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超
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在介入公共领域话题的讨论时，往往容易陷入一种失语的状态。一般来说，一位学者之所以能够通过公共媒介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并让这种观点被广大社会成员所知晓（要知道，这种特权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获得的），往往并不是基于他/她的公民身份，而仅仅是因为他/她的专家角色。
也就是说，大家之所以相信一个专家所说的话，是因为相信那个人所拥有的专业学识以及审慎的思考能力（而不是这个人本身）。这些能力保证了他能够获得关于某件事情的正确认识。然后，作为一介草民的我们可以放心将自己的理性让渡给这些专家学者，让他们用一套我们也许听不太懂的专业术语，来替我们思考、说服我们去赞成或者去反对一项议题，或者影响我们对于事情的看法。
但是，这里面存在某种潜在的危险：在一个学术早已走出象牙塔的时代，任何自称专家的人实际上都无法做到全然地从社会中抽离、进而用一种“上帝的视角”来“客观地”审视问题。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学者在现实中早已演化成和我们一样为稻粱谋的普通人。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感情好恶、利益诉求以及政治立场。而这样的一种价值倾向与是否“恪守学术的价值无涉”信条并没有什么关系。
不仅如此，对于这样一些人来说，由于研究领域日益专精，他们实际上也许并不能得到关于我们试图所了解的问题的“全部”答案，而只能立足于自己狭窄的专业领域，提供一点点也许在我们看来仅仅是片面的解答；而一旦超出这些专业领域，专家所拥有知识水准同常人也就无甚分别了——当然了，对于这一点，当下很多自负的“专家们”往往意识不到。
既摆脱不掉先见，同时又只能局限在狭窄的专业领域，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已经不再能够垄断整个社会价值观的阐释权。在这种情况下，谁来为公共领域中的争论提供最终的裁决，便似乎成了一个问题。而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当下围绕中国很多重要社会问题的讨论，往往最终都沦落为无休止的争吵和无意义的谩骂。
我们的专家似乎总是在抱怨民众无知非理性，而民众则反过来骂专家误国，而持有不同价值立场的专家之间、民众与民众之间，都因为缺少对于所讨论问题的基础性共识，而陷入相互之间的极度不信任、乃至极端的仇视之中。而在这样疯狂的争吵和谩骂中，最为激烈的声音，往往都是围绕我们传统文化、特别是“国学”、“中医”等敏感议题上——在当下，谈论这些话题时，稍有不慎，便会导致朋友翻脸、割席断交。
就在这个月的中旬，关于“教育部将首次增设国学教育本科专业”的新闻，便又一次引起了“挺国学”和“倒国学”间的约架。而在稍早之前，复旦教授刘清平由于辱骂孔孟的言论，也导致了复旦某学生发起的“驱刘运动”。
其实这些年来，围绕包括儒学在内的各种“国学”所引发的类似的争吵一直屡见不鲜。似乎儒学已经被大家玩儿坏了，但争论的双方却并没有对所争论的问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我们今天应该从什么意义上来谈论儒学？其实很长时间以来，笔者一直想写篇文字来专门谈一谈这个问题。而之所以迟迟未能动笔，一方面是觉得作为一名不折不扣的外行，笔者并不具备专精的旧学功底，因此没有足够的学术资质来谈论这样一个高大上的话题——这么多年，对于传统文化的了解，基本都是靠着平日里道听途说来的一些二手知识，再加上自己可怜的一点点积累。贸然在这样一个并非自己专业领域的话题发声，难免会露怯露短以至贻笑大方。
另一方面，当下，在围绕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传统知识的争论，往往掺杂着很多情绪，而不容易秉持一个理性的角度。但是，作为一个公民，面对这样一个明显与当代中国人心灵相关的“公共议题”，笔者还是想试着从自己的知识背景出发，表达一下不成熟的看法。
1983年的时候，包括著名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内的一批英国学者曾经一起出版过一本叫做《传统的发明》的论文集。在那本书里，霍布斯鲍姆们通过考证发现，我们很多看似很古老的传统，实际上起源于非常晚近的时期，有时甚至是被发明出来的。这里面很著名的例子便是苏格兰的名族服装、以及英国的皇家仪式等。
在这些历史学家们看来，我们文化传统之所以能够成为传统，并不是它一直在那里延续了很长时间，而是因为我们根据当下的需要，将其“创造”了出来。而传统发明的过程往往伴随着现代性的降临、特别是同民族国家的诞生联系在一起。而一些民族正是基于认同的需要，对一些文化事项以及历史记忆进行加工，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传统”。
例如，天皇可以称得上是当今日本国家的象征。但实际上，在日本历史上的很长时间，天皇一直是被幕府把玩的傀儡，只是到了近代，伴随着明治维新，日本走上了现代化以及军国主义的道路，为了最大限度地组织和动员民众，天皇才被新兴的神道教确立为神圣的存在，开始接受全体日本国民的膜拜。
就像克罗齐的那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传统都是向着当下而存在的。但有意思的是，任何被发明的传统都会让接受这一传统的人感觉它像是一直存在着一样，被珍视、甚至会为了维护该传统而不懈地努力。作为结果，我们自认为是“传统”的观念会在当下起到实实在在的作用——谈了这么多，我是想说，其实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思路去分析我们自己认为是传统的那些东西，例如包括儒学在内的、我们所认为的那些“国学”。
其实，我们当下所谈到的同儒学有关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指的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一个是历史上的儒家学说，另一个是对当下仍具影响的那种观念形态。不能说这二者之间能够截然分开，但它们的确是两回事——简单地说，一个是“已经死了的”，另一个是“仍然活着的”（或者按照共识性的说法：大传统和小传统）。而很多人在围绕“是否应当提倡儒学”等问题进行争吵时，往往把这两者混为一谈。
历史上的儒家学说诞生的土壤，是一个同我们今天的社会截然不同的标准“贵族社会”，在这种社会里，阶级是固定的，每个人在其社会层级里面，都有着固定的社会身份和隶属关系。这一点特别像欧洲中世纪、以及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的社会形态——在欧洲中世纪，一个骑士仅仅对它的领主效忠，而同国王没有隶属关系，在先秦的中国，情况也是类似的。像孔子那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学说，便是这样一种社会形态下对“秩序如何可能”的合理思考。
当社会形态发生变迁之时，这样的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在现实中就会打折扣。例如，中国社会在经历了“周秦之变”以后，由封建时期进入到了帝制时期，儒家的很多经典原则便已不再适用。孔孟在其经典表述中，一直将“小共同体”置于“大共同体”之上，而像这种“子为父隐”等认为亲情重于王法的思想，不仅同当代社会的主流价值不符，在一个皇权至高无上的时代，也会造成儒家不见容于政治权力。
笔者主张，判断一种思想体系或知识体系是否值得我们去提倡，是看它是否能够直面当下中国社会的某些根本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像儒学这样一种古老的思想，并没有对当下中国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进行回应。
不仅如此，儒学传统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会中打下的烙印，使得它本身成为一种需要被直面的问题。这就涉及了儒家思想的第二个、也就是“活着的”那个维度。尽管当代某著名的学者认为在儒学中含有民主宪政的因素，但实际上这无非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
但是，儒家思想对于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影响，却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需要被严肃对待和审视的话题。儒家的那套东西，可以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人的许多行为和想法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总之，对于那些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复兴儒学来发展出一套现代性解决方案的人们，笔者是持保留态度的。实际上，与很多倡导儒学复兴的人们所期望的相反，儒学的复兴并不会彰显中国文化的特质，也不会真正给中国人带来所谓的自信；正相反，这也许恰恰才是真的陷入了“西方中心论”的陷阱，成为非西方社会在遭遇现代性时“自我东方化”或者“自我殖民化”的某种表现形式。
或许谈论儒学更为正确的做法，是去除掉我们加之其上的感情、期望甚至意识形态，让它真正回到作为“古典学术”的原初地位；同时，用理性的思维，对它影响当下中国人行为模式的方式进行科学的辨析。孔子是一位善良的老师，他已经注视了这片土地多年，也已经培养了两千多届学生，也许他很累，也许该让他老人家回去睡个好觉了。而作为晚辈的我们，也应该学着在没有他的日子里独立的成长。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李坚 SF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