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斌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比较微妙的是，周年的含义在于纪念70年前确立的世界秩序，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政治却在当今遭遇冲击。有言论称，中国世纪会在未来全面取代美国世纪，甚至中华民族的复兴将改变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所构建的世界秩序。这些话题背后有着浓厚的“中国威胁论”的影子。事实上，二战之后的世界秩序所遭受的挑战并非单纯来自东方世界，西方内部思想也发生过复杂的变化。
作为美国左翼思想代表的乔姆斯基，1966年到1976年期间公开参与如火如荼的“六十年代”政治。1967年在《纽约书评》上的一篇题为“知识分子的责任”的文章，使得乔姆斯基成为越南战争的主要反对者。与其它新左派不同，乔姆斯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美国二战结束后的外交政策上。《世界秩序的秘密》一书集中讨论了美国自尼克松到克林顿期间的外交政治经济议题，为我们搭建了左翼视角，窥探世界秩序变迁的思想脉搏。
二战结束之后，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工业强国，美国面临了如何规划世界秩序的问题。尽管从美国国务院到外交关系委员会都一致认为这个国家必须维护主导地位，但就实现的手段存在不同的看法。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备忘录中，国务卿艾奇逊的看法代表了右翼观点。这种观点强调在苏联体制内部攻破，从而依据适当的条件达成妥协的“击退战略”。美国国务院规划人员乔治·凯南于1948年撰写的“政策研究第23号”则代表了自由派的观点。
事后来看，凯南的观点代表了美国过往的外交战略走向。他清醒地认识到美国人“拥有50%的世界财富，但只有6.3%的世界人口，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无法不成为嫉妒和怨恨的目标。”由此，为了建立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秩序，就必须“停止谈论不明确的和不真实的目标，如人权、提高生活标准、民主化。我们将不得不以直接的强权概念与人打交道……理想主义的口号对我们的限制越少越好。”
正是在这种规划思路下，乔姆斯基认为，美国把世界格局纳入到了设计好的政治经济格局中，以便满足美国经济的需要。无论是威尔逊出兵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还是越南和广大的南美洲国家，其最终的目的乃是对世界新秩序的每个部分都委以特定的功能。在美国的监督之下，工业国家要接受作为“大工作坊”的德国和日本的指导；广大的第三世界的主要功能乃是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充当原料的来源和市场”，它们将作为被“盘剥”的对象而支持欧洲和日本的重建。越南战争和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正是为了服务上述总体目标，在各地建立工商企业统治秩序的必然需求。
由此，战后二十多年来的世界格局形成了乔姆斯基所谓的“三面世界”。第一世界是日元计价集团，它以日本为中心，包括周边的前日本殖民地。这个集团在二战时期被称之为“大东亚共荣圈”。第二个世界建立在欧洲，受德国支配。随着欧洲共同体的推进，它将是美国的强劲对手。第三个世界就是由美国支配，以美元为货币计量单位的贸易区域。
尽管是曾经的敌人，二战之后，美国选择了恢复日本的战略。凯南提出鼓励日本工业化的措施的同时，强调美国必须控制日本的石油供应和提炼，从而建立监督者的最后一道防线。按照乔姆斯基提供的数据，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只能控制自己石油供应的百分之十。由此，我们也能够理解美国对于中东石油的浓厚兴趣的根源所在。事实上，美国自身并不需要外来石油的供给。在1968年以前，北美的石油生产早已世界领先。但石油是美国主导和监督其谋划的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工具。菲律宾军事基地的建立也是以中东为目标，确保当地的石油资源不会屈从于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
在乔姆斯基看来，为了塑造世界格局，此后的冷战也成为了苏联和美国之间心照不宣的安排，而非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在传统观点看来，冷战是两个超级大国、两大阵营、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但是，从苏联对于东欧的干预路线来看，两国实力根本没有达到相互匹敌的层面。冷战不过是为双方塑造各自的敌人想象。因为美国这个强大的敌人，苏联巩固了军事官僚统治阶级的统治，而美国也由此让自己的民众为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慷慨解囊。在冷战的全球管理体制的安排下，美国开始针对第三世界发起战争，并控制了在欧洲的同盟国家；苏联以铁腕手段控制帝国的内部，以及东欧的卫星国。而冷战结束带来的世界格局变动不过是要为控制国内民众寻找新的敌人，以掩盖真相：真正的冲突在发达的少数人与不安的多数人之间。
媒体的出现与意识形态的塑造成为了安抚公众的重要技术。在大众媒介时代，政治话语出现了两种含义：词典意义与教条意义。以“民主”为例，词典意义的民主指的是人民能够以有意义的方式参与自己事务的管理；但教条意义却指的是由工商业及其精英通过代议制来决策。在乔姆斯基看来，这样的体制之下，公众只是“行动的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
美国的媒体只是教条体系的一部分，杂志、高校、学术研究机构一同构成了这一复杂体系。一方面，针对20%的政治阶级，教条体系成为他们做出决策的依据；另一方面，针对80%的民众而言，教条体系通过各种部门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在政治学家李普曼看来，置身大众媒介的民众们只能是“茫然失措的羊群”。美国特色的小报、情景喜剧、橄榄球超级碗的目的是使羊群们更加无助，不必劳神费心地关心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意识形态媒体的出现使得民众丧失了政治参与的权利。当20世纪20年代广播技术的出现，由于频道资源的稀缺性，政府不得不参与管理。在美国，广播资源被交给了私人企业。同样是在教条主义的政治概念之下，广播移交给私人权力被认为是民主，“因为它赋予人民在市场上挑三拣四的权利。”仔细琢磨，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奇怪的民主概念，它用私有企业的贸易自由的概念替换了民众参与政治的民主概念，从而权力的大小取决于金钱的多少。
亚里士多德曾经在《政治学》中说明，民主理应是人人参与的，以共同利益为目的。而为了实现这种参与式民主，必须保障两个条件，一是适度和充足的财产，二是持久的兴旺繁荣。换言之，“任何真正的民主国家，都必须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福利国家。”
在乔姆斯基看来，参与式民主一定以财富上的普遍平等为基础，而当代美国民主的弊端就在于没有减少贫困，而减少了民主。这种体制自美国国父麦迪逊开始就潜移默化了。“保护少数富人，使之免受多数人的攻击”，是《独立宣言》宣称的生命、自由与财产的真正含义。联邦党人之一的杰伊也提出“只有富甲天下，才能治理国家”。所谓的“民主”制度应当确保把权力交给能力超群、富甲天下之人。而其它公民只能以各种形式被边缘化和破碎化，表现为奇怪的选区划分，各种选举资格、组织工人阶级的联合、充分利用种族冲突等。唯一的改革就在于罗斯福的新政。
吊诡的是，左翼倾向的新政联盟却又因为美国上世纪的“六十年代运动”而破裂。美国政治学家迪昂曾经在《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中开篇提出“新左派和反文化运动为罗纳德·里根的上台铺平了道路。”美国“新左派”正是这场学生的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结果，也对世界秩序产生了首次思想冲击。乔姆斯基就是其中的新左派代表，前文所述的“参与式政治”就来自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1962年发表的《休伦港宣言》。其核心概念就是通过“参与式民主”，来对抗“富甲天下”之人的代议制民主。但是，当象牙塔中的学生与教师真正参与政治时，他们发现“参与式政治总是倾向于精英，因为这些更富有、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比那些阶级地位低的人，总是有更多的时间、金钱和资源投身政治。”与他们批判的对象——工商阶级的民主——相同，新左派的参与式民主也逐步沦为一种精英民主。
之所以发生这种奇怪的转变，原因在于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的主导地位改变了国内的民众政治基础。新左派的理论家马尔库塞观察到了这一变化：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工人阶级，早就因为乔姆斯基所谓的大众媒介而成为消费文化的俘虏，与资本主义一道成为了教条体系的一部分。在“从头到尾地严格控制公众的心灵，一如军队严格控制士兵的肉体”的传播体系中，无怪乎，乔姆斯基感叹到个人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抗这种变异，革命的任务落在了那些尚未被资本主义同化的校园知识青年、少数族裔、妇女运动、环境保护者和局外人身上。
当新左派将民众政治与社会的少数结合在一起时，它也与反文化运动结盟在一起，在美国国内掀起了一股文化革命的意识形态内战，最终导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里根保守主义政治的全面复兴。而在国际上，当乔姆斯基期望通过工人阶级联盟的力量来推动政治经济格局的改变时，他面临的却是古老文明复兴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从结果来看，乔姆斯基的斗争是失败的，从这失败中，也许我们可以反思，世界秩序本质到底是经济的还是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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