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当
对于大陆读者来说，王尚义绝对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在台湾却曾经是一代文青的偶像。龙应台在回忆自己高中生活时述及，“常和同学谈方旗和余光中的现代诗，林怀民的小说、新潮文库的翻译书……我们读罗素、卡夫卡、王尚义。（《啊，上海男人》）”三毛也说：“在我的时代里，我被王尚义的《狂流》感动过（《雨季不再来》）”，而《野鸽子的黄昏》则被人称为台湾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八十年代，即被秦汉和张艾嘉演绎为同名电影。但即使在台湾，市面上也已久不见王尚义的书，以至于蔡康永在《康熙来了》节目里调侃陈汉典的新书叫《野鸽子的黄昏》，“好像已经卖断了，绝版了”。最近，台湾资深出版人吴兴文先生主编“海豚启蒙丛书”，将王尚义的《从异乡人到失落的一代》收入其中，使得这个久违的名字再次浮出水面，也钩沉起一个逝去的时代。
王尚义1936年出生，到1963年生日之前因病去世，只活了不足二十七岁。借用古罗马哲人西塞罗的比喻，一个青年人的死有如“烈火被巨浪扑灭”。青年的死之所以触目惊心，因为生命的果实不是瓜熟蒂落的自然过程，而是被暴夺。一个年轻的死者更容易被人铭记，因为在他身上至少铭记了同代人的青春。当世事如烟，沧海桑田，活着的人远隔万水千山，回首望去，那人依然伫立在原处，如永恒的青春见证，思之怎能不为之动容。就像同样死于贫病交加的早逝作家缪崇群所叹惋的：“青春时代的一切，不管是欢愉还是苦闷，那都是生命中的一种绝响，不再重复也不能重复了。（《叶笛》）”别尔嘉耶夫创造了“小死”这个词，按他的意思，一次失恋、一个再也见不到的同事、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故乡，都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在死去。我们每天都在经历这样的小死，每天死去一点点。唯有死去的人不会再死，他已完美无损。
可是，天才之间的竞赛仿佛不仅要比谁写的更好，还要比谁死的更早，比谁“将成为众尸之中最年轻的一个（戈麦《金缕玉衣》）”。以二十几岁年龄投入死亡怀抱的诗人、艺术家，我们可以列出一条长长的名单。他们是二十六岁的济慈、二十四岁的毕希纳、二十七岁的莱蒙托夫、二十八岁的埃贡·席勒、二十六岁的李贺、二十九岁的朱湘和柔石、二十五岁的海子、二十八岁的骆一禾、二十四岁的戈麦、二十三岁的蝌蚪……台湾则是二十七岁的王尚义、二十四岁的杨唤、二十六岁的邱妙津……这一连串年轻的死者，夭折的天使，如同一颗颗彗星划过人类文明的天空，给大地留下久久的震颤。
“星星在发光，我们在死亡（《狂流》）”。死亡孕育着永生，一如它加速了爱情和诗。中国过去一千年来最伟大的短命天才海子在诗歌中写到：“我有三次受难：流浪、爱情、生存/我有三次幸福：诗歌、王位、太阳。”这受难同样属于王尚义，但他却很难讲能够享受到后者身后的荣光。王尚义出生于卢沟桥事变前夕的河南杞县，在战火与饥荒中度过自己的童年，十五岁随父母辗转逃难到台湾。他自觉自己的生命和苦难是不可分的，“因此，当我拿起笔来，要写自己，要写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不能无视于这一代青年的苦难（《狂流》）”。十八岁考入台湾大学医学院，但他对医学毫无兴趣。“当同学们挤在尸体前，专注地追查着血管、神经、肝和心脏的位置。只有他，手里拿着解剖刀，痴痴地站在一旁，像一尊化石，一块寒冰，一个入定的老僧……他握起骷髅的手，柔和地抚摸着，又亲切地望着骷髅的面孔，他凝立在那里，似乎和骷髅谈着什么知心的话。（《孤星》）”好不容易等到毕业，却因为庸医误诊，被久治不愈的肝病夺去生命，死在自己学校的医院里。王尚义曾在《现代文学与现代人》一文中写到：“让我们做一个临床的牺牲者，背负起时代，认识时代，开拓时代的伟大责任吧。”可谓一语成谶。
王尚义在他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八十万字的文字，其中包括长篇小说《狂流》，短篇小说《野鸽子的黄昏》等，这些作品在其去世五年后才得以陆续出版。李敖曾批评王尚义：“多其不应多之愁，感其不必感之感。”李敖是王尚义的大学同学，王尚义的妹妹王尚勤后来做了李敖的女朋友，即李敖长女李文的母亲。王尚义去世以后，李敖帮助出版了《狂流》。李敖的评价虽嫌刻薄，但也属率真之言。王尚义的小说、散文作品多抒发忧世伤身之感，充满文艺腔，未能完全脱离学生气的矫情与自恋，而叙述过于随意，缺乏控制，可以说多为不成熟之作，但即使如此，尤能以真诚动人。如《狂流》倾诉对生命、爱情、人生的炽烈探询，中间充斥着大段大段充满哲学思辨意味的对白，让人不禁想起大陆八十年代的一部曾经轰动一时的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六十年代的台湾与八十年代的北京同样交织着苦闷与希望，一代人的青春、激情、苦难和血泪，统统燃烧在其中。
身体的漂泊对应的是精神的漫游，而比身体的饥饿更难满足的则是灵魂的饥渴。王尚义自陈受到两个人的影响最深：“一个是叔本华，他曾把我的生的意志根本断丧。一个是屠格涅夫，他曾把我对爱情的向往完全打破。（《现实的边缘》）”他对精神生活的渴望近乎贪婪，像一个疯狂的求索者苦苦遍寻解脱之道，却始终不得其门入而入，感伤和迷惘常溢于言表：“我迷恋终极，迷恋一切借以启示永恒的东西，我曾经穿着神爱世人的背心在街头击鼓唱歌，我曾经在深山的庙里念佛打坐，叔本华、康德、尼采，令人心碎的存在主义，都曾经剥夺过我一部分的生命，但我得到了什么？……我从零来又回到零去，我心里日日抗争不得安息。（《野鸽子的黄昏》）”有意思的是，我在星云法师谈自己早年在台北举办大专青年学佛营的文字中居然也读到了王尚义的名字，“吴怡教授、张尚德教授，及以写《野鸽子的黄昏》而闻名的王尚义先生，就在这时和佛教结上因缘。（《往事百语》）”
与小说相比，王尚义的评论思维缜密而扎实，且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比如，他将现代文学的特质概括为价值、时间、空间的三重割离；他将现代人划分为狂暴主义的原始人、存在主义的陌生人和物质主义的机械人；他揭橥现代文学的困境：“在反抗传统的狂热中，它与人类堕落的精神相呼应，它退缩到消极虚无的角落，它制造价值的真空，并加重人类精神的麻痹与鼓舞逃避和自杀的毁灭活动。”这些观察都隐含着卓越的洞见，又透露出相当的沉着和自信。
王尚义所关注的是“从异乡人到失落的一代”，他自觉地将“我们”纳入从海明威到加缪这一现代的谱系中，并对存在主义表现出强烈的归属感。“生命任何真实的唯一目的，都是在每个瞬息里燃烧着的一生（《现代文学与现代人》）”，这几乎使我嗅到了百分百的加缪的气质。但遗憾的是他的小说艺术未能跟上他的思想，总体上仍然停留在五四文学的余绪之中。这是太可惜的事情，天不假年，否则他应该会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小说家。
“堂吉诃德的时代已经过去，而罗亭的时代还存在着。那位空谈不实、意志薄弱的失败天才，和无名的英雄的阴魂，在这一代青年身上，多多少少地隐伏着。（《狂流》）”王尚义用自己的作品和生命勾勒出了一代人的肖像，《狂流》的原型张尚德曾在王尚义生前戏言：“我们这些自命不凡而别人看来一无是处的青年，最好一个个死光。先你，而后鼓应，再我。李敖、奕明、化民、伟康、耐冬和宏祥也不妨作个陪客。”如今，阅读是最好的祭奠，祭奠这位永远年轻的死者，也祭奠从异乡人到失落的一代的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