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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衷围观的驻外记者们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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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诗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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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24

章诗依

世界上的每个角落,只要发生大事,都少不了记者的身影。他们将灾难、新奇的事情发回国内,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然而,“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满世界到别人家门口围观的驻外记者,其实也是被人围观的对象。自有新闻业以来,驻外记者就是一个令文学艺术家感兴趣的题材。

较早描写驻外记者的小说,据笔者所见,是英国著名作家伊夫林·沃的《独家新闻》,这本书讽刺了上个世纪30年代末的英国新闻业。小说描写了一家名为《野兽日报》的报纸,为了吸引眼球,虚构出东非的一场子虚乌有的战争,然后派出战地记者去采访。书中的所谓战地记者们,打牌,吹牛,互相挤兑,甚至勾引自私的少妇,就是没有人在工作,简直就是一幅群丑图,完全没有人们想象中的英雄主义色彩。他们还在报销账单上弄虚作假,为晋升而撒弥天大谎。沃说:“这些记者在无数小说、剧本、传记和电影里被描写成具有政治家风度和外交才干的英雄”,而他的任务,就是要剥去这层画皮。

中国描写驻外记者的小说极其少见,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篇小说《驻外》,却是一部独特、有趣却没有引起多大注意的作品。它出自国家通讯社员工之手,描写了驻外记者中首席的猥琐与一地鸡毛。小说中的首席甚为变态,像防贼一样防着年轻记者,限制其自由行动,而在与驻地国交往时,往往出乖露丑。小说从一个侧面,写尽了刚从封闭年代走出来的国人的精神状况。这部小说带有浓厚纪实色彩,与真实世界里的驻外记者生态丝丝入扣。记得上学时,教新闻写作的老师说,某年法新社员工罢工,罢工结束后,该社一个记者写了篇很损的消息说:“法新社罢工一星期,中国XX通讯社驻法记者发稿量锐减”,出了一口稿件常被抄袭的鸟气。其实,只要对驻外记者生态稍有了解,就会知道,驻外记者抄袭当地记者稿件,几乎是常态作业方式。

在各种艺术形式中,电影对驻外记者题材最情有独钟,成功的描写驻外记者题材的作品,可谓洋洋大观,不绝如缕,至今也还不时有此类题材的电影问世。

早期的驻外记者电影中,记者往往享受着英雄般的待遇,记者的驻外生涯,被赋予了浓厚的浪漫色彩。个中原因不难理解。现代社会,写字楼的格子间里无处盛放英雄的梦想,现代都市人无法像古典英雄奥德赛一般,在海上漂泊十年后,口袋里装满传奇故事荣归故里。但是,英雄情结却不曾死去,它化作各种各样的面孔,悄悄回到现代人客厅中的荧屏里,回到电影院的荧幕上。而记者因其职业关系,与特工、间谍一道,同样是接续英雄骨血的合适人选。记者们极少成群结队去工作,常常是独往独来,而一个古典英雄也必定是一个单干户;记者们穿梭于不同人群、不同国度之间,这正好符合一个古典英雄所需要的人文与地理维度。更重要的是,记者们被赋予了与英雄一样的天命:除恶扬善,行侠仗义,解民于倒悬。尽管现实中的记者,往往叫英雄太沉重,但职业上的特点,使其肩膀仍成为导演安放现代人英雄梦的理想之地。

驻外记者题材最成功最经典的,首推希区柯克的《海外特派员》。影片的背景是二战初期的欧洲,塑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记者约翰·琼斯,他富于进取心,常识丰富,有犀利的洞察力,报社派他去报道欧洲战事,目标是采访荷兰外交官范德尔,采访中他发现,范德尔成为被绑架的目标,琼斯深深卷入事件,最后发现,范德尔竟然是敌国的间谍头子。影片的结尾皆大欢喜,琼斯不但不辱使命,完成采访任务,还成为孤胆英雄,尤为贴心的是,他还抱得美人归,与范德尔的女儿喜结良缘。

故事有些俗套,但希区柯克却成功塑造了两个驻外记者的形象。琼斯固然光芒夺目,而另一个驻外记者史代彬更足堪载入艺术史册,可谓希区柯克贡献的一个极有生命力的媒体人形象。他塑造的史代彬,具有精神侏儒的一切特征:关于这个世界,关于世道人心,公理正义,他们早已失去了关注的兴趣与探究的勇气,新闻于他们而言,只是饭碗而已。琼斯初到荷兰,史代彬既向他传授心经大法:“我在这里二十五年了,他们从未抓过我的小辫子,因为我发电报时,只抄抄政府公文,再署上自己的名字。”言语之间,颇为自得。与真相相比,史代彬更关心赛马场上的胜负。在他眼中,琼斯对于探究事实真相的热衷,只是精神上还没成熟的表现,背地里,他轻蔑地将琼斯称作“菜鸟”。

希区柯克的传记《天才的阴暗面》一书记载,扮演史代彬的是罗伯特·本奇利,影片中,希区柯克乐得让他自己去写台词,以保留他那人人熟悉的优雅而又自我嘲讽的风格。本奇利的确不俗,为世人留下了一帧新闻界平庸之辈的标准照。平心而论,如史代彬这般冷血而世故的新闻人,即使在今日,也远未绝迹。

希区柯克之后的驻外记者题材电影,奥利佛·斯通的《萨尔瓦多》是一部具有转折意义的片子。在这部影片中,驻外记者没有了浪漫与英雄主义的油彩,变得多面、深刻,也更接近媒体业的真实生态。

《萨尔瓦多》的故事背景,是一九八零年代的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主角理查德·波尔,不再是传奇英雄般的记者,他的身上,流淌着美国嬉皮士一代的血液,酗酒,吸毒,人到中年还没有稳定的家庭生活,睡错床是家常便饭,生活来源主要靠朋友的接济与同情心。因为广泛的借贷关系,他的生命成为朋友们重点保护的对象。当他因无照驾驶,且身背四张全部被发出拘捕令的超速罚单而被警察请到指定地点用餐时,他的朋友们不得不在第一时间内为营救他而奔走、破费。就是这样一个不靠谱的男人,获保释后,来到政局日益动荡的萨尔瓦多,以图通过报道此地的新闻,发起自己人生的绝地反击。可见,他奔赴新闻现场,竟然纯粹是为了寻找自己下一餐的饭票,而不见一丝新闻理想主义的涟漪。而到了萨尔瓦多的波尔,似花蝴蝶般穿梭于现场,猎艳的激情远大于猎取新闻的热情。这样的记者形象塑造,对银幕上的传统记者形象来说,无疑是一个颠覆。此后,类似的不再有光环的驻外记者形象,在银幕上可谓大行其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由意大利、南非、英国三国联合拍摄的《卢旺达酒店》中,对西方驻外记者的批判性塑造达到了一个新高。影片中的两个西方记者,来到种族屠杀即将爆发的卢旺达后,问的是诸如“他们为什么要杀人”这样极为初级的问题,而尽管虽未深入卢旺达社会,但却已深入当地女人的身体。在大屠杀临近,西方人开始撤离的一刻,一个与记者本有染的年轻女子拉住他的手,央求带她离开卢旺达,而本只是用了最简单的办法——钱来了结。

在印度描写驻外记者的《喀布尔快递》一片中,也含蓄地对西方驻外记者投去讽刺的一瞥。影片中出现了一个来自西方的女记者形象,她来到阿富汗的目的,就是为了写出一本畅销书。

斯通等笔下的驻外记者,并非基因发生了突变。事实上,真实世界中的驻外记者的光谱,一向都并不如想象得那么光彩照人。据英国研究者保罗·法兰奇《镜里看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毛泽东时代的驻华外国记者》一书记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多家驻华记者都未能意识到这一事件的意义,相反,注意力都集中于南京的暴力新闻,当美国在华报纸《大陆报》的负责人卡尔·克劳匆匆赶到南京时,看到的是满脸酒气的特约记者因失误而一脸歉意的表情。

当然,理想主义的新闻人肯定没有死光,电影也没有忘记他们。银幕上最感人至深的驻外记者形象,当属约翰·里德。

约翰·里德之于十月革命,就像埃德加·斯诺之于中国革命一样。他们为遥远异邦的革命所吸引,不远万里,来到革命现场,成为革命的报道者与讴歌者。里德的《震惊世界的十天》与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同为出自于驻外记者笔下的革命叙事的经典之作。而相较斯诺,里德的命运更富传奇性与悲剧性。他毕业于哈佛大学,与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为同班同学。在校期间,里德与李普曼开始信奉社会主义,后来分道扬镳,李普曼成为进步主义的信奉者,主张以改良来推动社会进步,而里德则服膺革命理论,主张以暴力手段推翻不公平的旧世界。里德可谓世界上最早的战地记者之一,一战时,曾到德国,在战壕里采访士兵。李普曼认为里德是天才,称“报告文学始于里德”,但里德支持苏俄革命的观点却令李普曼大为不满,他在《新共和》上撰文批评里德“为了一片面包而滥用才能,被夸奖弄昏了头脑”。

《烽火赤焰万里情》就是关于里德的一部传记片。它由美国著名演员沃伦·比蒂自编、自导、自演,可见其对里德的一往情深。

影片中,到达革命现场的里德高速运转,生命能量耀眼地爆发。他的采访对象遍及俄罗斯各党派、各阶层,政府、议会、军队、工厂、医院,到处都留下了里德的足迹。他还搜集了各种传单、标语,以及各党派的报纸,以备日后写作之用。布尔什维克攻打冬宫之时,里德随起义队伍一道前进。

然而,悲剧的是,里德曾倾心投入的革命,很快褪下理想主义的面纱,暴露出革命逻辑中冷酷专制的一面。但是,里德的精神并没有褪色。《震撼世界的十天》出版后,他以美国共产党代表身份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苏维埃政权提出给他贵宾待遇——住高级宾馆,享受特殊饮食配给,但里德拒绝了,他在莫斯科的工人区租了一个小房间,自己用小火炉烧饭。泥沙俱下的历史洪流,掩饰不住理想主义的光辉。即令对他的社会主义立场持批评态度的哈佛恩师,也对里德忠于理想的精神称赞有加。《烽火赤焰万里情》拍于1981年,此时沃伦·比蒂已不年轻,但他将里德演绎得活力四射,充满魅力。

驻外记者题材的电影,欧美量多质高,颇多精品,而对照之下,华语电影中关于驻外记者题材的不但数量寥寥,亦乏力作。许鞍华的《投奔怒海》是一个惊喜,但其主人公,并非华人记者,而是日本记者芥川汐见,背景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越南。彼时,南、北越统一不久,红色江山底定,几年前报道过越南革命的芥川汐见重返越南,却发现,曾经许下过美好诺言的这场革命,已然变质,它不过制造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而人民的苦难依旧,精神上也备受专制之苦。芥川的采访处处受限,他被采访中普通越南人的苦难深深打动,不知不觉放弃了局外人的立场,开始帮助几个越南人逃出越南,却不幸中弹,客死异乡。

这部以记者角度切入的影片指向了革命的异化,具有深刻的内涵,成为许鞍华电影中极具特色的一部。而片中殒命于异国他乡的芥川汐见的命运,在驻外记者中并不少见。九十年代中国记者邵云环等死于北约的轰炸,以及近年被基地组织斩首的记者,不过是驻外记者多种命运的延续。未来,这种故事还将发生。

尽管驻外记者五光十色,优劣并存,但在《海外特派员》的片头,希区柯克还是以字幕表达了敬意:“谨以此片献给那些漂洋过海为美国耳目的海外记者,他们在众人耽于逸乐时,已先洞悉了战云密布。他们思路敏捷,在天府中有如执笔记录之天使。”愿真实世界中,配得上这种致敬的驻外记者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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