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逝世十周年系列】之一
丁力/文
“经济学”一度是中国惟一的显学。潮流所及，泥沙俱下。一些“经济学家”长期聒噪不已。他们的声音似乎都可以简化为“要涨了”，“又要涨了”，“涨得更快了”，而主语可以填入股价、房价、GDP、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国的“经济学”较多涉及国家层面，而中国的“管理学”则下降到个人层面。许多学子曾经把管理学与发家致富直接联系起来，商学院因此人丁兴旺。经过众多“大师”的热情参与，管理学终于成为中国最具“创新”能力的学科，机场书店里不停播放的“教学影片”可以作为证据之一。
“经济学”和“管理学”在中国都发生了某种变异，被当作简陋的、却被相信能够包治百病的鸡血注射液，成为“特色”。这个特色不属于学术研究和应用知识的范畴，却具有社会学的指示意义。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对“经济人”的社会学分析或许能带来启示。
要理解德鲁克的管理学，要从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经济人的末日》开始。要理解《经济人的末日》，德鲁克的时代和他的文化背景是必要的知识，而他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旁观者》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线索。
德鲁克的大家族
彼得·德鲁克（1909-2005）出生在奥匈帝国末期的维也纳。《旁观者》中的第一个人物是德鲁克非常亲近的奶奶。奶奶富有音乐才华。她是克拉拉·舒曼的学生，多次给勃拉姆斯演奏钢琴，还在马勒指挥的维也纳歌剧院的演出中担任钢琴部分。奶奶带大了一大群儿女辈（包括20多个外甥女），年老后却成为“家族里的傻瓜”，而她也总是自称“笨老太婆”。她“笨”，是因为她“对基本价值深信不疑”，不能与时俱进。
在1930年代初的一天，少年德鲁克和奶奶一起上街，在电车上遇到一个佩戴纳粹标志、脸上长满青春痘的高大青年。奶奶用伞尖戳着年轻人的肋骨，严厉地训斥他。那个年轻人居然顺从地摘下了纳粹标志，下车前还向奶奶脱帽致敬。德鲁克的父辈们听到这个故事，先是惶恐不安，继而哈哈大笑：“纳粹就是青春痘！”
19至20世纪之交的维也纳是一座学术和艺术都极为发达的城市。德鲁克的童年沐浴在维也纳群星璀璨时代的余晖之中。他的家族有很多教授，分布在维也纳、瑞士、牛津和剑桥。他的爷爷是银行家，父亲阿道夫是奥地利经济部高官，进入政界前在大学教经济学，是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的老师。1950年元旦，德鲁克父子去哈佛看望处在生命中最后几天的熊彼特。在那次会见，彼得接受了熊彼特的一个观点：改变人们的生活比写书更重要。他成为一位注重实践的管理学家，其中有熊彼特的原因，而他的“创新”观念则直接来自熊彼特。
德鲁克的父亲和米塞斯、哈耶克也有来往。1950年代，德鲁克在纽约大学长期与米塞斯共事。但米塞斯不把他当作真正的经济学家，两人来往并不密切。确实，德鲁克不属于奥地利经济学派，也不是专业经济学家。他的管理学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
法学家汉斯·凯尔森是德鲁克的姨夫。凯尔森是奥地利宪法的起草者、宪法法院制度的创始人。凯尔森剥离法律与道德，建立独立的法律思想体系，作为法律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当今世界法学界仍享有很高的地位。可是，彼得·德鲁克的父亲不喜欢凯尔森，嫌他过于理性化。小德鲁克的智力倾向随父亲，从小想当小说家。他说：“我一向对‘人’相当感兴趣，不喜欢‘抽象概念’。”不过，他还是受到姨夫的影响，一度想学法律。凯尔森告诉他，“解释刑罚的理论基础”是法哲学中最难的问题，于是他想首先探讨这个问题。
曾经的社会主义者：特劳聂克伯爵
1925年，德鲁克16岁的时候，他想知道自己是否有可能成为一流的法学教授，否则就去学习经商。他说，做一名二流的学者不会让他自己满意，但二流的商人还可以挣很多钱。德鲁克父母的密友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在图书馆任职，为他阅读法律书籍提供了方便。德鲁克读到一本《国际社会主义者手册》。书中说，犯罪是资本主义产物，社会主义将大量减少犯罪。这个小册子就是特劳聂克伯爵写的，在1905年出版，作者当时只有23岁。伯爵告诉德鲁克：“那时，我们或多或少都可算是社会主义的信徒。”
1911年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在维也纳召开，伯爵担任大会秘书长。为了维护和平，参加会议的各国社会主义党决定，欧洲一旦爆发战争，就发动大罢工。他们还预定在1914年10月再次在维也纳召开代表大会，设立永久的反战机构。但一次大战爆发了。德鲁克说：“西欧社会主义的确在1914年8月战火发动的那一刻面临危机——群众不再在爱好和平的精神下团结一致，反而热切地拥抱国家主义，迫不及待地想投入战争。”国家主义是法西斯的一个源头，法西斯有严密的组织。组织是法西斯致胜的法宝。伯爵说，社会主义者没有组织。他告诉德鲁克：“那时的社会主义是基于希望，而不是人数；今日的社会主义则不是如此。”
特劳聂克伯爵躲过了战争。在一战爆发前不久，他在阿尔卑斯山攀岩，一位同伴被落石砸中。伯爵解开保护绳，爬过去救起同伴，自己却被落石砸下悬崖。几个月之后，伯爵奇迹般地活过来，一战已经开始。特劳聂克伯爵毕业于英国的著名公学，在牛津大学学习历史。一战结束时，他在公学的48名同学只剩下18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走上战场的不仅是平民子弟。冲在最前面的往往是精英阶层的年轻人——英国尤其如此——因此他们的伤亡率更高。在德鲁克20岁的时候，他的周边没有30多岁的男子。他们都被埋在欧洲各地的军人公墓里，如德鲁克母亲的表哥，以及凯尔森的比他更杰出的兄弟。伯爵有“好几十个”堂、表兄弟，在战后只剩下4、5人。一战使西欧失去了整整一代人的精英。伯爵说，一战“杀死了许多本来能够拯救欧洲的人”。活下来的，身体和精神也都受到严重创伤。传统领导阶层的人才缺失给希特勒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1938年3月，德军入侵奥地利。早已上了纳粹黑名单的德鲁克的父亲在纳粹破门而入之前逃走，伯爵夫妇自杀。
波拉尼一家的失败
《奥地利经济学家》是欧洲当时最卓越的出版物之一。在父亲的影响下，小德鲁克从十二三岁就开始阅读这本期刊。1927年，18岁的彼得·德鲁克受邀担任《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编辑。当时的总编辑是卡尔·波拉尼（1886-1964），他一生都是社会主义者。波拉尼在一战时担任军官，受了重伤，在医院认识了护士伊洛娜。她是伯爵的女儿，父亲是铁路局长。他们结婚时，伊洛娜才17岁，已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人。
卡尔收入颇丰，却自奉甚俭。他在平安夜邀请德鲁克去家里讨论选题。德鲁克发现，卡尔住在垃圾场边上的破旧出租屋里；他们全家的圣诞大餐是带皮的陈年土豆，连人造奶油都没有。其实，他们并不缺钱，但他们把卡尔的工资全部捐给难民（奥匈帝国解体后，大量匈牙利难民涌入维也纳），而靠卡尔另外挣来的小钱勉强维持一家老小四口的生计。那时，伊洛娜已经退党，正在学习物理。她在逃亡到美国后担任物理学教授。
据德鲁克介绍，卡尔·波拉尼的父亲早年是反抗哈布斯堡的学生领袖、游击队长，后来又与俄国人作战。失败后，他逃到瑞士学习工程，成为“铁路之王”。他按照自己的理想设计铁路线，终于破产。铁路被国有化。老波拉尼娶了一位比他年轻20岁的俄国女伯爵。女伯爵是无政府主义者，为反抗暴政，10多岁时就制造炸弹——她的小儿子（卡尔的弟弟）遗传了她的化学天赋。
老波拉尼夫妇育有五个子女，个个能力非凡。老大奥托只身去意大利打拼，成为意大利的顶尖企业家，资助一位年轻人办报宣扬马克思主义。那人是墨索里尼。奥托跟着墨索里尼转型，成为法西斯分子。老二阿道夫去了巴西，聚集了巴西的一批优秀人物，希望在这个多种族的南方国家建设一个独立于西方的、自由的新社会。1950年代，德鲁克经常在纽约见到阿道夫·波拉尼，那时他已经对巴西失望，因为巴西“已全盘西化了”。老三穆希是一个女孩，也是波拉尼家最有天分的孩子，在20岁就成为匈牙利民族运动之星，创立了“农村社会学”，信徒中有后来的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斯大林说铁托是马克思主义的异教徒，而铁托的“异教”思想就来自穆希。可惜的是，她在25岁结婚之后就完全退回到家庭。老四就是德鲁克在杂志社的上司卡尔。老五是迈克尔是自由主义者，担任过爱因斯坦的助手，德国入侵奥地利后逃到英国。迈克尔曾被提名诺贝尔奖候选人，却在科学事业的中途转向哲学研究。他的儿子约翰·查尔斯·波拉尼继续他的研究方向，获得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
这一家犹太人在希特勒上台之后出逃，卡尔·波拉尼到了美国。德鲁克这时已经在美国，于是介绍卡尔到他的学院教书，每星期都能去看望卡尔两三次。卡尔那时正在写《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1944年）。离开本宁顿之后，他们仍保持密切来往。卡尔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教授的时候，德鲁克在纽约大学任教，每个月还至少去看他一次。
《大转型》是一部经济史。德鲁克说：“对于卡尔而言，经济史只是一种工具，一则用来替代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则寻找能提供经济发展、安定、自由和平等的社会。”他们两人有共同的目标，却没有走相近的路线。卡尔始终没有找到替代模式。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说：“我的著作是为亚洲，为非洲，为新生民族而写的。”这句话回荡着他二哥阿道夫对巴西的期望，可能还有他大哥奥托在意大利曾经有过的理想。
在一战之后，欧洲一些人把理想社会的模式寄托在遥远的东方。如同18世纪启蒙运动的学者一样，卡尔·波拉尼也对中国怀有好感。直到1950年代，他才打消中国出现第二个孔子的希望。
卡尔·波拉尼反对自由市场经济。他在《大转型》中说：“我们的主题是：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卡尔划分了两次“大转型”：向市场自由主义和向法西斯主义的转型。他认为，第二次转型是第一次转型的后果。他说：“实力均衡（即均势）体系自身并不能确保和平。和平由国际金融来实现。”“国际金融的动机是获利；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与追求权力和征服的政府友好相处。”但国际金融有很大破坏力，能够导致国家崩溃。卡尔指出，资本抽逃“在1930年德国法西斯运动中起到了显著作用”。
在给《大转型》写的导言中，一位研究波拉尼的学者指出，德鲁克对卡尔·波拉尼的一些叙述有误。不管怎样，从德鲁克对波拉尼一家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当时知识精英的社会探索，德鲁克的管理学也属于这种探索——但沿着另外的路径。德鲁克说，波拉尼是他见过的最特别、也是最富有才华的一家人，“然而，重要的并不是他们的生平事迹，而是他们的理想和挫败。他们家的每一个人都极有成就，却没有达成理想。他们都相信经由社会得到的救赎，最后却放弃了社会，而深深失望。”德鲁克又说：“他们的挫败象征着近200年来，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即使不是从更早100年的霍布斯和洛克算起），西方人追寻的落空——亦即追寻一种完美的‘公民宗教’，或是追寻一个十全十美的，或是完善的社会，却不得其果。”
人间不会有完美。如果有人想把天堂搬到人间，要么失败，要么制造出人间地狱。德鲁克的目标没有那么完美。他说：“我则愿意以一个充裕、能够让人忍受且自由的社会取而代之。”但卡尔·波拉尼认为这是一个“懦弱的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