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老师的书斋名为“书满为患斋”，一个形象的名字，也是一个史学家最好的名片。在书斋中听杨老师侃侃而谈，更能体会到他对于历史的尊重，也更能理解为何他能创作出如此多的历史类大作。
研究民国史和民国人物者很多，但研究民国各色人物而有成绩者较少。杨天石老师很少搜集一般性的资料为一个人物作全传，他常对前人不注意的问题或疑难的问题寻找第一手资料，将问题解决。金冲及先生在为杨先生的另一书作序时说：杨先生喜欢解答“人们感到迷惑的问题”。
研究历史人物像研究历史事件一样，离不开史料；新史料的开放以及在新史料中发现问题，往往使某些历史改观、使某些历史人物改观。杨天石老师研究历史人物，喜欢用新史料就某一点突破，他只要知道哪里有不易看到的珍贵资料，必然尽量设法去看。以对蒋介石的研究为例，早年杨天石老师克服许多困难，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阅读蒋介石日记的断简残篇，虽然所费不赀，但仍锲而不舍。
找到了史学研究的富矿
因蒋家后代将蒋介石日记移交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并对外开放，杨天石老师如获至宝，先后两度赴美阅读资料，并已写就作品若干，包括《不抵抗主义是谁提出来的》、《蒋介石建议国共两党合并》、《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应对》、《蒋介石正告丘吉尔：藏事乃中国内政》、《共产国际的解散与蒋介石进攻延安计划的撤销》、《蒋介石查处孔祥熙等人的美金公债舞弊案》以及《论国民党的社会改良主义》等。
杨天石老师早年研究哲学、文学，并有治史经验，自1978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从事专业研究工作以来，已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杨先生专门研究民国史和民国人物，从他的历史著作看来，他的哲学和文学素养对他的历史研究和写作有一定的影响，譬如论证严密，长于辨析；譬如叙事常有悬疑性，然后以动人而细腻的文笔，为读者解惑。杨天石老师的历史研究成果出版者有两方面：一是民国史的通论性著作，包括与多位学者共同完成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和第二编第五卷，史事大多涉及民国史的北洋时期；一是民国人物的研究，散见结集所出版的各书，而新出版的“杨天石评说近代史”（七卷本）所收文章最多。
因蒋介石研究享誉史坛
杨天石先生以研究蒋介石享誉史学界，不是偶然的。蒋介石是民国史上的一个中心人物，有一段时间，中国许多人曾经追随他、崇拜他，因此产生了一些神话性、赞美性的史料与史学；但也有一段时间，蒋介石是全中国大部分人唾骂、打倒的对象，因此产生了一些污蔑性、妖魔化的史料与史学。
令人兴奋的是，最近20年来，历史学界对蒋介石的研究，已逐渐摆脱政治宣传和个人好恶，以实事求事的态度，重新评价蒋介石。这是一条学术的路。
蒋介石自大陆撤退至台以后，有一段时间，许多台湾人歌颂他的领导，肯定他对台湾的生存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但最近这些年，一部分人出于政治目的，转而攻击蒋介石和他所领导的垄断政权，对其丑化、污蔑无所不用其极。
数年前，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先生赴台湾讲学，曾说：“蒋介石的地位在大陆有上升的趋势，在台湾有下降的趋势。”大陆的蒋介石研究已从政治走向学术，而台湾却又从学术回到政治。直到最近，台湾史学界始有一些学者，趁着蒋介石档案和日记开放的时机，开始从学术上重新推动蒋介石研究。
蒋介石曾经是左派
蒋介石是一个复杂人物，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面相。
在作品中，杨天石尽可能地还原历史、追寻真相。比如，许多教科书上称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际上，从历史资料看，孙中山一直讲的是“容共”，在孙中山现在留下的文件里面，并未找到“联共”二字。
“联共”和“容共”一字之差，有很大的不同。“容共”的意思是，国民党是主体，容许共产党参加，共产党不是主体，这是第一；第二，不平等，两党之间不是平等关系。就目前的史料看，第一个把“容共”的提法改为“联共”的，就是蒋介石。
杨天石认为，如果把时间定在1924年、1925年这两年，可以说蒋介石是响当当的左派。蒋介石当年讲过两句话：“没有共产主义内容的三民主义是假三民主义”“没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是假国民党”，这是很进步的语言，当时没有人超过蒋的水平。
有人说，杨天石的研究是在替蒋介石“翻案”。而杨天石认为，“大陆有学者认为我只凭蒋的日记做研究是一家之言，我认为，这是一个误会。两岸学界都有质疑反对的声音，我想，这与每位学者的立场、经历或者情感因素有关，并不奇怪”。
蒋介石反苏也反美
通过研究，杨天石发现，蒋介石对苏联和美国都有反感，但在表面上很客气、很友好。
1941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节”，在重庆的蒋介石这一天做了三件事：一到苏联驻重庆大使馆，向苏联大使致以节日的祝贺；二把在中国帮助中国抗战的一批苏联专家召集起来，请他们吃饭；宴会结束，又请苏联专家看戏。而在当天的日记里，蒋介石却大发牢骚：“俄政府自去年以来对我之侮辱蔑视，干涉我内政，明白掩护共党，而且在新疆擅设飞机厂，侵犯我主权，不一而足。此种赤色帝国主义者以情理论，本已不足为友，而且不讲信义，专恃强权，再未有如此之甚者也。”
对盟友美国，蒋介石的思想更复杂、多面。蒋介石到台湾以后，一方面他要依靠美国的帮助，美国人借给他钱，卖给他武器，第七舰队还要在台湾海峡巡逻来保护他，所以蒋介石在外交公文里面十分感谢美国人，强调台湾当局和美国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可蒋在日记里却说美国是“一个不讲道义的国家”，说美国不是要做中国的朋友，他是要做中国的主人，如果跟着美国人走，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被抛弃。
蒋介石在日记中还讲，美国人帮助台湾，是为了让国民党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看门狗。可见，表面上对美国友好的蒋介石，内心对美国恨之入骨。恨到什么程度？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在美国去世，作为妹妹的宋美龄当然要从台湾赶到旧金山去吊唁。但是蒋介石不让她去，蒋在日记里说：“我绝对不愿意我的家人踏上美国的土地。”
史学研究应遵从真实
在学界，杨天石以最早开始研究蒋介石日记而闻名，在他看来，“关于蒋介石日记的史料价值，我从来没有全盘肯定。相反，我多次讲过：研究中国的近现代史，不看蒋的日记是很大的不足，但看了以后什么都相信，也会上当受骗。这是我对蒋介石日记史料价值的比较全面的看法”。
其实，无论对民国史的研究还是对民国人物的研究，杨天石先生都有许多突破，譬如对中山舰事件的研究、对蒋介石抗战决心的研究、对蒋毛关系的研究等，皆为史学界所乐道。杨天石老师所以能在研究中有所突破，主要得力于他的功力与学养。所谓功力，就是肯在史料上下功夫；走访国内外，凡能找到的、看到的、前人所未用的第一手史料，他必然不辞劳苦前往阅读；尽量从第一手资料中寻找问题、解决问题，绝不人云亦云。所谓学养，就是本着哲学、文学、史学的训练，坚守学术独立的本位，坦然面对历史证据，重建被污染已久的历史，遵从真实，遵从内心。
历史上，国共两党有过两次合作、两次分裂。合作时“兄弟般友爱与团结”，分裂时彼此斥对方为“匪”。这其中有是非之争、原则之争，正义与非正义之争，但也掺杂着误会、误解、隔阂以及与派系对立伴生的猜忌和敌意。清理这段历史，有揭示真相、化解恩仇的作用。
总体看，近代史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民主、均富和现代化的历史，总结这段历史，有助于鉴往知来，为中华民族此后的发展“导夫先路”。
一份难得的历史大餐
杨天石老师年轻时志在文学，但造化弄人，最终走上了研究历史的道路。一转眼，已经30余年。面对历史学的汪洋大海，他常生去日苦多、所成无几之叹。不过，有一点可以告慰读者的是，他一贯以揭示历史奥秘、追求历史真实为鹄的，决不做讳饰历史、扭曲历史的勾当。
民国史充满着政治斗争，治民国史有其特殊的困难。在这个领域内，政治的干扰和影响最多，未经厘清的史实最多，观点的对立和分歧也最多，杨天石老师的希望是：在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下，海内外学界切磋讨论，问难攻防，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使民国史著作的科学水平日渐提高，逐渐臻于真实、客观、公正。
“青史凭谁定是非？”《晚清风云》、《民初政局》、《崛起与北伐》、《外患内忧》、《奋起》、《抗战与战后》、《数风流》七卷作品，犹如一条主线，串联起近代史的脉络。虽然《杨天石评说近代史》系列仍有未尽之言，但正如杨天石先生所说：“我说的都是实话，但实话我没有全说。”
追求第一手资料，探索留存的手稿，杨天石老师在很多关键的节点，展现了其他作品不曾达到的高度，有血有肉，有张有弛，呈献给我们一份有分量的历史大餐。
紫君/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