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兴 文
一
母亲在燕京大学读的是历史系，平生爱看的书也无非文史一类。如今想来，她对自家历史是一清二楚的，仅仅因为时代忌讳不说而已。1971年她和张遵骝先生一见如故，相交甚笃，多半也由于心知祖上和张之洞的关系吧。而我在1981年去长春留日预备学校读书时，甚至不知道母亲的籍贯，更不曾听说她祖先的故居近在咫尺。当然那时候我正在忙于读书恋爱，即使知道也未必会去。
第二年春天，我到日本东北大学文学院读大学本科，是1949年以后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留学的公费留学生。国门刚刚打开，从外面看过去，中国还是一个陌生神秘的国度。我从来没有想要代表国家的自我意识与雄心，但是那一年倒是有些觉得国家代表了我。无论走到哪里，我的中国留学生身份总是被强调。有些人对我非常热情，大多数人很客气，有些人冷淡甚至充满戒心，这一切也是人之常情，毕竟那时还是冷战的年代。
在日本大学里，中国史一般称为东洋史，教我东洋史的教授，如今我竟然连姓名都想不起来了，可见当时交往不是很多。其实我对他印象挺深刻，大约是因为他明显亲台，对红色中国流露出怀疑与敌意，又由于这种立场，对来自大陆的留学生有时略显嘲讥。抱有意识形态偏见的人，我从小经常见到；留学生里坚持固有意识形态的人，也为数不少。有一两次他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喝咖啡，说起他访问中国的感受，比如到某个城市，领导接见他，发现领导化了妆等等。不过他的课和一些教诲倒是给我影响不小：他主攻宋史，又是京都学派门下，对于宋朝在历史上承前启后的意义讲得很透彻，在当时于我是前所未闻的。在他的课上我知道了内藤湖南的名字，开始怀疑在国内读的几种中国通史给出的判断，回想起来还是心存感激的。
日本的中国史学界把宋朝定义为庶民社会的开始，确实此后只有皇家和通过科举制上来的文官集团，再也没有世袭的贵族或者士大夫了。农耕社会里，家族的兴旺与传承需要考试当官，于是还能够留下一些书香门第；工商直到近现代一直是受到压制的，所以很容易富不过三代。
于家祖先也大致是这样一个从农民到书香门第的故事。母亲的六世祖于居安，原籍山东莱州府潍县小东庄，现为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东庄乡小东庄，乾隆五十年（1785年）因旱灾闯关东，移居吉林伯都纳厅太平川，今属吉林省榆树市黑林镇太平川。据说于家是明朝洪武年间从山东文登县移到小东庄的，世代农耕，安居400年，到于居安时才不得不背井离乡。然而人挪活且世事难料，于居安读过书，曾经应试不中，并且擅中医，迁徙太平川后，开药店兼营杂货，反倒一代致富。其长子于龙川生于乾隆四十年，少随父闯关东，治家教子有方。于龙川有三子，他命长子于凌奎继承家业，次子于凌云与三子于凌辰读书应考。于凌辰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中举，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进士，后官至右侍郎，相当于今天的副部长，不过那时候全国只有12名副部长，数量上可能还不如北京一条胡同里住的多。于凌云后来也中了举人。于氏由此成为当地望族。
我们兄弟知道母亲祖先起于关外，是相当晚近的事。母亲去世后，家兄去了一趟榆树市，才知道太平川于氏家族如今已经成为当地历史名人，先人创办的种榆书院故址犹存，修盖的魁星楼也已易地重建。
二
少年时去南方，觉得最美的就是梧桐树、林荫道，还有夏日里的清凉、荫影中的沉思。后来只见高楼四起，街道拓宽，那些茂密的树大半消失无踪。这次去南京，走在浮桥街上，虽然两边风景早已面目全非，但毕竟还有参天大树耸立，多少提醒了这个城市的年轮。看望姨母后从医院出来，两位热情的表姐执意招待我去一家老字号晚餐，交换各自的半生经历，感叹于家的兴衰变迁。在一个闪烁着欲望与物质耀眼光芒的时代，人们更加需要发黄暗淡、奄奄一息的贵族精神。许多人在从祖先系谱那里寻找家世血脉乃至文化传承，当商业化的大众社会铺天盖地时，自觉高贵往往是一种有益健康的心理暗示。其实，家族故事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们构成历史的基石：相对于那些宏大叙事的政经脉络，个人遭际更在感性上接近历史真实。于家可考者七代，从18世纪末至今200余年，已经漫长得堪称幸运。姨母是外祖父这一支在世的最后一人，外祖父有4个女儿，除了二女儿夭折在豆蔻年华，其他3个女儿都是高寿，只是后人不再姓于而已。外祖父的爷爷，也就是家母和姨母的曾祖父于荫霖历任湖北、河南巡抚等职，在清史稿上有传，系倭仁门下，忝列清末理学名臣之一。但是他老人家大约为人相当方正，没有纳妾生出一堆孩子之类的行为，以至于只有独子一线单传。这位独子也就是我的曾外祖父又时运不济，遇伤寒流行，失去了妻子和至少两个女儿，外祖父则据说是一位岐黄高人给他服下二两石膏才被从鬼门关救了回来，从而再度一线单传。
继承于龙川基业的于凌奎育有7个儿子，其中次子于观霖、三子于荫霖、四子于蘅霖、五子于钟霖皆中进士，于荫霖与于钟霖更被点入翰林院。加上他们的三叔于凌辰，遂有“叔侄五进士，兄弟两翰林”的美誉，在清代科举史上也确实独一无二。于荫霖更是这两代人中翘楚，他虽然是保守派倭仁的学生，但是历任地方官如道台、巡按使，后来又迁升封疆大吏，并非迂腐顽固一路。事实上，他能够在1895年出任湖北巡抚，还是由时任两湖总督的洋务派重镇张之洞推荐的。
清朝末年的政治派别，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泾渭分明，清流、理学家、洋务派之间的人际关系错综复杂，需具体厘清而非一概论之。张之洞本人就是出身于清流，从京城外放地方官后才转变成洋务派。于荫霖在翰林院被称为是“翰林四谏”之一，大抵也是清流一脉吧。虽然出自张之洞引荐并且在其直接管辖下，不过关于于荫霖担任湖北巡抚期间与张之洞的政见分歧以及两人关系，似乎有不同的说法。对此我没有研究，不敢多说。从已有的史料来看，至少于荫霖在湖北整顿吏治，还是得到了张之洞的支持与肯定。大约他是那种能力较强、自奉颇严、注重清廉的官员，但遇事有时会坚持主见，并不唯唯诺诺，所以一般被上司重用，但因缺乏通变，仕途也就只能止步于一省之长，做不了方面重臣。对我说来重要的是，70多年以后，张之洞的曾孙张遵骝和我的母亲--于荫霖的曾孙女重续世交。张先生几乎是我的启蒙老师，虽未收徒，却讲述故事、借给我许多明末清初的诗文子集，只是这个学生实在顽冥，对于先生教诲中的深意多未理解。先生故去后，读到陈寅恪在张先生伉俪新婚时贺诗，才忽然若有所悟。
三
家兄去榆树探访，才知道太平川已经没有于家后人。他在凭吊时，遇见另一个人来献花，攀谈之下，原来也是母亲家姓于，60多年前就搬到长春了。于家彻底离开榆树，大约是在改朝换代之际，但是家业的衰落应该早已发生。小时候读红楼梦，印象最深的，一方面是宝玉暧昧的梦遗，另一方面就是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的苍凉。我也因能如此阅读，博得了早熟的名声。盛极而衰，本是人生的常数，于家亦不能免。兄弟四进士的荣光照耀不过十三载，1890年于钟霖在老家被告愤而吞金自杀，于荫霖也因为上书为弟弟辩护被撤职。虽然他不几年就平复，后来还擢升巡抚，但是于家在榆树的家业从此一蹶不振，在外为官的几支从此搬走不再归来。
于荫霖在河南巡抚任上去世，葬于南阳，后其子于翰笃迁葬于吉林省舒兰市天德乡并建墓。如今墓穴早已被盗一空，墓碑无影无踪。为什么安葬在这里而不是榆树，具体理由不得而知，大概知道的是于家在吉林多产业田地，就连天德乡的地名似乎都是源自于家店面字号。于荫霖逝世后，曾外祖父把家安在了北京。他本人未入仕途，好像捐了一个知县一类官职。从能够为父亲迁葬建墓而且相当气派这一点看，家产还是颇为丰厚。不过大约一百年以前的家族历史，后人就已经所知无几，也没有保留下什么史料。战争与革命、政治运动与商业大潮对于历史的摧毁力，由此可见一斑。尤其需要留意的是，当祖先可能带来灾难时，后人不得已但有时也是自觉地选择遗忘，很多细节就这样湮没了。如今我只能推断，在于荫霖去世后相当一段时间，于翰笃虽经丧妻女之痛，却依然维持着家族的门面。或许正是因为从19世纪30年代起，于家一直是关外非在旗汉人功名最盛家族的缘故，与后起的另一关外望族、清末民初正处于全盛期的齐家才会联姻。
外祖父的第一位妻子是清末吉林省出的另一对兄弟翰林里的弟弟，北洋时期先后担任省长、内阁总长的齐耀珊长女。关于这位外祖母，因为她去世时母亲只有六岁，知道的和记住的也就都很有限。她应该是很得齐耀珊宠爱，所以嫁妆极厚，身后留下的几个外孙女也继续经常归省齐家。外祖父生于1893年，在青年到中年里度过民国。科举已经过去，他从小上新式学堂，大学读的是法学院，毕业后做了律师。接过多少案子不可考。他和外祖母的婚姻是标准的门当户对，早年想必也是齐家的乘龙快婿。或许曾外祖父也是想要通过这次婚姻继续家族的荣光，不过外祖父好像不是那种能光大门楣的人物。在几个女儿的印象里，他温文善良、风流倜傥，但绝非很能干的事业型人。按照母亲比较言辞犀利的说法，外祖父基本上是一位公子哥，而不是一个成功的大律师。母亲说的是否完全准确如今也无从考证，大致靠谱的是，1949年天翻地覆时，外祖父在北京生活并不困窘，但家道已经中落，这一点似乎对他来说更多是福不是祸。他似乎成份未被划为“剥削阶级”，文革时也没有遇到被强制遣返原籍的噩运。不久前四姨母告诉我，他在四十年代末是北平高等法院的书记官。四姨母据此在填写家庭出身时写的是“国民党小官僚”，后来又被劝说要如实对组织交待，出身越不好越能够显示要求进步的决心云云，升格到“大官僚大资本家”，从1950年代到文革结束，给自己带来无穷祸害。母亲和大姨母不知是否有先父或者其他党内高人指点，根据外祖父的律师身份，在填写家庭出身时写的是“自由职业者”，从而在几十年中免于因此挨整。
先父身材不高，家兄却有1米87，据说酷肖外祖父。我还是多年前看到过外祖父的照片，而且不很清晰，却也觉得外祖父长身玉面，一表人才。母亲说我的性格有些地方也和外祖父相似，这话并不见得是一种褒奖。母亲对她自己的父亲，似乎有一种相当复杂的感情。我想这也是其来有自：外祖母去世后不久，母亲和姐姐们曾经被送到苏州姑姑家寄居，直到外祖父再次结婚后才回到家中。这段经历在母亲的记忆里，似乎留下相当深的影响。四姨母告诉我，外祖父晚年曾经工工整整地写下一部简短自传，收藏在她的老家里。我还没有读到，不知道对了解外祖父会有多少帮助，但我想等读过后再细细追溯他的生平。1949年后，律师行业不复存在，外祖父从此再不曾工作过。1950年代中期，四姨夫工作调动，举家迁往南京，外祖父和外祖母也随着女儿南迁，从此再不曾回到北京。我从小就知道外祖父外祖母在南京，十几岁时更是每个月去邮局汇十块钱到浮桥一枝园，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外祖母在文革中病故，母亲收到信后有一天哭了一场，然后第一次告诉我外祖母是她的继母。
四
那以后母亲开始断断续续告诉我一些小时候的故事。她年青时的照片、书信和衣服，绝大部分都在文革里烧毁了，只残留下漏网之鱼的两三张照片和一件黑缎镶深红天鹅绒花旗袍。照片中的容颜、衣服的精致与光滑的触感，与现实中的朴素憔悴形成鲜明的对比，深深印在我的少年记忆里。我很喜欢听母亲讲故事：四姐妹曾经貌美如花，名字也是中间排行一个“芷”字，后面取一种草字头花草的名字。母亲的本名是于芷萱。
在物质匮乏，思想高压的岁月，回忆是一次精神的寻欢。她们上教会学校、受美式教育，在家延请家庭教师补习音乐、美术，这一切在1975年听起来就像是19世纪西方小说里的世界。她们后来分别进入清华、燕京、辅仁等大学，就好像清末许多官宦人家的后代一样：仕途虽然不再，书香依旧保存，只是后来在革命的暴风雨中，不知被纷纷吹落在哪里。
见到我时，四姨母一只手紧紧握住我的手，另一只手拿出一摞照片，都是七八十年前的青春岁月。我第一次看到二姨母，在传说中她性格非常柔和，看上去也确是最温婉的一个，却红颜薄命在17岁上。亲人的死亡或早或晚终将来临，没有谁能够逃避。然而我想，很早就经历这种冲击，可能会影响人的一生。母亲曾经说过，她和二姐的感情非常好，在我看来，可能是因为她们俩性格截然不同吧。幼年丧母，少年失姊，后来又经历过战争和许多事变，母亲面对死亡相当淡定，另一方面也不免对人生有一些消极和悲观的态度。我在少年时，有很善感的一面，不大像一个男孩子，对此母亲有时担心，有时赞许，有时有些不以为然。
1980年秋天的一个周末，我回家去看望母亲，她手里拿着一封信对我说：“姥爷走了”。她看上去很平静，我也就没说什么，只是要过信来读了一遍。外祖父晚年双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四姨母忙完工作，还要照顾老人，辛苦无比。她又是责任心忒强的性格，信中还在自责没有照顾好父亲。我半夜醒来看见母亲房间还亮着灯，就走进去，看见她独自坐在那里，目光空空地望着墙壁，双唇紧闭，清泪两行。我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下，握住她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