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文
许多英国人乃至西方人的立场上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底对英国的为期4天的访问是卡梅伦政府在过去3年里对日益崛起的中国曲意逢迎的回报。而从中国的立场来看，这次访问可能是继创办亚投行以后中国在面对西方世界时取得的又一次重大外交胜利。
这次访问在习近平访问美国之后不久，也是中国最高领导人10年来对英国进行的首次国事访问。从“大年份”、“黄金年代”到“金色十年”，直至“黄金时代”……中英双方用不断升级的华丽辞藻来形容这次访问将要开启的两国关系的崭新阶段。
在英国，习近平受到了英方精心策划的最高礼遇：他和夫人彭丽媛在白金汉宫下榻，乘坐皇家马车，受到伊莉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和整个王室的宴请招待；伦敦塔桥和格林公园分别鸣放62响和41响礼炮以示对中国贵宾的欢迎；他在英国议会对上下两院的600名议员发表演讲，还受邀前往英国首相的官方乡间别墅契克斯（Chequers）庄园——这座建成于16世纪的别墅曾经接待过里根、戈尔巴乔夫、普京和默克尔，并在当地的传统英式乡村酒吧与卡梅伦小酌；甚至他访问曼彻斯特，也是由卡梅伦亲自全程陪同；据说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的穿着品味得到了英国媒体的盛赞，《电讯报》称她会晤女王时身着的蓝色礼服“是优雅含蓄的巅峰之作”……
作为对这种最高规格礼遇的回应，习近平本次专程对英国一个国家进行访问。这在中国领导人历来对欧洲的外交中并不多见，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出访欧洲时先后到了四个欧盟成员国。
按照英国政府的说法，在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期间，中英两国达成了总价值高达400亿英镑(约合620亿美元)的一系列经贸合作协议，涵盖金融、能源、零售、医疗、卫生、科技、、教育、汽车、地产、创意产业等许多领域。其中包括欣克利角核电站、英国石油公司（BP）、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皇家阿尔伯特码头、嘉年华集团、乐高乐园、阿斯顿·马丁、罗尔斯-罗伊斯等与中国企业的合作，预计将为英国创造超过3900个工作岗位。
访问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还历史性地在伦敦发行了首只离岸人民币债券，获得逾6倍超额认购；中英两国央行还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2000亿元人民币/200亿英镑扩大至3500亿元人民币/350亿英镑，有效期3年……
总之，上述这些项目无论是数量还是涉及金融均超过历次领导人互访的成果。
卡梅伦政府的转变
英国是西方现代民主法治的摇篮，它也曾是中国政治最严厉的公开批评者之一。在担任首相的最初两年，卡梅伦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发出过严厉警告。2012年5月，他会晤西藏流亡领袖达赖喇嘛，招致了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两国关系一度跌入谷底。但自那以后，身受经济萧条重压的卡梅伦及其内阁开始改弦更张，对中国展开了一轮又一轮外交魅力攻势。
2013年底，当卡梅伦以首相身份第二度访华时，他几乎是急切且又毫不掩饰地传达了一种想要张开双臂热情拥抱中国的信息。为了不影响这次他期盼已久的应邀访问，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特地将一年一度的秋季预算报告延后发布，以迁就卡梅伦的访华行程安排。卡梅伦的那次有史以来最大的访华代表团中有6名政府部长和120位英国商界名流，包括劳斯莱斯、捷豹路虎汽车、英国石油、英荷皇家壳牌石油、巴克莱银行、汇丰银行和维珍集团等知名企业的领导人，规模差不多是2010年11月他首次访华时的两倍。
在当时发表在中国的财新《新世纪》周刊上的署名文章中，卡梅伦表示英国将中国的崛起视作机会而非威胁，英国乐见中国的成功，并欢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占据一席之地。不仅如此，他还放言，“没有哪个国家比英国（在全球各种组织中）更加适合与中国成为合作伙伴。”此后，卡梅伦和他的阁僚抓住一切机会向中国示好——首相本人在新浪网上开了微博，并连同他的外交大臣在每年农历新年向中国人民和全球华人殷勤拜年……
2014年6月李克强在出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后首次访问英国时，得到了伊丽莎白女王亲自接见，这一相当于接待国家元首的礼遇凸显了中国在英国政府心目中的地位。今年3月初，作为近30年来首次访华的王室成员，英国未来的王储威廉王子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手将他祖母邀请访问英国的信函交给习近平主席。
当然，对中国来说，英国在努力改善对话关系过程中所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是在今年3月不顾美国反对带头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简称)，这为其他西方国家的纷纷加入铺平道路。
而到今年9月下旬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抵达北京时，两国之间的热络程度看起来达到了顶峰。在那次排场大得不亚于首相级别的访华行程中，奥斯本不仅力挺正处于转型难关中的中国经济，还进一步将英国称为“中国在西方的最好合作伙伴”。他频繁地使用“（英国应该）奔向中国”、“（英国和中国）将粘在一起”、“西方没有哪个国家比英国更欢迎中国的投资”这样热情洋溢的话语来形容英中关系。正是在这次访问中，奥斯本第一次提出了后来得到两国广为传扬的中英“黄金关系”和“黄金十年”概念。
在奥斯本的那次访华一周后，习近平踏上了出访美国的旅程。与此相比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奥斯本在北京和上海之后还出人意料地访问了近年来局势敏感的新疆，这显然是为了呼应习近平倡议的“一带一路”战略，并为英国企业寻求其中的潜在机会。作为对此的投桃报李，习近平将访英行程中伦敦以外的唯一地点放在了曼彻斯特，显然也是为了呼应奥斯本提出的将英格兰北部（曼彻斯特一带将是其中心）打造成为继伦敦之后英国第二个全球经济枢纽的所谓“北方经济引擎 (Northern Powerhouse) ”。
还未消除的顾虑
卡梅伦和奥斯本知道大步走近中国对英国和他们自己意味着什么，正如奥斯本曾经说过的：“我希望在对华关系上冒一点险，推动英中关系发展，从而真正为我们国家带来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
他们很清楚这将使自己在国内面临巨大的反对声浪，在西方盟国那里受到批评。的确，近年来，许多西方媒体和政界人士铺天盖地地使用“彻底投降”、“见利忘义”、“出卖原则”等令人难堪的字眼来形容卡梅伦政府对待中国的态度，不由得令人联想起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觐见大清乾隆皇帝时拒绝“叩头”的往事。
不过，他们更清楚，这将赢得北京方面的赞许，他们认为值得为此“冒一下险”。就在奥斯本访华结束之际，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China Daily)满意地称赞中英关系呈现出“理想而和谐的景象”；就连《环球时报》也盛赞了奥斯本只谈生意，不谈人权的“谦虚务实姿态”。而习近平主席本人则在出访英国前夕接受路透社书面采访时赞扬道，“英国表示愿做对华最开放的西方国家，这是一个明智的战略选择……”
但这似乎并没有打消英国和西方大部分舆论的顾虑。
首先，质疑者认为，卡梅伦政府“迎合”中国的软弱姿态让英国在中国面前得不到尊重，而且这不仅无助于实现英国的在经济上的诉求，反而可能会让“素来只信奉实力”的中国政府认为英国“好欺负”而施加更大压力。长期来看，这不符合英国的外交利益。
第二，一些普通英国民众还担心中英经贸交往中技术性层面的许多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双方的经济关系是缺少互惠和不平衡的——英国似乎准备向几乎所有行业的所有中国企业敞开投资的大门，但中国却依然实行严格的市场管制，不可能让英国企业进入电信、银行、汽车和能源等领域。他们还担心中国企业投资英国只是为了挤入当地的供应链，向英国倾销国内过剩产能，甚至引进大量中国工人……使英国几乎无所收获。
许多人认为，核电、高铁等行业的开放有可能对英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他们也信不过中国的相关工程技术和运营服务质量。
中英双方在习近平本次访英期间签署的所有合作协议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位于英格兰西南萨默塞特郡(Somerset)的欣克利角C(Hinkley Point C)核电站工程。这是一个总投资高达245亿英镑的项目，是英国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也是2011年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后权欧洲新建的第一座核电站，2025年建成发电后将会满足英国7%的能源需求。竭力想要促成中国投资的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为项目提供了20亿英镑的英国政府担保。经过数月的谈判，最终在10月21日习近平主席见证下达成最终协议，中国国有的核能集团中广核公司联合中国核工业集团，将投资60亿英镑，持有由法国电力(EDF)牵头兴建的这个核电站33.5%的股份。根据该协议，中广核还将主导未来位于埃塞克斯郡(Essex)的布拉德韦尔(Bradwell)核电站的设计和建造，该公司将持有布拉德韦尔核电站项目66.5%的股份，并将持有萨福克郡(Suffolk)塞兹维尔(Sizewell)另一座新电站的一定股份。
英国政府的热心主要是为了达到某种象征性的效果，意在展示英国“没有什么领域是中国不可以涉足的”的开放态度。不过，这个项目本身却因为工程期限、成本和风险而在英国引起了巨大争议。
相形之下，对于计划中连接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和谢菲尔德等北方重要城市的HS2高速，英国方面只是表示欢迎中国企业投标申请这条将于2017年开工、总价值118亿英镑的高铁的运营权或投资沿线的外围项目。到本世纪30年代这条铁路正式启用时，相信已经很少有人还记得，中国第一条铁路正是英国商人于1876年在上海的违规铺设的（吴淞铁路，后被中国政府买下并拆除，重建后成为淞沪铁路）。
难以平衡的两种“特殊关系”
卡梅伦政府承受的最大压力可能会来自西方盟国。今年3月，当英国政府宣布加入亚投行时，奥巴马政府抨击英国“不断迁就”中国，“让我们感到沮丧的是，英国几乎没有与美国协商就这么做了。英国不只是削弱了美国，它还削弱了整个G7”。
3月12日，英国向中方提交了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的确认函，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
长期以来，英国的对外政策一直建立在英美特殊关系的基础之上。现在，英国似乎已经认为，必须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形成一种新的“特殊关系”，否则就将错过这班驶向明天的高速列车。
奥斯本相信，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经贸联系对英国的未来至关重要；而学生时代法语学的就不好的卡梅伦现在甚至已经要求英国年轻人不要再紧盯着法语或德语，应该将汉语放在最重要的外语地位上。“我希望英国与全球增长迅速的经济体建立联系，这包括让我们的年轻人学习他们的语言，以缔结未来的商业协议……等到今天出生的孩子从学校毕业时，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但这两种“特殊关系”可以同时维持吗？或者说，它们能够不相互损害吗？
卡梅伦和奥斯本似乎相信自己是能够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的，因为中国的对外政治争端集中在太平洋，而英国离那里很远，而且也不像100多年前那样在那里拥有强大的军事存在。他们可能还会认为，英国并非西方国家中唯一对华将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已经踏上她当选德国总理以来的第8次访华之旅，而法国人在与中国的交往中也经常把商业利益置于西方政治同盟之上，甚至美国自己也小心翼翼地试图避免让它和中国之间的政治争端成为阻碍两国间不断扩大的经贸关系的障碍。
迄今为止，英国的押注似乎是对的。我们并未听到美国对它的公开非难或要求，但随着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推进，英国目前这种“脚踩两头船”的机会主义式路线很可能会越走越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前进方向。
而从中国这一方面来看，似乎还不能说卡梅伦及其阁僚的努力就已经赢得了自己的信任。
世界现代化的教科书
作为一个昔日大国和新兴大国的相逢，中英两国的“黄金时代”有点像世界的过去与世界的未来之间的一场恋爱，双方的诉求是存在显著差别的。简单地说，负债累累、尚未恢复元气的英国更希望通过与中国发展更紧密的关系而收获经济上的得益，例如对中国的出口和中国对英国的投资；而渴望获得承认的中国则可能更希望借助英国在历史和当代的独特地位来谋求更多政治上的利益。
正如《卫报》在一篇评论中富有历史意味地指出的，18世纪的文化差异，在今天的21世纪仍然存在，而且与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内在抵触有关。“（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那时，英国希望将自己的政治力量转化为商业优势；现在中国希望将自己的商业实力变成政治优势。”
对中国来说，首先，英国与中国在21世纪的最大竞争与合作对手美国有着特殊的关系，中国既可以期待一个友善的英国扮演中美之间值得信赖的中间人的角色，又能够通过争取英国来在一些对中国至关重要的政治议题上分化西方的同盟关系，就像今年春天英国无视美国的担忧和反对加入亚投行。
其次，英国历来是自由贸易和开放型经济政策的最坚定拥护者，而这对深化中国和欧盟之间的经贸合作大有裨益。今年恰逢中欧建交40周年，卡梅伦也的确一再呼吁欧盟与中国开启贸易协定谈判。英国在欧洲的重要地位还有助于中国加强同欧盟的关系，这符合中国所一贯倡导的“多极世界”的理想蓝图。当然，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国在欧盟的未来，因此很少评论他国内部事务的中国政府一再表示，希望英国留在欧盟，并希望苏格兰留在英国。
此外，英国在英语、法治环境、领先技术、文化创意产业以及音乐、电视、流行文化等许多领域拥有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而这些都是重要的“软实力”，也是中国所欠缺的和亟需迎头赶上的。
但在我看来，虽然英国的确早就已经失去了它的“日不落”帝国，在于中国的合作中，英国可能也的确已处于地位较低的一方，但这绝不是我们可以不尊重、甚至轻视它的理由。英国仍然是一个世界大国，仍然有实力继续在世界事务中扮演积极角色，相信这一点不仅中国，全世界都不会否认。更重要的是，英国就是一本世界现代化的鲜活的教科书，正在急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几乎可以从其身上学到一切需要的东西：大国的使命与责任，对待世界的睿智和远见，对外交往中始终将现实利益放首要位置的理性态度，以及坦然接受世界历史潮起潮落的心胸……
在结束这篇文章时，我突然想起前几天在微信里看到的一个段子：伊丽莎白女王要听英国首相关于习近平访问的汇报，于是卡梅伦前去拜见女王陛下：“老佛爷，洋人要来给我们修铁路，洋人还要在我们这里建一种叫核电站的危险之物……”
这个段子一下子把我们的思绪拉进大跨度历史的视野中。中国官方编纂的历史书将1840年确定为所谓“近代史”的开端，中英之间在那一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百年屈辱”的大幕。在大跨度历史的视野中，无论是今天的“黄金十年”还是昔日的“百年屈辱”，都只是文明兴衰转瞬即逝的瞬间。但它在令我们唏嘘不已的同时，还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更多和更有价值的思索呢？
我个人认为，理解英国的昨天和今天，就理解了现代世界的进程和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