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万利
200多年前，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以其小册子《常识》在美国的独立事业中立下卓越功勋；然而令人叹惋的是，潘恩晚景凄凉，而且身后毁谤不断。终其一生，托马斯·潘恩奔走于英、法、美之间，横渡于大西洋两岸；四海为家，居无定所；一度声名显赫，最后却少人问津。人称其“世界公民”，半是赞许，半是揶揄。
如果单从《常识》看，很多人无法理解，这样一位对大西洋革命做出重要贡献的人，为什么在晚年得不到人们最起码的尊重。当然，“古来圣贤皆寂寞”，然而潘恩的问题似乎不在于此。实际上，如果在《常识》之外，再阅读潘恩的《美国危机》《人的权利》以及《地权正义论》，就会稀释因《常识》而带来的简单化、符号化的潘恩形象，还原潘恩的思想底色，为理解潘恩的悲剧下场找到某种思路。
《常识》通篇没有一处常识，而是充斥了大量骇人听闻的反叛言论。在殖民地时代，大多数殖民者认同欧洲的权威。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视不列颠为母国，没有人愿意做“无家可归的人”。
常识通常是平实的，但《常识》这本小册子的语句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太阳从未照耀过比这更崇高的事业。这里牵动的不是一城、一郡、一省、一国，而是一个大陆——一个至少拥有世界八分之一人口的大陆。这里牵涉的不是一天、一年或者一个时代——实际上，我们的后代都卷入这场斗争，并且多少都受到当前事件的影响，直到永远。”在潘恩的笔下，这样充满激情和煽动力量的文字比比皆是。在独立战争时期，《常识》以小册子的形式被广泛印刷，成为殖民地普及程度仅次于《圣经》的作品，应该说，这与《常识》充满激情的文风有很大关系。
事实上，《常识》最初的书名是Plain Truth. 1775年底，潘恩听从当时的医学家、《独立宣言》的签名者本杰明·拉什的建议，将书名改为Common Sense. 在《常识》这本小册子里，除标题外，Common Sense这个词语只出现了三次。拉什的建议很显然是为了借鉴当时在殖民地盛行一时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增加信服力。
《常识》的读者甚众，但并非全是拥趸者。效忠派小册子作家詹姆斯·查莫斯写了一篇同样名为Plain Truth的文章，指责潘恩是一个“江湖骗子”。约翰·亚当斯晚年说此书“大而无当”，他不喜欢潘恩提倡的激进民主方式。化名者“一位美利坚人”撰文指出《常识》背后的反常识特征：“我在这本小册子里没有读到常识，更多的是反常的怒气。”当然，应该指出，有些反对言论同样是不理智的，甚至有人身攻击之嫌。美国国父、制宪会议代表古文诺·莫里斯不无揶揄地说：“一个不过是从英国来的冒险家，没有财产，没有家眷或亲属，甚至连英语语法都一窍不通的人，居然会高踞这种地位。”
总体上，在《常识》中，潘恩并不是在表述某种现有的常识，而是用强有力的语言，将独立意识包装成常识，使其深入人心。接下来，如果说《常识》点燃了独立的火焰，那么可以说《美国危机》帮助这星星之火抵御寒风，形成燎原之势。
战事即开，英国大举进攻，并对北美沿岸实行封锁。面对强敌，大陆军处处被动，殖民地人对独立的前景十分忧惧。1776年圣诞节前夕，潘恩在费城再次拿起他那生花妙笔，写下第一篇《危机》，开篇留下千古名句：“这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时刻。”《美国危机》不止一篇。在历时7年的独立战争中，潘恩共写下13篇论美国危机的文章。在《美国危机》第三篇以及《至贵格会的信》中，潘恩继续批评贵格会的“和平主义”。但是，政治上的犀利风格一旦被挪用到宗教上，伤害的将不仅是利益，而且是感情。潘恩的这种宗教观在他后来的著述中表现得更加肆无忌惮，应该说，在宗教问题上树敌过众是他的悲惨下场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的权利》是潘恩与伯克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论战的产物。1787年8月，潘恩来到伦敦，后来为此频繁往返于英法之间。潘恩还受到英国下院议员埃德蒙·伯克的接待。1789年7月14日，法国爆发了大革命，伯克在议会发表演讲，激烈反对这场革命。次年，伯克在其议会演讲基础上，发表小册子《法国革命沉思录》，十分畅销。潘恩读到这本书后，表示“对伯克先生的做法深感震惊和失望”，着手写文章批驳。这一次，他写的不是《常识》或13篇《美国危机》那样的小册子，而是一部9万字的长篇政论，取名《人的权利》，副标题是“答伯克对法国革命的攻击”，并题献给美国总统、自己的老朋友华盛顿。但是华盛顿似乎并不领情。独立战争结束后，华盛顿努力改善与英国的关系，在他看来，《人的权利》对英国君主制度的批评对此不利。华盛顿本人不愿意成为美利坚的国王，但他对不列颠国王并不反感，反而觉得潘恩的攻击过分了。
潘恩身陷法国大革命的激流中。他到达加来码头时，人群中有人喊“潘恩万岁”。他在新生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国民会议中发表演讲，歌颂人的理性，但是走得太远，竟然批判《圣经》，这引起普遍不快。他不会法语，只能请人宣读自己的演讲译文。后来，雅各宾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外国侨民担任公职。1793年圣诞节，潘恩被关进监狱。旅法的美国侨民设法营救潘恩，但美国驻法公使莫里斯无动于衷。幸好，次年，罗伯斯庇尔下台了，潘恩终于在11月份走出了监狱。
这场牢狱之灾的另一结果是，潘恩与华盛顿最终绝交。1795年2月22日华盛顿生日这天，潘恩致信华盛顿，发泄自己心中压抑已久的愤怒：“美国革命成功之后，你躺在家里分享革命的果实，而我却冒着新的艰难险阻去扩展美国革命所产生的原则。”潘恩后来还攻击华盛顿，指出华盛顿当初在军事指挥上无能，不配做军事和政治英雄。对华盛顿的攻击使潘恩在多数美国人中名誉扫地，更多的人叹息：革命的“剑”与“笔”分道扬镳了。
1793年底，经过被解除国民议会公职后一个多月的闭门写作，潘恩完成了《理性时代》。次年该书在美国出版，潘恩将它题献给“我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同胞”。潘恩根据自己对启蒙运动的理解，以及自己在法国革命中的经历，鼓吹理性，驳斥《圣经》中关于“感孕”、“神迹”、仇杀的记录。他指出，“耶稣并没有记载过自己的生平与家世”，《圣经》里的那些讲述都是“可怜的捏造”；“耶稣故事整个都是虚妄不可信的，因为这类证据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这部著作触动了人们最敏感的信仰神经，在美国再次引起轩然大波，人们指责潘恩堕落成了无神论者。
潘恩对宗教的理解和对理性的鼓吹，与法国的启蒙运动是一致的；只不过，他将这种思想移植到新生的美利坚时，遇到了语境障碍。在那两场“姊妹革命”中，美利坚与法兰西在宗教、政治诸多方面差距甚大。劳德·阿克顿深刻指出“法国人从美国人那里学来的是革命的理想，而不是他们的政体理论——是他们一刀两断的气魄，而不是修修补补的艺术。”古维诺尔·莫里斯形象地批评法国人“以天才人物取代理性作为革命的指导，以实验代替经验，在闪电(lightning)和阳光(light)之间，他们更愿意选择前者，也正因为此他们一直在黑暗中摸索。”进一步而言，即便凡人耶稣是需要考证的，但基督耶稣只能靠信仰。
《地权正义论》出版于1795年，这本关注穷人处境的著作是潘恩的最后一本小册子。潘恩用较大篇幅计算了土地的各种收益及其分配方案，但显得比较粗略、理想化，并带有激进色彩。潘恩承认：“我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我就各种可能性做充分的探究，从而以尽可能大的确定性做出推算。因此，这里我所提供的，更多是观察与思考的结果，而不是收集信息的结果。但是我相信，人们会发现它是符合事实的。”潘恩对自己心目中的美好社会的设计能力，似乎远远低于对社会制度的抨击。
潘恩是一位激进的斗士。他出身低微，对于社会等级制度有着天然的抵触。他有一句名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故乡。”他说：“我对乱子习以为常。”潘恩个性倔强，四处树敌。早年在英国做税吏时，他经常与上司争吵，他的收税记录是一笔糊涂账。到美洲后，在《宾夕法尼亚杂志》做编辑时，与观念保守的老板艾肯特频繁争吵。在独立问题上，潘恩与弗吉尼亚为敌，与罗德岛为敌。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接着说：“他是有史以来最好斗的人。”确实如此，他是这样好斗, 以致与人权之外的一切权力为敌。他与伯克论战，与华盛顿吵翻，与前来拜访的拿破仑不欢而散。他以《常识》反对常识, 以《人权论》反对政治传统, 最后以《理性时代》反宗教传统——他的著作几乎构成了一场对十八世纪社会的全面挑战。
潘恩是一位出色的政治鼓动家。潘恩的小册子之所以畅销，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犀利的言辞与独特的文风。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指出：“潘恩之所以独一无二，就在于其开创了一种新式政治语言。”美国当代历史学家、弗吉尼亚大学教授索菲亚·罗森菲尔德指出，潘恩高度创造性地使用了“常识”这一术语。他融合了苏格兰常识学派的观点，即普通人能够对政治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19世纪的美国历史学家小莫拉姆评价说：“潘恩显然远不足以跻身于伟大政治思想家之列。潘恩并非哲人，而是宣传家。”
当然，在历史的长河中，众叛亲离经常是时代先贤的难免结局，卢梭如是；荣华富贵通常也并非仁人志士的初衷，华盛顿如是。时势造英雄。潘恩成功地将启蒙思想、殖民地困境与自己作为通俗小册子作家的鼓动才华、未受过正规教育的不羁文风结合到一起，在当前的危机中一举成名。但是，危机过后，百废待兴之际，当初鼓动反叛的人变得不合时宜了。潘恩的成功主要不是作为思想家，而是作为作家；潘恩的落寞主要也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世道人心，而是因为他的话语失去了往日的语境。潘恩是“永远的反对者”，是人间与天堂的“双料捣蛋”。他不竭的斗志为美利坚的独立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但独立后的美利坚没有为他提供持久的舞台。潘恩的境遇不是个案，它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某一类革命家的历史意蕴；《常识》不是潘恩的全部，他的其他言行可能会淡化读者心目中的某种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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