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福东/文
1912年底，章太炎在报纸上发布了求婚广告，要求自己未来的妻子通文墨，是具有服从性质的大家闺秀。鬼使神差的，他娶了当时的女权先锋汤国梨。
汤国梨与章太炎结婚那一年年初，陆文琴也在媒体上发布广告，表示要卖身赈灾，以发行美人券的形式。她背后有“青楼进化团”的支持。
章太炎的求婚广告，虽引发舆论侧目，但终究无如之何。陆文琴的卖身广告，则被上海公共租界以私售彩票名义明文禁止。
一个叫“东野”的作者，将章太炎和陆文琴联系在了一起，他说：陆文琴不如索性到东三省寻着章痴子，敲他一个大大竹杠，教他把三万美人券一股脑买去，却把自己的肉身做了代价。料想这位痴子正在饥不择食的时候，一定会答应的。列位想还记得章太炎不是有一篇求婚广告的嘛，他到东三省的时候，不是带了三万两银子走的吗？倘陆女士前去勾搭，正凑着他的意思，包管一拍就合。况且他有了三万两银子，买三万张美人券，恰如题位，这段姻缘，天造地设，是万万不可错过的。
这篇文章语带揶揄，格调不高。也真实反映了彼时一般知识阶层的态度。对章太炎的批评也包括求婚广告本身。如东野所说：“太炎痴痴疯疯……他的痴性安知不是为情急弄出来的？”那得有多“情急”才会去打广告征婚啊！
至于陆文琴的行为，在现在看仍过于前卫，更遑论当时。与谋利难以切割的行事方式，也为其带来毁灭性的声誉打击。
除了陆文琴和章太炎的故事，我这里还想和大家讲一个小妾殷凤珍反叛的案例。故事都很香艳，但也都颇能反映民初女性权利的实况。
殷凤珍：小妾的反叛
殷凤珍是戴生昌内河小轮船局主戴玉书的第五个小妾。金屋藏娇，戴玉书将其安置在上海北山西路113号屋内。不曾想到的是，1913年春，殷玉珍与一个叫陈莘耕的人有染。殷凤珍在这一年的4月26日卷起衣饰细软，跑到新闸爱文义路112号，与陈莘耕过起了甜蜜的二人世界。
戴玉书发现爱妾潜逃，四处查找，终于探得下落。盛怒之下，他向租界捕房报案，称殷凤珍被奸拐，且被卷走了价值银1570两及洋2758元的金珠饰物。捕房的华人捕快杨堂生协同中、西包探，在一个凌晨将殷玉珍和陈莘耕拘捕至公堂。戴玉书是已入日本籍的华人，他聘请了一个日本律师，要求追究刑事责任。会审公廨的中国法官与英国领事商议后认为，原告是日本商人，该案应照会日本领事后再做审理。法庭准许殷凤珍和陈莘耕每人交2000两银后可取保，但陈莘耕“因无人具保”而仍被在押。
趁租界公廨照会日本领事的当口，给各位介绍下此案涉及的三位主角。先说戴玉书，此人父名戴绥之，祖籍宁波镇海县，他本人1884年10月迁居并改隶台湾，当时台湾尚非日本殖民地，仍隶属清国。1894年他由台来沪，开设了戴生昌轮船局，由华商招牌营业，直至1895年台湾割入日本，他也改入日籍。他的第五个小妾殷凤珍，也很有来历，是“中国实业之父”汉冶萍煤矿总经理盛宣怀长子盛揆臣的遗妾，有过在新清和悬牌为妓的经历，也正是在那里与戴玉书相识。她后来的相好陈莘耕，又名陈筱舫，《申报》称其为“著名翻戏（骗子）”。
被拘后，殷凤珍与陈莘耕也聘请了律师。在第二次复讯时，他们要求延期审判。原告戴玉书的律师对此并不反对，只是要先把被告居所的房屋器具封存。公廨的华人法官关炯之与日本领事西田君商议后，同意了原被告律师的所请。
在进一步的审判过程中，戴玉书的律师说，殷凤珍本是原告的“姘妇”，现在既然已经“不安于室”，自然应该“分拆”，只是被卷走的衣服事务应予追缴。殷凤珍也供认有“私姘”事实。
此时殷凤珍还惹上另一桩麻烦，上海河南路杨庆和银楼指控她骗取价值400多洋元的两副金镯。不过在审讯之后，该银楼又改称他们店铺与殷凤珍向来有商业往来，此前所指控的款项现已处理完毕，要求撤诉。会审公廨的关炯之与美国领事以此案原告是以刑事起诉，“未便起灭自由”，且既然一向有经济往来，更不应诬控殷凤珍。最后，判银楼罚洋五元充公，并将此案注销。
殷凤珍当真不易，惹上官司后还遭遇诈骗。有个在律师所做文案的人名叫龚祥庆，他与张某“串诈殷凤珍交保费银二百五十两，曾将殷诱至湖北路沪台旅馆华字官房内勒交。”好在庭审时，龚祥庆也跑到了现场，想要旁听结果，被知悉此事的85号西捕拘至堂上，与殷凤珍对质后，判送捕房羁押。后法官判其“欺骗属实”，入监三周。
银楼案的起诉结果对殷凤珍有利，证明了诬告的存在。戴玉书所指控的卷走衣饰行为，似乎也有这种意味。在接下来的审讯中，原被告律师辩论良久，而公廨判决，“将刑事案注销，另归民事具禀起诉。”在财务的分割上，则判决所有家具什物归原告戴玉书，而衣饰等物归殷凤珍。这意味着承认殷凤珍所拿走的衣饰，为她本人所有。
但从当时《申报》的报道看，对殷凤珍可谓相当不敬。有篇报道标题直称“殷凤珍真是一块臭肉”，正文则从其由盛揆臣之妾讲到做妓女，再到做戴玉书“姘妇”，最后与陈莘耕私奔，娓娓道来只为说明其“素性淫荡”。也是醉了。
倒是英国作者季理斐对殷凤珍充满同情。他在一篇题为《论中国宜改良婚制》的文章中，提供了当时《申报》报道中未提及的判决细节：日商戴玉书之妾背夫潜逃，呈请拘捕，并恳迫令回家管束。妾延律师辩护，言民国法律无纳妾例，盖意在离异也。裁判官以本廨现尚沿用旧律，故仍断令回家。
季理斐说，虽此事内容复杂，旁观者无从评议，要之家道不正，国风不良，抑非正当之婚制也。他将戴玉书案与此前发生不久的留美富二代关瑞麟再娶事件并提，认为此二案的发生与中国婚制关系甚大，有心人不可不注意而研究之。这两个案子罪状虽异，事实亦有不同，但产生的原因都是一样的，就是“多妻制”在中国未能破除，而使一夫一妻制无法厉行。
在季理婓看来，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见于史册与报章的拥有多妻的英豪不可枚举，虽然已经进入“共和”时代，政法各界所提议之改良措施涉及万端，却独对此“夫妇之始基，家庭之要点”未之或及，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和《申报》记者热衷于批判“淫女”不同，季理婓更愿意从整个婚制的角度来做反省。这显示出民初中外知识分子的视角差异。中国媒体热衷道德批判，尤其在涉及性别议题时，更易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弱势女性。殷凤珍也是一风流人物，在富商与风尘间流转，惹了一身的骚，但她仍努力争权利，在中国的女性史上，也应给这样的人留下一席之地。
陆文琴：美人券卖身赈灾
“陆女士牺牲助赈，请速购救灾美人券启”。1913年元旦刚过，结束休刊的上海几家媒体就在头版，刊发了这则广告。将其翻译成白话，则全文为：
“陆文琴是前清同治八年署江都县南皮陆锡九的孙女，是我的朋友陆镇清的妹妹，今年刚好十八岁——二九妙龄，守贞如玉，秉性奇侠，学贯中西。她的祖父和父亲久居海上，去年（农历辛亥）革命军起义，她听说有女子参与北伐，也不甘示弱，立志从戎，希望借此一抒抱负，但是被父母阻挡了下来，未能如愿。此后她变得关注社会议题。今年10月上旬（农历），她随母亲前往温州探亲，目睹灾民载道，乏食无衣，饿殍遍野，尸骸暴弃，内心甚觉不堪，担心等到朔风凛冽，冰天雪地，如无源源不绝的赈济，这些灾民不知道还有多惨呢。她为之酸鼻，怦然心动，对母亲说：相较于他们，苍天是过于厚待我了，我不救他们脱离水火，还算同胞吗？只恨自己点金乏术，有志难伸，欲步德国某女士后尘，牺牲救众。
该月25日，她返沪后，志向益发坚决，与哥哥陆镇清及我商榷，我和陆镇清用组织‘青楼进化团’的‘实行人道，破除阶级’宗旨，来鼓动她，获得她的认同。陆文琴确具博爱精神，令我钦佩良深。今印美人券三万张，只要怀有慈善意味者均可购买，倘若天假良缘，无论何人中奖（夺获锦标），即为陆女士的夫婿，并同时可获得五千元整作为嫁妆，用于赈济灾民。希望各界的大雅君子，乐善为怀，不计得失，踊跃投机，购买奖券，成全陆女士的创举，则灾区可救活很多生灵。”
这份看上去相当严肃的广告，还附了相关规章：1、美人券共3万张，每张售价1元，共3万银整。除正项开支外，全部充当温州赈灾及办公益费用；2、无论何人获奖，即为陆女士夫婿，并得嫁妆五千元整；3、开奖日期是民国二年二月一日，在张园当众开奖，敦请名绅巨商仁人志士莅场监督，以昭郑重；4、设立此券全属慈善性质，倘陆女士得遇佳婿，与女士同心，将嫁妆也一并用于赈灾，则其高风亮节值得赞叹；5、未开奖前所售美人券的钱，全部存于中国银行，以免意外之虞；6、获奖者需在开奖后一月内到发售美人券的总机关处迎归美人及嫁妆银，由总机关处全体恭贺之，如过期，则归于无效；7、发售美人券的总机关处在上海英租界广西路保安里的青楼进化团事务所；8、各个热心公益的铺号，如果想做美人券的分销机构，请速与总机关处接洽，不胜欢迎。
文左所列的赞成者则亮瞎读者的眼，包括：伍廷芳、李徵五、朱葆三、虞洽卿、邵琴涛、梅竹庐、王一亭、关炯之、徐生堂、周金箴、叶惠钧、王崧生、王介安、金子刚等人，皆是名震上海滩的政商闻人和社会贤达。经办人则为王立甫、张焕文和张戟如。
不过，这些所谓的赞成者，很快陆续予以否认。1月6日，李徵五的来函被登在了《申报》上：“敬启者，陆女士请购美人券一事，鄙人并未预闻。乞登报宣布为感。此请撰安。”李徵五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任上海市政厅长。他经商有成，曾任宁波旅沪同乡会理事长，也是上海《商报》总经理。
随后，王介安、徐生堂、叶惠钧等也陆续否认，他们均表示，此事并未预闻，焉有赞成之理。
南北和谈代表、曾被孙中山任命为临时司法总长的伍廷芳则表示，美人券办事人曾经函请他赞成此举。他对此并未许可，只是觉得陆女士所称愿意牺牲一己普救同胞，其志可嘉，但事涉奇异，骇人听闻，担心有不实之处，故复函说，此事尚须审慎，鄙人亦不敢遽为赞成。没想到该广告在报上发表时，把我的名字列在第一位，以至于有人还来函问我发售处的情况。我对此深表诧异，乞将此函登报布告，以免他人误会。
金子刚说，他在美人券广告见报前晚收到美人券办事人的来函，请求支持。第二天就在报上见到启事，因列名者多为知名人士，遂以为确为救灾起见，也就没有诘问。这两天看到列名者纷纷致函《申报》，不表赞成，才知道该办事人冒昧从事，殊属骇人听闻。他的来函登载在1月9日的《申报》上。
最为关键的否认者是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谳员——也就是租借法院的中方法官关炯之。他在报上看到消息后，即与聂榕卿、王崧生一道致函美人券办事处诘问，并要求报社刊发更正声明。
“经办救灾美人券总机关”元月五日给关炯之的复函也颇有意思，信中称：1月4日接到来信后，即请《申报》、《新报》、《民权报》速将其大名从略，岂知《民权报》上仍不遵行，想来是该报告白处的疏忽。这并非敝处的主见，还请宽恕。请看明天的三报广告，敝处可告无罪了。事关救灾善举，务望玉成。
这封回函回避了何以最初将关炯之列名赞成者的原因。其在《申报》发布的广告亦有变化，赞成人名单，从3日的16人，降到4日的10人，到了5日，虽仍有“请速购救灾美人券”的广告，但内容精简很多，也没有了赞成者名单。广告一直持续到7日。
该广告之所以在8日销声匿迹，和关炯之有关。关炯之认为，张焕文等人发行美人券属私售彩票，违背了租界的规章，且以人做彩，尤敢窃名列入赞成，是欺骗社会，所以咨照捕房派探查禁，并将售票总机关立即取消，责令将所印彩票一律销毁，售出者尽行收回，如违严究。
不论“青楼进化团”策划美人券的初衷为何，其实际效果确实是在舆论上成为了一个笑料。一个叫“息影庐”的作者说：光棍取财，巧立名目，诡诈百出，何所不有，然而从没听说过有“以寄迹皮肉生涯之娼家，公然托名闺秀，借助赈为名，遍发美人券之彩票，自鬻其身，以引诱贪财好色之愚夫者“。
息影庐继续说，上海所谓的”青楼进化团“妓师陆镇清的妹妹，异想天开，好像得了进化的三昧，美人券的风气一开，必有”像姑契弟屁精“等托名大家贵公子继起，兜售龙阳券以引诱世上有短袖癖的人（同性恋）。民国社会的进化，如果是这样个蒸蒸日上法，也是太可哀了。
以张焕文、陆镇清等人为骨干的“青楼进化团”，算得上是民初广义的女权团体，其宗旨包括“施教育，谋生计”等，除此之外，也做国货维持等工作。赈灾美人券或是出于突发奇想的创意，也或许有敛财的动机？不得而知。此事如发生在当下，则定为网络推手的炒作。无论如何，他们在民初没有获得舆论的支持，其颟顸的行事作风，也令女权行动者在公众面前丢分。
汤国梨：“服从性质”的女权主义者
章太炎的婚礼定在1913年6月15日午后三时，地点是著名的上海哈同花园。媒体在前一天报道了这一喜讯，称这对新人居于北四川路长丰里二弄弄底，在婚礼结束后会小作勾留。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章太炎与汤国梨结婚的现场照片，章太炎穿着西装皮鞋，头发自左至右三七分，汤国梨穿白色婚纱手捧鲜花，她的右侧是两个同样拿着鲜花的女童。但在当时，这桩“文明婚礼”现场似未对媒体开放。上海滩第一大报《申报》就曾在婚礼结束11日后——6月26日刊发启示，公开征求章太炎结婚照片。全文如下：
“章太炎先生，新与汤女士缔婚，郎才女貌，海内艳称，如有人得其婚时照片者，惠寄本馆，当奉赠本报个月，或价值相当之小说。照片翻出后奉还。”
似乎并没有人将相关照片寄予《申报》，我并未在该报查找到章太炎、汤国梨结婚的照片。
《申报》对章太炎结婚照如此好奇，其中部分原因应和章太炎此前在报纸上发布求婚广告有关。章太炎在求婚广告上，对女方要求很明确：一须文理通顺，能做短篇文字；二须大家闺秀；三须有服从性质，不染习气。
“鼎鼎大名为世泰斗之章太炎先生”的这则求婚广告，也引发不少讨论。《申报》刊发的《戏拟民国新纪元史（再续）》中，称这则广告“中外宣传，无不嗤之以鼻”，还特地交代了一下有关章太炎政治转向的背景：章炳麟（太炎）前曾从事革命，颇有虚誉，极受社会之欢迎，自至北京任总统府顾问后，倒行逆施，大反其平日之宗旨，都人之争以痴子目之。是月（1912年12月）忽发异想，发布求婚广告三条……
一个叫“莽汉”的作者则表示对其标准“殊深骇怪”，因为章太炎十年前就曾大倡平权自由学理，想不到现在“一入北京头面”，言行就如此相悖。其中，第三项要求中的“服从性质”，尤其受到重点批判，被认为是毫无人道主义，尤其不应由章太炎口中说出。
莽汉称，服从这两个字，是发生在弱国与强国、奴隶与主人之间的称谓，意味着事理的不平等。夫妇之道，本无强弱之异，更无主奴之分，“亦何必严定奴隶之资格以好逑天下之淑女耶？”
莽汉的文字可谓相当刻薄。章太炎当然不会因他的批评而去更改求婚广告。事实上，事情发展之初，并非连婢女艺伎都被章太炎的“服从性质”要求所触怒，恰恰相反，章太炎吸引来的女子汤国梨，虽非大家闺秀（出身平民家庭），但却远不止“文理通顺”，她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学，能诗善书。更有有趣的是，汤国梨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却能忍受章太炎“服从性质”的要求而下嫁，可见大师对知识女性在任何时代都具有吸引力。1913年，汤国梨正好30周岁，比章太炎小14岁。
虽是女权主义者，但汤国梨在1912年受媒体注意，更多是因为她对国货的热爱。她是中华国货维持会宣讲部的成员，在当年阴历九月二十四日晚八时召开的一次有200多人参加的宣讲会上，她发言说：我生平最爱国货，但一人之力，能有几何？尚望男女同胞共图进行，更望巨号大铺多备国货，以期推广。
说起来，章太炎是开“登报求婚”先例的祖师爷。虽然遭遇质疑，他的这次结婚也可谓是轰轰烈烈了。但到了年底，却只转为笑谈。
一个叫“觉迷”的作者写了篇《上海春秋》，细数1913年八卦：“民国二年，忽忽又已告终。此一年之中，趣人趣事，罄竹难尽，上海一隅已足撰述成篇，爰作‘上海春秋’。”这篇编月体文章，列举了当年6月的4桩八卦：
“钱庄伙钟锡彰向俄妇混用假萝卜被拘；留美学生关瑞麟娶西妇，被发妻陈绚云控诉，处五等有期徒刑；张园开招商局股东大会，打架揪落董事之胡须；章太炎与汤国廉（应为梨，作者注）女士在爱俪园结婚，未几汤嫌章身上污秽，分居。”
汤国梨是否真因章太炎“身上污秽”而分居，不得而知。可以确证的是，章太炎在婚后不久，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被拘禁，两人倒因此真分居不短时日。但从章太炎被拘后汤国梨的反应看，两人仍然一往情深。
章太炎和汤国梨均是民国初年引领风气之先者，但从章太炎求偶条件中有“服从性质”一条，可窥见对性别权利的认识水准。汤国梨1912年就曾参与发起“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帮助被关瑞麟抛弃的陈绚云起诉等，但对章太炎的“服从性质”要求却不以为忤。至于那个批评章太炎的“莽汉”，潜台词中所透露的对“欧化滥用平等自由之谬说”及“晚近女子之要求参政”的拒斥，也正是一代知识分子普遍的观念。
美国学者平客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一书中，引用心理学家温格对1970-1995这25年间，大学生对妇女态度的71次调查的结论说，一代又一代学生，不论男女，对妇女的态度在不断进步。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大学男生对女性的态度比70年代的女性更倾向于女权。回看中国这百年，问题可能要复杂一些，对妇女的态度经历波折起落，但发展至今，终究是走在了进步的轨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