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曌
为奥斯卡·王尔德写传记几乎是不可能的：与其说王尔德是一个个人，不如说他是一种人格；几乎没有什么人完整看过他的作品，可是我们好像熟悉他说过的每句话；他是如此耀眼、如此辉煌、他是无可争议的天才人物，可是他的每一点所做所为似乎都能被凡人所理解和同情。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利希滕贝格，他是那个巍巍若玉山之将崩的嵇康，他是写作“围城”时的钱钟书，他是英语语言艺术的凯撒，他是没有成为皇帝的李煜和赵佶。可是当他哭着、笑着、开心或是忧伤的时候，他就是每一个我们 或者是我们希望自己哭着、笑着时候的样子。
理查德·埃尔曼，虽然他也许是二十世纪最好的、最重要的文学传记作家，虽然他的《乔伊斯传》几乎是无可挑剔的杰出，虽然他花了近三十年时间去了解、研究王尔德，虽然他为了这本《奥斯卡·王尔德传》耗尽了自己剩余的全部生命。在那个长长的关于王尔德的书单上，这本书也许可以排在头三名的位置，甚至可能占据榜首，但是我们无法期待通过读这本书来了解王尔德。其他任何一本关于王尔德的书从那本蹩脚的，王尔德被判入狱三个月后就匆忙出版的《奥斯卡·王尔德诸事》，到王尔德的直系曾孙莫林·霍兰德编撰的《王尔德相册》(The Wilde Album）还有那许许多多关于王尔德夫人的、王尔德美国之行的、王尔德手稿本研究的、王尔德戏剧评鉴的书籍，我们都无法认识他。事实上，在阅读了十几本王尔德自己的书和关于他的书之后，他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他是如此天才，如此钟情于生活，如此闪亮，他是一个真正的、而不是被塑造出的超级明星，从所有的角度我们都可以去欣赏他他对于世俗生活那丝毫不留情面的刻薄，他那令人印象深刻的、永远凝视我们的肖像，他的永远让我们感到快乐的作品，他那自我毁灭的人生历程但是理解王尔德，你就必须成为他。而我们尽管有那么多，那么强烈的成为王尔德的冲动，但是谁也无法成为王尔德。他毕竟是一个天才，他毕竟是王尔德。
这本出版于近30年前的《王尔德传》终于有中译本问世，却也是一件幸事：虽然我们无法从这本传记中了解王尔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艰苦卓绝的努力。埃尔曼的这本书首先是一本好的关于王尔德的历史记录它事实准确、在局部和整体间取材得当，其中的每个章节都可以扩写成一本小书，或是成为一片文学史博士论文的题材。它的叙事也是一流的中译本在这一点上也做的很好，既没有阴阳怪气的翻译腔，也没有拿着中文的俗语硬套，而是以流畅而精彩的文辞，叙述一个一个妙趣横生的故事。我们可以想象，王尔德的天堂，也许就是他斜躺在松软的沙发里，环绕着喜欢听他玩笑话的朋友，开着一个一个关于这无聊的上帝的玩笑。
埃尔曼对于王尔德对于生活戏剧性渴望的刻画非常详细，他引用了弗兰克·哈里斯的话说 (像埃尔曼提醒读者那样，哈里斯并不是一个好的第一手资料的来源，所以这话本身未必可靠，但是它仍提供了一种写照），王尔德上学的时候常常对同学说，他觉得自己一举成名的最好方式是，在“女王对王尔德”的诉讼中成为那个被告 (到今天为止，英国的刑事诉讼，公诉方一方都以“女王”或是“国王”作为代称）。埃尔曼同时提到，王尔德的同性恋行为被抓住不能被看成是偶然的虽然昆斯伯里侯爵是最险恶的一个对手，但是，王尔德在他所雇佣过的男妓中间已经留下了太多的证据，其中很多都反复向他勒索金钱，但是王尔德似乎从未真正着意去伪装自己即使是那暂时消除了王尔德是同性恋这一说法的结婚的决定，也是王尔德和康斯坦斯确实互相吸引，互相需要，也经历了一波三折。他们两人也留下了两个可爱的孩子，王尔德对他们的爱也是发自内心的。在诸多证据之下，我们只能认定，王尔德确实接受了同性之爱他享受其中不能自拔，也不想刻意伪装，遇到意外他也会去处理和应对，但在最终的判决落下之前，他似乎总觉得，结局不会那么糟糕。上帝作为一个剧作家，不会如此没有美感，不会如此残酷。
然而，生活的剧作家不是上帝。而是人。在王尔德这出剧里，决定结尾的是陪审团和法官。对于这群既不太好也不算坏的人来说，美是只能仰视的，美太迫近了则会对不美的生活产生威胁。这种威胁虽然也许不会变成伤害是令人感到害怕的。而恐惧相比希望，是更能够促使人们行动起来的力量。澳大利亚的知名作家、汉学家李克曼曾经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他在一个咖啡馆喝咖啡写东西，广播里是嘈杂的广告和流行音乐，人们也一直吵吵嚷嚷，虽然不是怡然自得，但是大家也不觉得难受。突然，收音机被切换了一个台，传出来的，是莫扎特的曲调，悠长、动听，一下子，整个人群都安静了。有那么一两秒，每个人都不知道手脚该往哪里放了。还好来了一个救星，一个人大踏步走到收音机前面换了台，又是广告和流行乐了。人群仿佛是长长喘了一口气，恢复了刚刚嘈杂、混乱的“正常”状态。在讲述完这个故事之后，李克曼写道，是莫扎特太优雅,人们不懂的欣赏吗? 不是，人们都认得出那个美来，而且，恰恰是因为每个人都认得出这个不合时宜的美，所以人们才一定要换台，才一定要关掉它。对于美的毁灭，和对于美的创造一样，都是人的原始欲望。
王尔德不会低估人性中恶的、破坏性的一面。他也意识到了，自己可能成为这一面的牺牲品。自我牺牲对于王尔德来说，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他从未写过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悲剧，也不会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悲剧英雄”。如埃尔曼所分析的，王尔德“也许会感到成为一个受难者是光荣的”，但是，“他更倾向于不成为一个牺牲品。”（he liked better not being victim-ized.)这里，王尔德对待天主教的态度是可以互为参照的，在牛津期间，他一度想皈依天主教，即使那意味着他可能丢掉所有的遗产继承权，他被罗马那宏大魅力的仪式感所深深吸引，渴望亲身的体验；但是最终，他在受洗那一天选择了放弃，在他应该出现在教堂的那一天，他送上了一个木头盒子，里面装了一束百合花。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更为微妙，更为复杂的姿态。在王尔德被送上法庭之时，他似乎一直在矛盾着，与有罪的判决相比，立刻的流亡似乎并不好到哪里去，隐姓埋名的生活和牢狱之灾一样会摧毁他。因此，与其说王尔德的应诉决定是他悲剧性的选择，不如说他的悲剧，像是一种阴暗的病魔，从一开始就潜伏着，发作只是时间问题。
最后，这本《王尔德传》似乎也是一本不错的《为美与天才的辩护书》。埃尔曼无疑是喜欢王尔德的，因为他爱美、爱天才，在他的文字中无处不流露出这一点，对于到最后还亲近、守候在王尔德身边的人，埃尔曼不吝赞美之词，而对于背叛了王尔德的人，包括王尔德最亲密的爱人也是最大的敌人道格拉斯勋爵，埃尔曼成功刻画出了这个“贪婪、狂暴、残酷”的男孩形象，读者很容易意识到，道格拉斯和他所憎恨的父亲昆斯伯里侯爵其实有着一样的性格，所不同的仅仅是他有着“年轻的美貌”。美与天才是需要一个能够欣赏的社会去培育的；而汪洋恣肆的艺术表现，则是需要一种相对宽松的道德环境去容纳的。不过，在有些时候，我禁不住怀疑这种对王尔德的同情太过分了些。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埃尔曼把王尔德称作是“跟布莱克和尼采一起，他提出，善与恶并不是它们表面看上去的那个样子，道德标签无法应对复杂的行为。”然而，这并不是王尔德或是尼采、布莱克才有的特点，在世纪之交活跃的现代作家中，几乎没有什么人认为善和恶是非常简单的，道德标签可以代表一切。紧接着，埃尔曼写道“（王尔德）伟大的之处部分就在于，他要求对社会的受害者施予更多的同情。”一个作者，或是一个知识分子，哪怕是一个普通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愿，我们无法看出这如何能够体现出王尔德作品的“伟大”，更无法知道他何以可以与尼采、布莱克、弗洛伊德并列。
埃尔曼在这一段话的最前面强调，王尔德”一直以最文明的方式解剖他所处的社会，对其伦理进行彻底的反思。”我想，这样的话也许要遭到王尔德本人的嘲弄吧。他并不是什么社会病根的医生 - 我们从王尔德的作品之中，也看不出他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是病态的时代 - 恰恰相反，王尔德似乎非常喜欢生活在自己的时代，他真诚的享受着周围的社交生活，即使在他最穷困潦倒的时候，他也未曾怪责社会本身的不公。他最出色的表达方式是戏弄和讽刺，而不是剖析和反思 - 他的话语虽然充满智慧的气息，但是并不是典型的发人深思的类型。王尔德真正的力量在于，他并不认为生活是多么深刻、社会是多么腐败、人类是多么需要拯救，恰恰相反，他是一个“生活在表面”的人（以赛亚·柏林语）。他的最大的成功和至今仍然感人的根源，在于他把表面的生活与并不复杂的真相用他自负的语言展现了出来。
王尔德敦促我们认识到这样一种观念：我们的生命本身，应当成为一场艰苦卓绝的向美的尝试。他非常明白，去追求美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做到美则更难，而且还有在人的本性中，毁灭美的冲动始终非常强大。在这样的背景下，美的吸引力其实是有限的。和美相比，庸常才是一种更加舒服的状态，暴政则往往寄居在这庸常之上。一个粗鲁的暴君，和那些庸常的众人一样。
因此，和埃尔曼所论述的不同，王尔德其实属于世纪之交的那段一去不返的“宴欢岁月”，他不属于今天，他不是今天我们的一员。和十九世纪的维多利亚贵族不同，今天的统治者们根本不屑于和你做文字游戏。当然，这不是否认王尔德的成就，他的存在毕竟提醒了我们，曾经有那么一段时光，世界还处在新和旧的当口，现代还不曾对传统宣告全面的胜利，人们珍惜天才也损毁天才，而不是像今天一样忽略他们，曾经，一个人还可以真的以自己的艺术震撼、改变世界。我们喜欢王尔德，是因为我们都想像他那样生活，而不是他想生活在我们的世界里。他的悲剧是我们的悲剧，从来就不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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