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
台湾的“阶级鸿沟”，在一场同学会中表现了出来。
2014年3月，外商协理黄宪宏参加了一场高中同学会。在不少同学眼中，36岁的黄算是成功人士。高中毕业后，他考上名校商学院，随后申请奖学金赴美攻读企管硕士，回到中国台湾后顺利进入一家知名外企。工作五年下来，他不但很快还清了助学贷款，还存下了木栅一栋老公寓的头期款。上一年（2013年），黄的年收入近200万元（新台币，下同）。
聚会的地点在阳明山仰德大道三段，是一幢刚整修完成的欧式别墅，占地400坪（1320平方米），有前庭、泳池、网球场、篮球场等，别墅前停放着一辆最新款的法拉利跑车，车库内还有一辆顶级宾利房车和保时捷休旅车。光这三辆车，总值就接近4000万元。
这幢豪宅，属于他们的另一位高中同学、与黄同龄的“小胡”。胡是富二代，大学毕业后就接手家族逾两亿元的房地产投资，几年磨练之后，当起投资客。家族人脉、金援加持，加上大胆采用高杠杆操作，胡在房市打滚七年，手中资产成倍数成长，身家超过10亿元。2013年，他单靠房地产投资，就已净赚1.8亿元，是黄的90倍。
台湾《天下》杂志在刊文介绍了这两位同学的巨大差异后，感慨：“两人收入决定性的差距，和努力工作与否无关，而是谁有资本钱滚钱”，并认为，这正是台湾最富有的1%与其余99%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形成阶级鸿沟的真实案例，更是台湾近年所得分配日益恶化的具体写照。”
数据与民意
台湾的贫富分化，真到了形成“阶级鸿沟”的地步了吗？官方的统计数据并不支持这一看法。
基尼系数是衡量贫富分化的重要指标。台湾官方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台湾的基尼系数为0.336，比上一年的0.338略有下降；每人可支配所得的基尼系数是0.288，亦略低于上一年的0.290。在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的世界竞争力调查的5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25,远远低于美国、中国大陆、新加坡，更将中国香港远远地抛在后面：香港官方的“政府统计处”每五年发布的“基尼系数”，最新资料截止到2011年，为惊人的0.537，与1976年（0.429）、1981年（0.451）、1986年（0.453）、1991年（0.476）、1996年（0.518）、2001年（0.525）、2006年（0.533），构成了一条显著的上升曲线。
同样，另一个衡量贫富分化的“五分位”数据，也显示台湾的贫富分化似乎并不悬殊。所谓“五分位”，是将人口（家庭户数或个人）按照收入所得排列，分成五等分，比较最高20％人口与最低20%人口的收入差距。2013年，台湾最高20%家庭每户可支配所得为188.3万元，最低20％家庭为30.9万元，高低所得差距6.08倍，较上一年的6.13倍下降0.05。若依每人可支配所得重新排序后，计算“五分位”差距，2013年为4.08倍，较上一年的4.14倍下降0.06倍。
图1是“全球顶尖所得分配数据库”（World Top Income Database，WTID）所绘制的台湾基尼系数与“五等分”数据在1964~2013年期间的变动，可以看出台湾的贫富分化有一定程度的加大，但并不十分明显。
另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信息分析，中国台湾地区的贫困人口占比仅为1.5%，在所统计的162个国家与地区中，排名为全球倒数第一，也即贫困人口占比全球最低，远远领先于排名倒数第二的突尼斯（3.8%）。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数据所依据的，是各地政府自行制定的“官方贫困线”(official poverty line)，各国对贫困定义的不同，直接造成贫困人口占比的口径不同。如中国大陆的这项数据，仅为6.1%，排名全球第155名，即中国大陆贫困人口占比之少居于全球第八，远高于美国（15.1%，排名第127名）及中国香港（19.6%，排名第106名）。显然，这与人们的普遍感知并不相符。
对于台湾的“均富”努力，官方颇为自豪。马英九在“2014年全国中小企业发展会议”的开幕致词中就提到：“台湾贫富差距，在全世界也算是很低的。”但是，台湾民间并不认同官方的说法，对于贫富分化有着完全不同于官方的感知与解读。《天下》杂志一年一度的“国情调查”揭开了这种巨大的分歧：2015年国情调查中，民意认为台湾“贫富差距扩大”的高达91%，；而这一数据，在2014年“国情调查”中为93.8％，创下调查以来新高，其中认为“非常严重”的比例更占了72.1％，将贫富分化视为危及台湾政治稳定的“不定时炸弹”。由于贫富差距拉大，民调显示近七成民众认为努力赚钱也难翻身。
在票选台湾当前最大的危机时，2015年国情调查的结果依次是“经济不景气”（45%），“政治恶斗”（33.8%）及贫富差距扩大（21.7%），与2014年调查结果一致：“经济不景气”（50.5%），“政治恶斗”（30%）及贫富差距扩大（15%）。两年的区别在于：对于“经济不景气”的担忧人数下降了4.5%，但对于“政治恶斗”与“贫富差距扩大”的担忧人数则分别上升了3.8%及6.7%，凸显社会对贫富分化的强烈担忧。
涉及贫富差距议题的文章，在以《天下》杂志为代表的台湾精英媒体中，一直是主流话题。
分歧的来源
官方与民间，为何对贫富差距扩大的认知有如此巨大的分歧？
对于官方的统计数据本身，并没有人质疑其真实。问题在于，官方的统计数据采集方式、口径等，失于粗疏，而难以更为清晰地反映贫富分化的真实情况。《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在接受《天下》杂志专访时指出，基尼系数和“五分位”法把太多抽象的东西放在一起，很令人分心，用税收、遗产税萃取出更具体的数字去呈现“不公平”，才能贴近人的真实感受。
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虽然在国际通行，但国际间并无制定基尼系数的准则，如应否剔除税项、应否剔除公共援助受益者、应否剔除非本地居民、应否加入政府的福利等，并没有一致性。而“五分位”法将全体人群分为五部分，过于宽松，容易稀释经济顶层与底层的真正差距。例如，台湾的“五分位”法，其收入所得最高的20%的切分点，实际上划在了家庭年收入180万元以上，这表示夫妻每月各赚8万的受薪家庭，会与郭台铭、魏应充等超级大富归入同一级而不做区分。如此，若是薪水冻涨但郭、魏等富豪大赚钱，则五分位法所得比与基尼系数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显然，这样的数据欠缺精细。
最好的办法，也是最为直接的办法，就是将人群再细分为10%、5%、甚至1%，如此一来，贫富差距的变化就更为清晰。而这，正是“全球顶尖所得分配数据库”所提供的服务内容。2014年，由“中研院”院士朱敬一与胡胜正主持，联合四位新生代财经学者，采用WTID一样的研究方法，花了四个月时间，研究“财政部”历年的税籍数据后，建立了台湾版更精细的贫富差距历年数据库，并正式纳入WTID数据库。
根据这些数据，台湾廿等分层级（即以5%划分人群）所得比在过去14年由32倍多暴增到96倍多，如WTID制作的图2。
恶化加速
台湾前1％巨富所得占比，在2000年前后开始稳定攀高，如今已占全台所得的10.85％，所得集中度超越日本的9.51％，直追韩国的12.23％、新加坡的13.85％。相比之下，美国前1％富人的全国所得占比为19％。
中国台湾所得前10％的所得占比35.5％，低于日本的40.5％、韩国的44.87％、新加坡的41.85％（图3），并不算高。媒体认为1%与10%这两个人群的不同占比，或许反映的是台湾的顶尖富豪财富更集中。
台湾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恶化的速度。不论是1％或10％比较，台湾自1980年所得分配最平均的美好年代之后，富人所得占比增加的速度，就比日本、新加坡来得高，仅次于韩国。
过去30年，中国台湾顶尖收入1％的巨富多拿到“全国”所得5.2％，是四者中比例获取最高的。最高收入10％人群则多获取14.1％，也仅次于韩国的增幅。
对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某特定比例（如最高的10%）的高收入人群，其所得占比的快速增加，最大的推动力在于更高收入人群（如最高的5%）所得的超快速增加，也即最高5%人群的收入增长，拉高了数据；同样，最高1%人群的收入增长，拉高了最高5%这个人群的统计数据；还可以依次类推到最高0.01%收入人群对统计的拉动。比如，2000年以来最高0.01％家庭总所得份额，占最高0.1％家庭总所得份额的比率每一年都在40％以上，而他们的家庭数量仅占10%。
新加坡财富研究机构Wealth-X公布的《世界超级财富报告》（World Ultra Wealth Report 2014），也为中国台湾的贫富分化提供了一定的佐证。台湾的“超高净值”（Ultra High Net Worth ,UHNW，标准为资产达到3000万美元以上）人士，2014年达到1315人，比上年增长5.6%，他们的财富总额达到了225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7.1%，人均财富1.71亿美元。“超高净值”人数及其财富总额的增幅，都超过亚洲均值（分别为4.8%及5.8%）、接近全球均值（6%及7%）。其人均财富也超过亚洲及全球“超高净值人士”平均值（分别为1.50亿及1.41亿美元），显示台湾的财富集中程度，可能高居前茅。
遗憾的是，该报告未公布台湾“超高净值人士”所拥有的财富在中国台湾总财富中的比例（其所公布的中国大陆与中国香港的这一比例分别为7.3%与59.5%，凸显中国香港的财富集中程度到了惊人的程度）。
均富的奇迹
台湾在经济起飞的阶段，对于贫富差距的控制，达到相当卓越的程度，造就了“均富”的“台湾奇迹”，堪与后来中国大陆令10多亿人摆脱贫困的“中国奇迹”相媲美，成为大中华圈为世界创造的两大奇迹——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奇迹，也是社会发展的奇迹。
台湾的经济起飞阶段，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由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这一时期的“五分位”数据，呈现了递减趋势，收入最高的20%人群与最低的20%人群相比，其收入差距从1964年的5.33倍下降到1980年的4.17倍。中国台湾的“均富”奇迹，在美国学者钱纳里看来，甚至是世界上唯一的。
造就奇迹的主要原因在于几点：
首先，台湾的经济改革与后来大陆的经济改革一样，也是发轫于农村改革。通过“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及“耕者有其田”等，台湾对土地资源进行了重组，这样的“土改”结束了此前土地过度集中于地主富人手中的情况。贫农数量急剧减少，既提高了农民的耕作积极性，也大大缩小了城乡差别，1964年台湾农家户均可支配所得就相当于非农家的96.59%，为“均富”积累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的“土改”是在和平赎买的主流政策下进行的，避免了农村社会基于利益争夺的斗争。
其次，台湾起飞初期大量依靠劳力密集型产业, 如纺织、食品加工、皮革、小机电等。这些产业的特点是：一、以出口为导向；二、企业的规模小；三、技术含量低，适合吸纳低素质劳动力尤其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样的产业特点，使得就业较为充分，同时也使得收入较为平均，令广大“屌丝”阶层得以分享改革红利，也令台湾的改革得以在初期避免大资本形成垄断，这些都促成了分配的均化。1979年台湾失业率降至1.2%，实现了充分就业，工资性收入在居民收入结构中占到了60.8%，为社会的“均富”打下基础。
第三，台湾在经济起步的初期，就十分注重教育，自20世纪50年代就普及了小学义务教育，60年代则普及了初中义务教育，并不断加大在教育上的财政投入，提升民众的教育水准，为融入低技术的劳力密集型产业做好了准备。
台湾20多年发展中展现的“均富”现象，成为国际学术界盛行的“倒U假说”（Kuznets Inverted-U Hypothesis 或Kuznets Curve）的例外。“倒U假说”是美国经济学家、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Kuznets）在1955年提出来的。他经过对18个国家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实证资料的分析，得出了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后改进”，即：“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而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表现在图形上，是一条先向上弯曲后向下弯曲的曲线，形似颠倒过来的U。
转型新常态
当台湾进入经济转型期后，“均富”奇迹终结，贫富差距开始拉大。“五分位法”数据显示，1980年仅为4.17倍，到1990年上升到5.18倍，到2001年上升到6倍以上。
其中原因，岛内外学者进行过不少探寻，大致有以下几种：
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当推产业结构调整。这种调整体现在：一、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兴起，不断侵蚀制造业的份额；二、制造业自身飞速升级，从劳力密集型产业转向电子信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三、迅速崛起的服务业，覆盖范围极其广泛，从低端的餐饮行业到技术含量颇高的IT服务及金融服务等。
转型期间，台湾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景气低迷。同时，“台湾接单、海外生产”的“三角贸易”，已经占据台湾制造业的半壁江山，虽然依然有助于GDP的增加，但无法拉动本土的就业、投资与消费，其收益也无法与普罗大众分享。
因此，催生了转型过程中的两个现象：
一、结构性失业人数增加，尤其是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低收入群体，就业困难大大增加。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每户就业人数按照“五分位法”计算其差距，收入最低的20%家庭，其就业人数从1981年的1.45下降到2013年的0.51；而收入最高的20%家庭，其就业人数的下降明显少于前者，从1981年的2.61人，下降到了2013年的2.29人；两组人群之间的家庭就业人数差距则持续扩大，从1981年的1.80倍，到2013年的4.49倍。
甚至，最富与最穷的两组人群，其家庭规模也发生着同样的变化，收入最低20%家庭，其平均每户人数从1981年的3.65人，下降到2013年的1.80人；收入最高的20%家庭，其平均每户人数的跌幅明显低于前者，从1981年的5.61人下降到2013年的4.19人；两者的倍数差从1981年的1.54倍扩大到了2013年的2.33倍。这背后，可能是低收入家庭不敢生养子女甚至无力成家等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应证了“贫贱家庭百事哀”。统计也显示，2013年台湾的1人户与2人户的比例合计达到36.77%，而这个比例在1970年是7.3%、1980年是11.15%、1990年是18.06、2000年是29.12%。家庭结构的变化，除了生育观念等的变化之外，与贫富分化是否也有某种程度的逻辑关联，尚待进一步的研究判断。
二、工资差距扩大。工资薪金（“受雇报酬”）所得在台湾每户平均所得中，占比高达54.8%，长期如此，因此，工资差距的拉大，对收入分化影响很大。
统计数据显示，不同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不断拉大。最能吸收低收入阶层的制造业、营造业工资薪金涨幅较低，而集聚大量高收入阶层的金融保险、水电燃气等产业工资薪金则明显得到了提升。在1980~2006年间，台湾制造业平均月工资从8043元增至39080元，而水电燃气企业等则从23451元增至88348元。
2013年的官方统计表明，按行业划分，人均可支配所得最高的是“公共行政及国防；强制性社会安全”（754134元），这个行业以公务员为主，在某种程度上凸显华人社会“官本位”的特质；其次是“金融、保险及不动产业”（719,000元），第三是“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类”（691441元）。最低的则是“农林渔牧业”（369973元），他们甚至比“无行业”（391638元）还低，随后依次是“支援服务业”（418678元）、“住宿与餐饮业”（436206元）。低收入的行业恰恰是吸纳低端人群最为集中的行业。最高收入的公务员阶层，与最低收入的农民，收入差距超过了100%。
值得注意的是，收入差距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扩大，教育与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在台湾早期的经济腾飞中，普及性的教育扮演了“均富”推动者的重要角色，但随着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增大，教育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加大了收入差距。2013年的官方统计显示了这一差别。研究生及其以上学历者，年均收入大大超过其他教育程度者，甚至比大学教育程度者还高出54.7%。详见图4。
其次是ECFA，虽然的确为台湾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但是台湾的产业外移也加剧了台湾的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就业难度。民进党以此为议题进行扭曲性的政治操作，实际上也是抓住了底层劳动者的顾虑及不满。
对于台湾产业转移跟着成本走的特点，舆论也有批判。“产业升级陷入僵局，企业主仍普遍倾向节省成本，而非创造价值，让台湾薪资水平不但无法提升，甚至倒退，也是原因。‘台商企业老板太习惯cost down，这边成本高，我就移到别的地方去，’中研院政治所副研究员吴亲恩指出，从台湾移到大陆沿海省份、再往内陆移，甚至转战越南、柬埔寨。‘企业主将人力资源视为成本，不愿投资台湾人才，尝试产业升级，造成薪资结构僵化，也拉大了贫富差距。’”
税制的导向
产业结构转型之外，催化贫富差距扩大的另一主因，是税制。
如何权衡税制的“效率”与“公平”，是所有政府的难题。注重“效率”，可刺激经济增长，但亦会加大贫富差距，这是包括台湾乃至大陆在内的后发地区不得不面对的艰难抉择。
台湾大约是世界上税负最低的地区之一，税负平均约12.2%。台湾税制的特点就是减免项目繁多。无论是“两蒋”时代第一次经济腾飞，还是后来政党轮替，执政者为了推动经济发展，不断在税收优惠上大做文章。1960年起，台湾开始实施《奖励投资条例》；1991年起，改为实施《促进产业升级条例》；民进党执政后，又推出诸多减免政策，诸如制造业及相关技术服务业新增投资5年免征营利事业所得税；实施土地增值税减半征收；对设立金融控股公司所需规费及印花税、营业税、所得税等税捐都予免缴或免征等。
民进党与国民党在减税刺激经济上，并无区别。2005年，民进党政府以抢救SARS后的低迷房市为由，把土地增值税减半；金融海啸期间，国民党政府则把遗赠税从50%调降到10%。
岛内舆论乃至学界广泛认为，减税所惠及的主要是财团，而非普罗大众，反而因此加大了贫富差距，破坏了财政税基，削弱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能力，受影响的依然是普罗大众。
台湾税法计算土地价值是按公告地价而不是市场价格，课征土增税和房屋交易所得税，其依据严重偏离实价。据官方统计资料，1976~1996年间，土地交易者共获利10.03兆元，但只缴1.4兆元的增值税，税率约只有1/10，远低于税法所规定的40%至60%。
经常被当作典型的案例是，北市“信义之星”在2008年每坪100万，投资客在涨到170万元后卖出，大赚1亿元多，但只需缴52万元房屋交易所得税。若以实价课税，则要缴5200万元，相差近100倍。
台北信义计划区在1980年市府正式公布重划计划时，还是一片苗圃、稻田与联勤兵工厂，但宏泰集团林堉璘在公告前后陆续就买下区内近万坪土地。当时其购入价格，一坪不过台币7万元到12万元不等。但如今，单以占地2600余坪的威秀影城土地为例，市价已经涨到约每坪650万元，总值169亿元。换言之，24年间，林堉璘几乎不用做任何事情，就赚到了整整68倍的财富。而且税负极其低廉。林堉璘本人，曾名列福布斯（Forbes）台湾富豪榜首位。
同样地，台湾的股票交易所得也不课税，1980~1998年，台湾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值从2191亿元，增长到8.38兆元，平均每年增加22.4%，加剧了财富的集中。
媒体因此批判：“台湾落后国际的税制和缓慢产业升级，等于变相鼓励用钱滚钱的资本交易，让台湾成为富人炒作资本的天堂。原是支撑社会的中产阶层，普遍有强烈的相对剥夺感，担心落入‘向下沉沦’的趋势；没有‘富爸爸’的年轻世代，靠自身才能与努力翻身的机会，也愈来愈小。而富人，也觉得社会仇富，缺乏安全感。”
个人所得税方面，税负不公更明显。根据台湾“财政部”财税数据中心的统计资料，1998年全台湾所得税来源中，只有5.7%的所得来自受雇人员的薪资报酬；产业主所得则为16.0%；但是在个人所得税来源上，薪资所得者却缴了72.3%的税，企业主只缴5.3%。2003年全台湾排名前40名的最高所得者，总所得额共270亿元，排名第40名的人也有所得3亿元，这些高所得者中有15人缴的税率不到1%，有8个人没有缴一毛钱税，只有五六人缴税达到38％的正常税率。
何来撕裂感？
台湾究竟是否存在贫富分化问题？台湾的贫富分化问题究竟有多严重？从政府数据与民众感知的分歧，可以看到台湾社会所展现的“撕裂感”。
其实，台湾的所谓“贫困”，依然是“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的贫困，即以相对贫困为主，兼有绝对贫困。真正无法维持生存的人属于极少数，即使是依靠政府救助为生的穷人，其生活水平也远比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贫民高。台湾的无业者年均收入都能达到39万元，相当于年均8万元人民币，月均6667元人民币，即是明证。
台湾官方大约也注意到了民意与官方在数据方面的分歧，在官方统计中，特别列了“主要国家（地区）家庭所得分配状况”，以资对比，这些国家（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英国、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芬兰、挪威、卢森堡、新西兰、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巴西、哥伦比亚等。而无论是基尼系数，还是“五分位数据”比较，中国台湾都是最好的。
同样地，WTID的数据也表明，尽管台湾的贫富差距在官方统计中因技术原因被低估，但与其他地区相比，台湾的情况并不特殊与另类。如最高1%人群的收入在所有人群收入中的占比，中国台湾与法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英国相比，还是相当缓和的。
问题在于：为什么台湾的民意会对贫富分化如此敏感和尖锐，远超其他那些贫富分化更为严峻的地区？
正如台湾媒体所言，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感知，很大程度在于“相对被剥夺感”。有学者甚至认为，台湾民众对贫富分化的忍受度较低，习惯于较低贫富差距水平且经过舆论传播、政治宣传影响，其对于即便是0.345的基尼系数依然感到非常不满；此外，也普遍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普遍心态，受益于ECFA等诸多利好，台湾经济成绩单亮丽夺目，可是普通民众却未能雨露均沾，感同身受。
其实，这些原因之外，还离不开一个台湾特色的原因：“夹生民主”所带来的政治操弄……
未完待续，作者雪珥为本报专栏作家、改革史学者、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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