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根永
正如阿玛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中所讲的，权利的不对等，信息不透明，是贫困与饥荒问题的根源。
《拷问法国大革命》（雅克·索雷著，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通过将法国大革命中人民的生活史、地域史、行业史进行整合，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法国大革命下，粮食限价令所产生的经济危机是怎么一步一步将法国引入了大革命，又怎样一步步把法国大革命带入了恐怖统治。
大革命前的法国特权林立，矛盾重重。一方面，休谟等认为当时的法国为知识分子创造了前无古人的美好工作环境；另一方面，1783年驻巴黎奥地利公使却说国王排斥贤才。流浪文人在上流知识分子营造的文化环境下，缺少生存空间，他们对上流社会仇恨，对下层人民同情。
上流社会的代表是杜尔哥，1774年，路易十六登基，杜尔哥得到重用，任财政大臣。他主张自由贸易，认为市场能够自我补救。下层社会的代表是马拉，他是流浪文人的一员，他自认智慧可与拉瓦锡、牛顿相比。但作为医生他没病人光顾，作为作家他没法与上层社会作家竞争。1789年开始，他投身于揭露大人物丑闻的新闻事业中。
绝大多数的法国下层人民更欢迎马拉，而非杜尔哥，因为马拉可以报道他们的心声。从18世纪60年代（路易十五统治后期）始，巴黎的民众就在四处传播“粮食高价是国王或大臣有意为之，目的是消除财政赤字”的阴谋论，但当时粮食还足以供应，所以没有出现大规模骚乱。
1770年，各地粮食歉收成为常态。到路易十六时，粮价趋高更加严重，杜尔哥的自由贸易政策被高等法院派指责为饥荒阴谋。王室左右摇摆，有时扮演家长角色，有时又放任不管，民间骚乱不断。1788年，粮食歉收进一步加重，王室不得不放弃自由贸易政策，以赢得巴黎等城市市民的支持。
这就是大革命前的限价令，但没有产生效果，因农民利益受损，他们选择不生产，导致粮食供应进一步减少。下层人民失去了耐心，成为大革命的主角。
1792年8月，饿着肚子的巴黎起义军占领了杜伊勒里宫，成立了国民公会，马拉、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是代表人物，他们以限价令是旧制度的产物，在大革命中推行自由贸易政策。
1793年2月，生存问题再一次摆在巴黎民众面前，他们呼吁国民公会废除自由贸易。国公民会内部“忿激派”非常激进地鼓励穷人暴动和抢劫商店，希望通过满足穷人的需求来夺权。与此同时，德国人建立反法同盟，准备寻找机会灭了法国；而国内反对大革命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国民公会被迫改变了自由贸易政策。事实上人民代表并没有要求限价，而只要求打击投机者。
导致国民公会将政策焦点转移的是战争，尤其是吉伦特派为首的右派领导的战争节节失利，使右派在国民公会中失去人心。为了挽回民心，4月国民公会创立救国委员会，由温和派丹东领导。该委员会将面临的形势提高到“人民战争”的高度，这提高了政府的权威，为限价令的实施奠定了政治基础。
7月，国民公会设立“惩治囤积专员”对付投机者，但是粮食危机没有得到缓解，进一步严重化。9月，为了恢复对城市和军队的供应，国民公会做出全面限价的决定，对39种必需品以及工资收入实施限制，后者直到十个月后才开始在巴黎推行。
从本质上来说，大革命中的限价令的首要目的是满足战事需要。为满足这个目的，大多数城市实行了配给制，城市平民生活有了一定改善，但限价令的买单者却是农民。国民公会为赢得战争，对农民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征缴粮食”措施。另一方面，战争征集了大量士兵，农村劳动力减少，农民已经失去选择，没了退路。
另外，生活在城市中的妇女也不高兴。国民公会破坏了旧制度下教会在饥荒年份扮演的救济角色，又没有有效救济措施。妇女呼唤“限价令”，而等“限价令”真来了，那才是灾难的开始，妇女们连续排队几个小时后，却是空手而归。在1795年的大饥荒中，“共和国带给她们和儿女们的只有死亡，而富人们却在大吃大喝”。妇女们愤怒了，她们成为大革命的坚定反对者。
可见，国民公会的“限价令”已经造就了一批亡命之徒，政府手中的筹码已经不多了。唯有寻找替死鬼，杀掉民怨沸腾的领导者，利用人民内部的怨气挑拨争斗，实行更为恐怖的统治。
正如阿玛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中所讲的，权利的不对等，信息不透明，是贫困与饥荒问题的根源。法国大革命在两百多年前的“限价令”等经济管制政策，再次注释了森的这个结论。“限价令”不只是加重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权利不平等，还使价格传递信息的功能丧失了，贫困和饥荒必然成为常态。这也是导致法国大革命爆发并发展到恐怖统治的关键原因。（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医药卫生管理学院管理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