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谈话录：1986-2008》吴琦幸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
1986年，初入师门的吴琦幸与王元化
2004年，王元化录赠吴琦幸的诗作
吴琦幸
在王元化先生的后二十二年中，作为他的一名学生，我深切地感到，他首先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模范老师，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教益和启发，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师生之间学业上的收获。无论是从人格、道德、社会关怀、正义感，还是他深刻的反思精神及其内容，王元化先生都无不成为影响我人生道路、治学和为人的支援力量，这种力量，也鼓舞着我在他去世之后，比他在世的时候花更多时间关注、研究他的学术和思想。
1986年11月13日我正式到王元化先生家上课。我的日记写着当时的情景：“此时的王元化先生，刚刚卸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一年多而已，丝毫看不出官样，一派传统学者的儒雅风度，眼睛中含着一种睿智的光芒，盯着你看的时候有一种执着，似乎要看到你的心里。他让我在旁边单人沙发坐下，然后看着我，脸上充满着一种别样的和蔼，右手在沙发靠椅上，不停地用手指弯曲重叠，似乎有书写毛笔字的意思。他很随意地问我读了些什么书。我说自己在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工作了四年，古籍所读了三年硕士，对文化与文字有爱好，曾经在罗君惕家中从头到尾学过《说文解字》。他频频点头。王元化先生是一位很好动的人，他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无论是神情还是坐姿，虽然都进入听的角色，但有时插话，这是他关注他人谈话的最好方式。在我讲到古文字、训诂、词典的时候，他不断地强调，训诂考证非常重要，小学是中国古代的一门基础学科。你有这样的基础，是非常有用的，任何学问都离不开小学训诂。然后问了一下我的硕士论文，读了哪些书。讲到版本目录，他并不陌生，随口说了一些关于《文心雕龙》方面的版本和石刻的情况。跟他相处不一会儿，就会从他身上感受到一种真诚和儒雅之气。一段话突然在我的脑海中腾起，那是《歌德谈话录》中艾克曼第一次见歌德时候的印象：‘他的褐色面孔沉着有力，满面皱纹，每一条皱纹都有丰富的表情！他的面孔显得高尚而坚定，宁静而伟大！他说话很慢，很镇静，令我感到面前仿佛就是一位老国王。可以看出他有自信心，超然于世间毁誉之上。’”
他的讲课是开放式的，在吴兴路住宅的客厅或者书房里，那个集聚学生们求学求知的欲望而生气洋溢的小小环境中，我度过了三十个月。谈《文心雕龙》，谈文化史研究，谈“五四”运动，谈样板戏，谈《新启蒙》，围绕着最新的政治、文化、理论问题坦率地谈他的看法，常常切中要害。他自己说，我在写文章之前，先要在脑子中反复思考，我跟你谈，也是思考的一个过程，你也会给我很多的启发。当时正是80年代中后期，理论界有着前所未有的激情，年轻人更是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哲学、思想新成果，各种思潮兼容并蓄，异常多元。海外思潮不断涌进，冲击着禁锢将近三十年的中国学界和思想界。那是一个多么令人振奋的年代啊。先生讲的题目往往超越我的话题，是他最近的所思所虑所写的文章，也是当时学术界思想界正在探讨的题目。谈得兴起，他就站起来，在客厅中踱着步，高昂着头，慢慢述说着，那种神情，如入无人之境。在90年代的反思中，先生对80年代的某些思考和研究作了反思，说那段时间心浮气躁，没有什么东西可留下来。但是我觉得他当时关于中国文化的思维模式、关于样板戏的问题、关于顾准、关于人文精神的下降、文化的滑坡等，阐述得非常深刻，直接下启晚年对于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冲击的思考。即便他在90年代重新思考“五四”的问题，部分改变了80年代的观点，但很多思考内容也不可偏废。我认为，如果没有80年代的所思所历，就不会有90年代王元化的第三次反思。
……
个人觉得纵观王元化先生反思成果，最有贡献和最有价值的是他晚年的第三次反思。其主要内容为对“五四”激进主义的清算和对卢梭《社会契约论》及其在中国影响的基础研究。……
2007年7月19日跟我谈话时，他说对以前的认识论怀疑了，否定了，“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人的认识，人的力量，人的理性的力量是有限的。苏格拉底有一句话，‘我知我所不知’。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往往缺乏这种东西，后来我补充了，说孔子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同样提出了这样一个几乎相同的命题，就是说，我有很多东西不是我能够知道的。”他强调“我的第三次反思主要问题在这里，不是你刚才讲的批评那些激进主义和‘左’的问题。激进主义的根本核心是在这个问题里，当然激进主义我是批评的。”
这就给研究王元化思想历程尤其是第三次反思带来了新的课题，他自己认为第三次反思的核心并非是探讨了激进主义、功利主义、意图伦理或国家学说等等，这些仅仅是他思考的外围而已。真正的反思则是他尚未完成的有关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世界观的问题。一位耄耋老人，到了临终还在思考自己的最基本的世界观。这是一个新的课题。为什么王元化在临终之前想到了他的最后反思聚焦在认识论的问题上，隐隐中又把这个问题的提出作为重要的第三次反思内容？值得研究。但他已经缺少时间和资源对这个问题再反思了。我觉得，王元化先生反思到最后，并不把他的有关思想文化的一些论断作为他的最重要的反思成果，而反求诸己，将自己的认识论放到反思的层面上。这对我们有一种启示，对于认识世界不能过于自信，而要怀有一种敬畏之心和怀疑之心。当然我们无法知道先生的反思的最后成果了。但是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他带着怀疑的眼光促使他放开境界，开始思考整个世界和人生的终极关怀，令他对于现代化产生的物质无限丰富、人的消费主义欲念无穷膨胀而感到悲观。这种带有宗教式的救赎式的思考是他最后给我们的思想财富。
他的晚年是孤独的，这是先生跟很多人说过，而在他人生最后阶段则是悲观的。一向崇尚19世纪人文精神的王元化先生，当看到当今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横行下的社会，亲情和友情在物欲下的淡漠，职业道德和人文底线渐趋消退，悲观笼罩着他的整个心灵。他的这种悲观心情，在跟林毓生先生的通信中表露无遗，当读到林毓生先生翻译的史华慈的临终遗言《中国与当今的千禧年主义——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事》一文，在心中更产生了巨大共鸣，东西两位哲人在迎接物质无限丰富的21世纪的到来，居然用的都是悲观的心情和声音。
记得王先生2007年6月因病住院之前，在庆余别墅中写了一幅书法长卷，赠送给林毓生先生。他托我7月份回美把这幅长卷带去，挂号寄给林先生。这幅长卷摘录林毓生先生写给王先生的信，译介韦伯关于人类前途由于丧失价值理性而视工具理性为其目的，导致整个世界“专家们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却在想象中以为自己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文明水平”。这种担忧在史华慈先生临终遗言中描述成为实实在在的“堕落”——“针对失控的消费主义所激发出来的各式各样的欲望，市场经济这门‘科学’可以提供种种使之快速满足的办法。”整个社会陷入一种特权阶层通过发表私人意见的权力来获取资本，而大多数没有机会变成名人的大众则从各种明星和所谓的艺术家的炒作上取得认同。这也正是王元化先生从青年时代就鄙视的庸俗、无聊的文学、艺术、乃至人格，如今却当红于世。他悲从心来。我想，这也是他最后对自己重新审视的原因之一吧。
王先生去世七年了，我们又见识了世界各种各样的变化。假定王元化现在活着，他会怎么说？（此文为《王元化谈话录》书前言，因版面篇幅所限有删节。）
2015年1月31日于洛杉矶白庐
《王元化谈话录：1986-2008》全书共计45万字，由作者吴琦幸依据其跟随王元化先生攻读博士期间的日记、笔记、书信、文章，以及2007至2008年的多次谈话记录整理而成，内容广泛涉及王元化的家世旧闻、问学经历、革命工作、政治起落、学术研究、著述交游等，对王元化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三次反思”，各项政治工作，文心雕龙研究，与海内外学术界的思想往还，他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学术风气、思想方法的认知和批评等，都有较为详尽的叙述和总结，并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材料。同时，该书也记录了王先生的家庭生活、师友交往，及其与病魔斗争的身心状况；记录了吴琦幸赴美求学的经历，与王元化保持的学术联系等。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思想文化发展脉络。——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