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诗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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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14
章诗依
1944年3月19-22日，为了反击一年前蒋介石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重庆《新华日报》连续四天刊载郭沫若的长文《甲申三百年祭》，由此掀开了一桩中国现代历史上著名公案的序幕。
文中，郭沫若总结明朝覆亡的原因，认为饥荒、官吏昏庸以及崇祯皇帝决策时的朝令夕改、轻信妄断，是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文章同时总结了李自成大顺王朝昙花一现的教训，认为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导致一众将领昏昏然，同时忽视了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加以李自成在用人上的失误，最终导致了悲剧的结局。
郭文对于明朝灭亡原因的总结，与当时最高领袖蒋介石的看法比较起来，明显是不和谐音。在蒋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这样解释明朝灭亡的原因：“明朝的末年，政治腐败，思想分歧，党派倾轧，民心涣散，流寇横行。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闯、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亡。”显然，与郭沫若文章更多地强调为政者的因素不同，蒋介石的看问题的重心，在“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影射的目的不言而喻。《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在国共两个阵营引发了不同的反响。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很快连发两篇社评，批评郭文把“断送国家，灭亡民族的流寇，夸扬为革命”，既是民族主义的“羞辱”，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玷污”，并指责郭沫若缺乏抗战的责任心，把“抗战建国途中的中国，比拟于宋末或明末亡国时代的中国”，“渲染着亡国的怨望和牢骚”。
共产党这厢，则把注意力集中于“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一主题。该年4月12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引为借鉴”。接着，《甲申三百年祭》被印成单行本，作为当时“整风”的参考文件，下发各解放区。
半个世纪后，作为“前车之鉴”语境中的著名文本，《甲申三百年祭》的地位仍然牢固。不过，从学术角度，则出现了质疑、商榷的声音。有人认为郭沫若写作此文时，手边资料不多，因此立论多有站不住脚之处。更有人认为，《甲申三百年祭》是影射史学的集大成者，难言严谨的学术作品。2005年，人民出版社将该文发表后国共阵营的交锋文字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争鸣文章汇集为《<甲申三百年祭>六十年风雨》一书，为这段公案留下了一份档案。
其实，《甲申三百年祭》在发表的当年影响之大，还可以从一个细微处可以窥见，那就是，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在1944年写作了两首七律诗，诗的题目也叫《甲申三百年祭》。这两首诗，收于《忏庵诗选注》（四川大学出版社），《<甲申三百年祭>六十年风雨》中没有著录。
胡先骕于1916年从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获得农学学士暨植物学硕士学位，1925年又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驰名国际的植物学家。出自这位植物学家之手的诗体《甲申三百年祭》，既有作者对1944年时局的观察，也有对其时个人机遇的感怀，因此值得关注。
诗前有序：甲申三月十九日明怀宗登万寿山自缢殉国，今岁甲申为其三百年祭，抚昔感今，辄成长句。
诗的第一首为：三百周年五甲申，痛余思痛益嚬呻。军饥民困今为亟，寇虐官邪辙又循。覆面漫追亡国咎，拊心翘望建邦新。天人消息应难喻，漆室徒伤事事屯。
第二首为：君非甚暗多炀蔽，臣尽行私少朴忠。闾左脂膏朘欲尽，朝端官府略相通。韦编殷鉴知非远，天禄周邦倘未终。莫咏黍离悲故国，还期告庙饮黄龙。
第一首，表达了作者对时局的深切忧虑。其中的“军饥民困今为亟，寇虐官邪辙又循”两句，可谓对当时军政大势的概括：经过7年抗战，中国国力日残，军需供应紧张，民生凋敝，而外来之敌日寇犹做困兽之斗，更加横暴，可叹的是，官吏贪腐之风仍然不绝。这一切，无疑都在重蹈覆辙。此处的“辙”，当然指明朝覆亡的事实。末尾两句“天人消息应难喻，漆室徒伤事事屯”中的前句，似与前举二句略有矛盾，因为既然已将事态与明末形势比附，就不该再说“难喻”。“漆室”形容危急的局势，“屯”是艰难之意，“漆室徒伤事事屯”，抒发的是作者对国事日非的悲观感受。
第二首的起始两句“君非甚暗多炀蔽，臣尽行私少朴忠”最值得注意，它们表达的是胡先骕对事态原因的看法。“炀蔽”来源于《韩非子·内储上》，喻意为佞幸擅权，蒙蔽国君。在他看来，作为当时国家领袖的蒋介石，是说得过去的，本身并不“甚暗”，但他被亲近的人蒙蔽，难免行差踏错，至于蒋介石的手下，在胡先骕看来，公忠体国者少，多是营私之徒。国是日非，这些人正是祸首。不过，诗的末尾，作者还是表达了对抗战胜利的期待之情，提醒自己不要陷入悲观情绪之中。
读到这里，自然要问：这篇诗体的《甲申三百年祭》，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有何关系？
答案是，胡先骕的《甲申三百年祭》，应该是看了郭沫若一文之后有感而作。这不但体现在两篇诗、文的同题上，更明确的证据，来自于诗中“君非甚暗多炀蔽，臣尽行私少朴忠”这两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开篇中，在评价崇祯皇帝时，引用了李自成《登极诏》中的两句话：“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并说此言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雅化”。胡先骕学贯中西，文理兼擅，但毕竟不是明史专家，最大的可能是从郭文中读到了李自成这两句话，认同这一看法，并化入自己的诗中。
值得注意的是，胡先骕的诗，尽管名为《甲申三百年祭》，但并没有涉及任何明朝史事，更没对农民军领袖李自成进行评价，他只是借用“甲申三百年祭”这个题目而已，诗的内容则完全直指时局，弥漫着浓郁的感时伤世情绪。究其原因，固然主要是时局危殆，令人揪心，一向抱有强烈家国情怀的胡先骕不能不忧心大局，而另一方面，也与他本人当时的际遇不无关系。
写作《甲申三百年祭》的当年3月，时任中正大学校长的胡先骕被免职了。中正大学由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提议创办，是一所综合性国立大学。成立之初，熊式辉向蒋介石推荐了7个校长人选，最终，得到各方首肯的中央研究院评议员、中国植物学会会长胡先骕成为中正大学首任校长。胡先骕任校长的四年间，广揽人才，仅从清华就聘请来20余位教授，同时严格治校，提倡学术自由与思想独立，使中正大学声誉鹊起。但是，在省主席熊式辉眼中，胡先骕不但“于学校用人行政，为人所非议”，同时“于人情事理不甚留心”，是个书呆子。这为胡先骕日后去职埋下了伏笔。
胡先骕的一些举动，确实不合时宜得扎眼。比如1943年4月国民政府调一些著名大学校长到重庆参加党政培训，胡先骕认为是对大学校长的侮辱，培训后拒绝写自传获得肄业文凭。
又如，1943年5月，中正大学青年剧社义演以赈济水灾灾民，《国民日报》一记者携女友无票入场，且举止无礼，结果在一片嘘声中被学生强制请出，第二天，《国民日报》刊登一则花边新闻，指演出“成绩欠佳，秩序尤成问题”，导致义演卖座受到影响，学生交涉不果，群情激愤之下，捣毁报馆。重庆最高当局要求胡先骕惩办为首学生，结果胡先骕只给参与学生记过一次，并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凡此总总，使胡先骕渐渐不受教育部待见。最终，在蒋经国向蒋介石汇报之后，导致胡先骕的“被辞职”。胡先骕认为，蒋经国向蒋介石进“谗言”，是自己被免职的直接原因。而熊式辉对他不满，则源于熊在学校安插自己的势力受到了胡先骕的抵制。无疑，在胡先骕看来，蒋经国、熊式辉都是“炀蔽”之臣。写作《甲申三百年祭》两首诗时，刚刚被免职的他，“君非甚暗多炀蔽，臣尽行私少朴忠”的感受难免格外强烈。
不过，尽管从大学校长任上被免职，1948年，胡先骕还是当选了中央研究院院士。
进入1950年代，胡先骕的命运变得坎坷、晦暗。他先是在举国政治、经济及文化向苏联一边倒的形势下，因为在著作《植物分类学简编》中独树一帜地批评“李先科学说”而受到批判，继而，作为当时中国少有的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始终难获学部委员资格。至于检讨、汇报，更是家常便饭。文革时，75岁的胡先骕终于在连绵的批斗、陪斗下，心脏病猝发辞世。
终其一生，胡先骕不但是一位植物学家，还是一个具有广阔视野的人文主义者。政治上，他是宪政主义者，文化上，则是保守主义者。在多位当年中正大学校友的回忆中，这位拥有哈佛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始终穿一袭深色长衫。听过胡先骕主持的讲座的人，都特别喜欢听讲座后他的总结发言，因为往往比原报告更深入更精彩，也更有条理化。在许多人眼里，其“学识渊博得不可想象”。
1960年，胡先骕将平生所作诗稿，交由钱钟书，请其代为选定，共得294首，逐年编次，题为《忏庵诗稿》。在短跋中，钱钟书对胡先骕的诗有这样的评语：“弯弓力大，琢玉功深，登临游览之什，发山水之清音；寄风云之壮志，尤擅一集胜场。”这与吴宓看法近似。吴宓肯定胡先骕以游览为主题的诗作，不过，他对胡先骕的其他诗作则评价不高。
回到诗体《甲申三百年祭》，按照现在的说法，此诗可谓向郭沫若所作《甲申三百年祭》的致敬之作。遗憾的是，历史教训的价值其实极其有限。即如胡先骕所致敬的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除了劝诫胜利者要防止骄傲，还有谨防“藏弓烹狗”的劝世之言。不过，在诸多悲剧面前，这些醒世之言，已被证明苍白如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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