶段而已。但在现实中，国家和族群意识却无处不在，即使在西方也表现得非常强烈。
为了理解强调共性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所暴露出的“差异”的一面，卡恩的思路是，他试图填充美国政治体中人们日用而不知的价值、信念和事件的叙述，尤其是说明自由主义的“爱欲性基础”，这是指，互相关怀的社群先于社会契约而存在。在美国，爱欲性基础体现在对人民主权者的参与信念之中。这个基础以我们常常忽视但其实却无时不发生影响的潜藏状态存在。今天主流的自由主义讨论已经将“非理性”的爱欲等问题排除在外，但在卡恩看来，任何政治共同体，即使是自由主义的共同体，也以爱、信仰与身份认同为基础。
观察美国的政治言辞可以发现，其中充满了对“爱”的强调，爱国主义也是一种形式的爱，而与爱同行、甚至构成爱的根源的因素是牺牲，这又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息息相关。在卡恩构建的诠释体系中，牺牲是一种原初的不需要解释的政治现实。他说，本书想要传达的最根本的启示是，政治并不是处在理性或理论之中的活动，毋宁说政治是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公民通过牺牲带来并维持了一个意义世界，公民愿意做出这种牺牲，并愿意想象牺牲是为了社群而做出的。
二
现代自由主义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利用理性驯服激情，重视利益的“理性人”成为社会的组成单位，而卡恩要求我们把视野重新伸入已经逝去的历史，从基督教的爱的概念出发来理解现代世界。西方历史上传统的政治牺牲形式是基督教的殉教者。最初的殉教就是对国家权力的反抗。耶稣以受难者的形象向信众展示，在永恒的天国面前，国家的权力是虚幻的，最终牺牲的力量会超越迫害。
而在现代，西方人对牺牲的理解，从教徒反抗国家的牺牲，转向了政治性的爱国主义。在现代民主国家里，人民主权成为了个体所能寄托的终极意义所在。现代的牺牲故事主要是个体为了对国家、即人民主权的信念，而甘愿放弃自己的生命。在美国，林肯以一位烈士和英雄的形象留名后世，而20世纪的马丁“路德”金也是该传统的延续，这些死者被完美化，并拥有了更强烈的吸引力。而今天，倡导非暴力的民权运动和抵抗运动带有类似的要素，虽然在暴力迫害面前，抗议者的力量微不足道，但他们在道义王国中已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样的与“殉教”类似的事迹，更容易引起西方人的兴趣与认同。
卡恩说，只有在我们对“世俗”持一种狭义的理解时，我们才能说20世纪是一个“世俗”的世纪。如果我们对“宗教”换一种解释，将其视为揭示终极意义的努力，那么民族国家为了自身的存在而要求民众对其抱有的信仰，就是一种宗教。在现代，根据法治规则运行的政府成为一种新的“公民宗教”（civicreligion）的核心，这是美国人的信仰和至高的意义所在。
到了21世纪，在“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马上在“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的宣言中投入了战争。现代民族国家是一种高度有效的唤起自我牺牲的机制，国家动员民众投入战争来维系自身的历史性存在。在今天，民族国家取代了宗教信仰，为个体的人提供了一种可能，来超越自身身体与生命的局限性。
三
21世纪的风潮是“去政治化”和娱乐化，而现在，这个后现代时期已经结束了，美国正在回归更为传统的敌友政治。在“9·11”之后，美国人发现必须重新讨论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等话题，必须对待“邪恶轴心”与“无赖国家”。为了战争和自由，美国会重新要求民众为国家而牺牲。美国眼中的敌人的具体形体，从冷战时期的苏联集团，变成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西方人认识的民族国家，是自由理念的载体，当小布什要求支持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时，他提出的主张是保卫民主理想和美国的生活方式。尽管如此，国家仍然要求一种公民全身心投入的牺牲。
同时，美国重新考量其自由主义道德的适用性。这些道德固然美好，但是，“用道德来衡量政治，就像用道德来衡量艺术一样不可行。”从道德的角度看，公民与外邦人是平等的，都代表着至高的价值和目标，但从政治角度来看，二者的价值是从根本上不同的。从道德角度来看，国家的边界必须放开，但在政治上，美国又必须排斥他者而保持自我认同，以及本国国民的福利。从道德角度而言，美国人也许应该为人权遭受侵犯的民众而牺牲，而从政治角度而言，贸然投入战争，让公民为共同体之外的人牺牲却是不道德的。自由主义一统天下时代政治与道德的价值统一，正在被后“9·11”的冰冷现实撕裂。
根据这一分析，美国的行为方式与心态依然是现代的。相比而言，欧洲则是后现代的。具体表现在，在伊拉克危机爆发后，欧洲不愿加入美国领导的讨伐伊拉克的“自愿者联盟”，因为欧洲不愿介入这种动用武力的、牺牲性的政治，而是希望反战、对话等自由主义的呼吁能解决问题。孰是孰非暂且不论，但今天，很明显的趋势是，欧洲正在被以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拖回“现代”，近期的难民危机就是一个明证。
四
卡恩致力于对实际的政治性现象进行深描，做哲学性的探究，而不是开出政策药方，换句话说，解释世界，而不是改变世界。而如何解释自由主义及其文化根基，更像是卡恩在中文版中对中国学者提出的挑战。无疑，让自由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并培育它的“爱欲”基础，明显要比西方艰难得多。
作者希望得到中国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回应。“这本书讨论的是人类存在的一些基本要素：爱、政治秩序、牺牲，这些概念能将西方的特殊法律体系和架构整合起来。我假定，这些想法和基本要素在任何文化中都能产生共鸣。”那么，中国的学人已做好准备来以同样深度的哲学、历史乃至神学思辨，对此作出回应了吗？
责任编辑：柯敏 SF1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