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君
734
2015-08-24
历史之王中的现实关怀
《韩非子·显学》中说：世之显学，当属儒、墨。不提法家，不用说，法家赤裸裸的政治权术是见不得光的，只能阴着，所以才有后世流行的阴法阳儒之说。韩非子又说：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这是说两家显学的鼻祖，俱称尧舜之道，却取舍不同，且皆自谓本帮之学，祖述的才是真尧舜。孔子也说，大哉尧舜之为君。孟子接着说，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他这是将革命视为先王之道，看做天则，用历史和自然法则为“革命”确立双重的合理性。墨子谈夏禹，是从“爱人而节用”之王的角度，来判断现实的王与王政的现实关怀。
看来，有怎样的现实主张，就有怎样的历史之王。
《墨子·非命上》有“三表法”，作为判断真知的标准。一为“本”，“有本之者”，指“古者圣王之事”；二为“原”，“有原之者”，指“百姓耳目之实”；三为“用”，“有用之者”，指“发以为刑政”。“三表”中，“古者圣王之事”是历史，而历史往往三分事实七分解释，对于先王，诸子解释不一样，各家向往各自的先王。
神话与历史交错是中国文化特征，各家先王也都有些说不清的神性，在进入历史中获得权威的合法性。因此，以先王为本，就是以历史作为检验真理的第一条标准。真理，不仅要有历史根据之“本”，还要有现实依据之“原”。
“原”就是社会存在，存在不同，“原”也不同，“原”不同，“耳目之实”当然不同。社会存在决定“耳目”之知，那就是以百姓的耳目为耳目，就是由耳目之知再返回到“原”——社会，谈何容易！以百姓为原，就是以民生作为检验真理的第二条标准。
那本是大本，以先王为本；原也是大原，以百姓为原；在大本大原的基础上的政治是“刑政”为用。以刑政为用，就是以政治作为检验真理的第三条标准。看来，墨子不主张“仁政”，为什么？
墨子用这三条标准在批判儒家中，表达了墨家的政治观点。一，古之圣王“事鬼”，而儒者不事，有“子不语怪力乱神”为证，此为“本”非；二，儒者主张厚葬，丧礼繁琐，劳民伤财，百姓都受不了，此为“原”非；三，将儒学用于政治，等级礼仪非常细碎，而乐仪则豪华奢侈，儒所主张的仁政也迂腐不堪，此为“用”非。
有墨子的“三大批判”，儒者理应出局。现在看来，这三条标准，都是充满了现实关怀的政治思想，在王事上立论，都属于王政，并不是认识论，适于阐明政见，在认识上，却无普遍意义。
中国逻辑史上的昙花
墨子除了政治思想的“三表”，还有认识论的“三知”。“三知”，是将知识的源分为“闻知、说知和亲知”。
“闻知”是传授的知识，是学习；“说知”是推理的知识，是思考；“亲知”是实践的知识，是行动。这“知”的三段论，澄清了学与思、知与行的关系。
“三表法”是内容，以历史方式的先王之事和现实关怀的民生之事为价值之轴，构成了政治取向的价值坐标，由此而获得的“真理”，是一种价值性认识，价值观的表达，并非纯粹理性活动所致；而“三知”是形式，理性活动不以价值为前提，只按照认识本身的规律行事，因而获得了一种纯粹形式。
从“三表”到“三知”，是认识活动摆脱价值前提的一次自我意识，是认识在认识过程中对自身的“知”。如果说墨子“三表”，为政治思想设置了类似公理性的不证自明的价值前提的话，那么墨辩“三知”则是价值中立的。所以“知”的范围，超越了政治思想之域，触及到了自然现象的本质以及“知”的规律。
“三知”之中，“闻知”是对于历史的传承，这方面，儒学做得最好；而“说知”，在先秦诸子中唯墨学所独运，以概念和逻辑的“知”，开启了思辨逻辑的先河。
以孔子为例，孔子讲“知”，无非是“学习”。所谓“君子博学于文”是“学”，约之以礼是“习”。“学”有点像墨子的“闻知”，“习”似如墨子的“亲知”。孔子讲“学而时习之”，却不见谈“说”一类的纯粹知识问题，而一句“巧言令色鲜矣仁”，就把“说”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巧言”给禁闭了。还有“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并非把名当作概念来思辨，而是使名符合于礼，所谓“正名”，其实洗脑正于礼，没有思辨的意味。
《墨经》上下篇中，墨子以“说知”启名辩，正如谭戒甫《墨辩正名》所言，“遂开华夏二千年前独到之辩学。”古印度有因明学，古希腊有逻辑学，墨辩之学可与之鼎足而三。可惜，墨学一度为显学，战国以后，便再也没有发展，尽管在中国思想史的长河里如昙花一现，但那也是值得回味的一朵中国思想史上的奇葩。
科学的大一统习气
胡适研究墨学，手持假设之刀，将墨学一斩两段，从属性上一斩，分为宗教的墨学和科学的墨学；据时代一断，又分为墨子的墨学和别墨的墨学。
先问那一斩，难道宗教性和科学性不是统一在墨学里么？这统一性的光芒，难道不是来自墨子的思想？对于胡适先生来说，硬要将它们斩断，那是一种文化浪子的习气，无须太费力，只要换个视角，一瞥而已，是为了行文方便的实用主义，也是为了现实的需要。因为，新文化运动已经打倒了孔子，也不妨继续来推翻墨子。消极地说，这是一种从孔子到墨子的惯性；积极地说，这是时代趋势使然。浪子有浪子的霸气，看起来，胡浪子的霸气源于先秦诸子。
但也有不同，先秦诸子的思想资源无不回归于先王，而新文化的诸子们的思想资源则来自西方。西方文化，以自由民主之思想，解放了新文化诸子们，并释放了一种俄狄浦斯式的弑父情结。
于是，支撑中国父权文化的“孝”，在新文化运动中被终结。胡适以科学的名义，拿墨子开刀了。浪子有浪子的眼力，他一眼就发现了墨子不合时宜的问题。如墨子的“尚同”思想，主张“上之所是，必也是之，上之所非，必也非之。”这难道不是奴隶哲学、王权思想？这样的主张，哪能产生科学思想！其实，他忘了，科学是最能“尚同”的，它本来是文化的一支，与宗教、艺术、哲学、史学处于同等地位，可它却在文化上扩张起来，不仅哲学、史学被科学化了，连宗教和艺术也都向科学靠拢，“科学的”成了文化的定语，覆盖了百姓日用，一贴上“科学的”标签，所有认识活动，便都趋于真理。
这难道不是科学的“尚同”？科学之于现代，就像神话之于上古，神学之于中世纪，几乎统一了文化。而哲学，原本从神话里脱胎，在古希腊滥觞，发存在之思，以理念君临缥缈之宇，却盛极而衰，先让位于神学，再让位于科学。
科学里面有一种“兼”，类似极权主义，欲兼并文化之域。正是这个“兼”，要求“尚同”。墨子就是想以科学理性的“兼”与王权主义统一，使科学理性之“兼”与宗教信仰结缡，结果，反而导致科学理性与王权、与鬼神相抵消，使科学理性之花中途夭折，可怜那墨学因此而衰。
胡适，还有郭沫若氏，都认为墨子的“兼”和“尚同”思想，是通往专制和奴役之路，与科学理性背道而驰。以此，便认定《墨经》之作者不是墨子。胡、郭二氏，以为民主与科学天然一致，在西方，二者曾经携手，走出蒙昧主义。两位大学者便以此为依据，将墨子三分。一为“天志”、“明鬼”的宗教墨子，一为“兼爱”、“尚同”的专制墨子，一为《墨经》与墨辩的科学墨子。而科学的墨子，与宗教的墨子和专制的墨子格格不入，将科学的墨子剥离出来。“兼爱”、“尚同”是否专制，还可以另论，但经了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科学理性的过度发展，也会流于极权主义，已为确论。
和平主义的墨家武士道
有人说，“兼爱”是兼并了爱，“尚同”是消灭差等。但墨子绝对反暴力，所以坚定不移地主张“非攻”。因此，“非攻”的“兼爱”、“尚同”，就不可能含有攻击性的兼并的意思在里边，而是强调爱的普世性。
如何普世？当然是真理。确立真理要用“三表法”，检验真理要用“三知”，如前所述的“闻知”——调研，“说知”——思辨，“亲知”——实验。仅有“闻知”，只是学者；还有“说知”，则为思想者；能“亲知”，才是革命者。“亲知”是去做，做什么呢？为真理而斗争，“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赴汤蹈火死不旋踵”，是墨侠行动的精神口号，如梁启超先生所云，是中国侠客的“武士道”。墨子一生中，最伟大的行动，就是“非攻”的和平主义。
齐国要攻打鲁国，墨子对齐将说：齐攻鲁，齐国要倒霉了。过去，吴王东伐越国，西伐楚国，北伐齐国，不可一世，结果呢？反而被诸侯灭了。智伯灭了范氏与中行氏，还要兼并三晋之地，也自取灭亡。
墨子去见齐太王田和，他知道齐人喜隐语，便说：有人试刀，咔嚓一下，人头落地，刀锋利吗？锋利。墨子又问：刀锋利，谁倒霉？答：刀受其利，试刀者倒霉。三问：兼并它国，消灭人家的军队，贼杀百姓，谁倒霉？太王田和说：我倒霉。
《墨子·公输》也讲了一则非攻的脍炙人口的故事：
公输般是当时最有名的工程师，为楚国造攻城的云梯。云梯以及其它攻城的器械都造好了，楚国就要去攻打宋国了。墨子在齐国，听到了这一消息，就赶紧出发，赶了十天十夜的路，赶到了楚国的郢都，来见公输般。公输般说，你想对我说什么呢？墨子说，北方有人侮辱了我，我想请你去杀他。公输般不悦，墨子接着说，我送你十金如何？或千金？当时，楚国使用金币，十金已是大数，而千金则是巨款了。
公输般说，我是义不杀人的。墨子立即起身，向他一拜：那你就听我说吧。我在北方就听说你造云梯，要去攻打宋国，宋国有什么罪呢？楚国有的是土地，就是人民还不够多，让人民去打仗，难道不是杀不足而争有余吗？这是不智。宋国无罪而去攻打它，是不仁。而你明明知道杀人不对而不谏争，是不忠。如果你争了而没能说服楚王，那说明你不强。你义不杀少人而杀众人，那不是大义。
公输般被说服了。墨子说，那你为什么还不停止呢？公输般说，不可，我已经跟楚王说过了，都决定了。于是，墨子说，那你带我去见楚王吧。公输般说，行。
墨子见了楚王，又谈了一番非攻的道理。楚王说，道理很好啊！可公输般已经为我造好了云梯，他说用他制的器械一定能够攻取宋国。墨子虽以“说知”折服了公输般和楚王，但这还不够，他知道，还要用“亲知”来证明。于是，墨子与公输般，在楚王跟前较量了一番。
墨子解下腰带为城，用进城的通行牒为械。公输般用他的攻城器械变换着攻了九次，都被墨子挡住了。公输般的攻械用完了，而墨子的守备还有余。此番攻守演习，虽为模拟，但攻防装备的优劣以及攻防技术的差异，已一览而无余，墨子赢了，不光“说知”赢了，“亲知”也赢了。
输了的公输般不服，说，我知道怎样赢你，但我不说。墨子应道，我也知道你怎样赢我，不过，我也不想说破。楚王问其中缘故，墨子说：我知道公输子的用意，不过是想杀了我，他以为杀了我，宋国就没有人能防守了，楚国还可以去攻打。他哪里知道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经拿着我的守城器械，在宋城上等待，您就是杀了我，也只能杀我一个，不能杀光他们。楚王说，你讲得真好，我不攻宋了。
楚、越水战，公输般为楚国制造舟船战械，作钩拒，退者钩之，进者拒之，楚人因此而打败了越人。公输般不无得意地告诉了墨子，并说：我舟战有钩拒，不知你的义，是否也有钩拒呢？
墨子说，我拥有义的钩拒，比你的钩拒要好得多。义的钩拒，是用爱来钩，以恭来拒。不用爱来钩，人就不会亲近；不以恭来拒，就没有规矩。而你用钩抓人，用拒拒人，与我的义的钩拒如何能比！
墨子的力量，基于“尊天”的信仰，来自“兼爱”的理想，一发而为“非攻”的主张。他的力量之表现，一为思想的力量，一为行动的力量。
思想的力量依靠逻辑，而行动的力量则凭藉着科技。墨子在当时，拥有高科技，但他对于技术的评价，却以民生为目的，而不以技术本身的复杂性和难度为标的。《韩非子·外储说》讲：墨子造成“木鸢”，三年而成，飞一日而败。弟子见了，都来恭维他，说他巧夺天工，能使木鸢飞上天去。可墨子却说木鸢无用，不足以言巧。
木鸢，大概就是飞机的模型了。从商业上来说，木鸢在当时没有社会需求，只是玩具，花三年的时间造一只这样的玩具，他以为太亏了。与其花三年时间，去造一只无用的木鸢，还不如随时制造一批车輗，因为车輗的需求很大，关系到民生国计（?，指置于车辕前端与车衡衔接处一穿孔中，虽为一零部件，却是车舆运行之关键，?易坏，宜常修多换，故制?，有很高的商业价值）。
越王也派人来请墨子，来者是墨子的弟子公尚过。越王曾对公尚过说：先生如果能使墨子来越国，我封吴地五百里给他。公尚过答应了，越王为他备车五十乘，到鲁国去迎接墨子。见墨子，墨子说：越王会听我言，用我道吗？会，我就去，不会，就不去，去了就是拿义作交易，如果我想交易，在中国就可以，何必到越国去。
公输般与墨子的区别在于，公输般作交易，墨子行义。思想的巨人，往往是行动的矮子，可墨子行义不是。他的逻辑，是行动的依据，逻辑的彻底与行动的彻底一致，思想的辩者与行动的侠者一致。墨子非攻，一手持逻辑——“说知”，一手掌科技——“亲知”，内心之爱，化为悲悯，仁者之悲恻与志士之决烈，在他是一体。
墨子止楚攻宋后，回齐国去了，路过宋国时，天上下起了大雨，他想进城去避雨，可看守城门的小吏却怕他是间谍，坚决不让他进去。他救了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却没有人知道他。他只好在无边的风雨里，独行踽踽，如落汤鸡，向世人诠释着墨侠的个人主义。
由此看来，墨子非攻，远非当代和平主义可比。当代和平主义者们，充其量也就在媒体上鼓噪，往大街上游行，有几人能像墨子那样非攻呢？
面对真理的缺失
墨子自称其行大禹之道，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可庄子却说他与先王迥异。
先王有乐，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武王、周公作《武》，可他一概非之。先王有礼，古之丧礼，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士两重。可惟有他生不歌，死不服，非乐、非礼，以最简从事。
而墨子自身，其生也勤，死也薄，使人忧，使人悲，虽独能任，奈天下何！后世之墨者，也像他一样，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他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真乃伤心人之别有怀抱！因此，庄子悲叹，那墨子啊，真是天下之好，将求之不得也。
其精神发展之完全，宗教的、科学的以及政治的精神，在他身上发展得如此充分，一人而兼具宗教家、科学家、政治思想家，可谓并世无二。耶稣、佛陀为宗教家，而非科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孔子为政治思想家，而非宗教家和科学家，能兼而有之者，东方惟此一人，西方亦属罕见。
其知性构造之健全，思辨的知性，行动的知性，制造的知性，那么和谐的融于一身。其思辨的知性，触及形而上学之时间、空间以及原子论等、还涉猎与逻辑学有关的思维的概念、推理及其在几何学上的运用、以及对物理学中光和影、对经济学中货币与商品关系的描述，颇似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在学理的系统性方面也许不及亚里士多德成熟，但其行动的知性、制造的知性，则远胜之。
古希腊的思想者们崇尚思辨，其科学精神表现为自然哲学，通过追问宇宙本体、构造物质形式，逻格斯终于在几何学里，建立了一个数基的高度理想化的极其抽象的世界体系，将科学精神的思辨性推向极致——通往宗教。但他们却忽略了科学精神的实验性和实践性，因而没能获得驾驭现实世界的力量。
而墨子的科学精神则是思辨性与实践性平行发展的，它既是通往神的，更是走向民的，他没有建立关于世界的几何学解释体系，但他却拥有为民生服务的一整套操作方案，尤其是拥有以“非攻”为目的的军事技术体系。
古希腊没有兵法，可先秦时代的中国，却几乎就是一个兵法的世界，不知兵，不足以言政，连孔子也恨不得拥有一个兵家的头衔，他的学生打了胜仗，几乎都要说是老师教的。而兵家中最有名的人物要算两位孙子了，一位是吴孙子孙武，一位是齐孙子孙膑，尤其是吴孙子，堪称战国兵家之代表。
《孙子兵法》中有一种诗性的智慧和审美的境界，书生谈兵，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是一种天下情怀。故该书也因此而魅力恒在，被诗意盎然的书生们捧为兵学圣典。
而墨子，其实是一位真正的兵家，他的兵法，是非攻的兵法，犹如柏拉图的理想国，驱逐了诗意，不再开出战略之花，而以技术当家。《墨子·备城门》以下20篇，已入兵技巧家。当时虽然实用，现在看来，却早已过时了。不过，用特种兵从事防御性的特种战争的军事思想，仍有其价值。墨者就是这样的特种兵，拥有最先进的防御装备和最先进的防御战术，接受了最先进的特种战训练，这样的特种战士，当时称之为“侠”——墨侠。
墨侠不仅善战，而且不怕死，一往无前，人称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是被宗教精神鼓舞，为信仰和理想而战的高科技战士。他们有着严密的组织，有自己一套法律，只要首领鉅子一声令下，他们就冲上去，不惜一死。有300名这样的特种战士在宋城上防御，楚王不寒而栗。这便是墨与儒的不同，它不光是思想流派，还是武装组织，类似宗教团体。其向上，则为政党；其向下，则为帮会。
义上行，则为真理，墨者为求真理而发明逻辑，为保卫和平而使用武力，为真理而斗争，为和平而牺牲，捍卫了思想者的权利和人民的尊严；义下行，流于义气，正如韩非子所言“侠以武犯禁”，中国民间社会，从此就以义气来对抗王权主义，《史记》里的刺客，至今令人唏嘘，就因为“义气”二字。“风萧萧兮易水寒，”不仅荆轲那一刺，使人想起墨子，还有鲁迅的《铸剑》也会让想起墨子。
不过，墨子也有疏失，他告诉我们，要奋不顾身去追求真理，却忘了提醒我们，即使面对真理，作为个体的思想者，也不能放弃自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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