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雄
假如一个人不懂拉丁文，即使他是著名的电机大师并且在其坩埚中拥有氢氟酸碱，他也只是一个粗人。
——阿瑟·叔本华
现在我知道了，一个作家决不应被愤怒、厌恶和轻蔑之类的感情所支配。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一
英国政府于1871年推进全民基础教育时，没人想到，这桩显而易见的善政竟引起了知识界精英的同仇敌忾，他们就像地震前的动物，展示了大量逸出常理常情的群体性躁狂。一场由精英单方面发起的鄙视大众之战，自此打响。——我是在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约翰·凯里教授的著作《知识分子与大众》里，获知这场战争的，读完后我发现，很难把它定义为“没有硝烟的战争”。
该书试图告诉读者，不仅现代派文学不像传统教科书写的那样，源于对工业化进程导致的“人的异化”的反抗，而是知识阶层蔑视并排斥大众的结果；甚至希特勒的种族清洗行为，都可能遵循了当年那些作家、哲人气吞山河的告诫和娓娓动人的指点。相比处于癫狂亢奋态的文人，我们会在某一时刻恍惚以为，希特勒的行为还算节制，倘若英国小说家H·G·威尔斯或D·H·劳伦斯晋升第三帝国元首，灾祸可能更大。
比如，希特勒的主要目标是德国和波兰的犹太人，他虽瞧不起东欧民族，但并未将后者纳入种族清洗计划——他曾设想把斯拉夫人“孤立在自己的猪圈里”，任其自生自灭。威尔斯的目标就远大多了，他曾在《公开的阴谋》中陈述自己的思想，凯里教授概括道，他“认为东方人和非洲人的过度繁殖和‘半愚昧状态’，阻碍了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进步。他非常遗憾地报道说，在印度、北非和远东，‘低级人口还在继续迅速增长，他们在生理上和精神上都较为弱小，有碍文明的机械发展’。”对于妇女，他更以一种希特勒都未必说得出口的口吻声称：“如果女人对我们来说太多了的话，我们将会把她变成少数者。”具体该怎么着手呢？凯里教授写道：
对这些“为数众多的无用的人民大众”，威尔斯采用了这样一个术语“深渊里的人”，并且预测，“一个国家如果能最坚决地精挑细选、教育、绝育、输出或毒杀深渊里的人”，那么它将走向昌盛。
劳伦斯1908年阅读了尼采著作（包括由尼采妹妹编选、对尼采哲学颇有曲解的《权力意志》），从此成为尼采信徒。他在一首诗里写道：“我的生命比为我赶马车的墨西哥人的生命更鲜活。”在致布兰奇·詹宁斯的信里，这位曾以美妙禁书《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蜚声文坛的作家，还就如何处置被社会抛弃的人，提出如下设想：
依我的方式，我将建一个像水晶宫那样巨大的死亡之屋，让军乐队轻轻吹奏，让电影放映机欢快地播放，然后我就跑到后街和主要的街道上，把所有病残者带进去，温和地引导他们，让他们笑着对我表示感谢。这时，乐队将轻轻地冒出 “哈里路亚合唱曲”的旋律。
我们知道，三十年后奥斯维辛、达豪集中营的遇难者，就是在一种不失欢快的沐浴气氛里遭到“毒杀”的。为了加快屠杀效率，纳粹还在他们最后的黄泉路上，不时安排些音乐和鲜花，偶尔还有礼仪小姐含笑相送。
替所属民族、性别、肤色表达一份庆幸和自豪，虽然永远无法成为一种可靠结论，在过往时代却极为常见，中国式的“华夷之辩”、“夷夏之防”“男尊女卑”即充斥此见，那也是脆弱的神经唯一消费得起的见解，特别容易引发民众响应，智者也庶几不免。古人有“荣期三乐”之说，即被视如风雅之论，道是：“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男尊女卑……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古希腊哲人泰勒斯（Thales）亦有类似话头：“吾有三福：吾生得为人而不为畜，是一福也；得为男而不为女，是二福也；得为希腊上国之民而不为蛮夷，是三福也。”（详见钱锺书《管锥编》卷二“列子张湛注·天瑞”）对此派鄙陋见解，罗素曾有如下告诫：
不管我们属于世界上哪个国家，我们大家总是认为我们自己的民族比所有其他民族都优越。既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长处和短处，我们就把自己的价值标准加以调整，以便证明自己民族的长处乃是真正重要的长处，而其缺点相对来说则微不足道。在这个问题上，一位明白事理的人也一定会承认，它没有明显正确的答案。
总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原是一种无可厚非的先民认知，但将“其心必异”遽尔等同于“虽远必诛”，则是一个恐怖跳跃。该跳跃非自威尔斯、劳伦斯等文人始，却在他们铺张扬厉的笔下达到高峰。
1908年的希特勒，刚刚遭遇父母双亡之痛，未足二十岁，正满腹悲愤地在维也纳街头鬻画谋生。当然，他也通过各种人文、科学小册子，堆垛他那捉襟见肘、互不隶属的知识货仓。如切斯瓦夫·米沃什所说，不加鉴别地贪食小册子，“解释了他头脑中不可思议的知识混乱”。米沃什接着例举道：“简单化和庸俗化了的达尔文物种起源理论和物竞天择理论，都已不同于达尔文以及与他争论的学者们的理论。它已被改造成社会学理论的重要部分，带有某种感情色彩了。”
忙着从廉价小册子和通俗报刊汲取营养，意味着希特勒的知识从未有过一个坚实地基，也缺乏一种体系性构架，他就像一个整天埋头摘抄各类警句格言的食古不化者，即使面对内涵截然不同、指向南辕北辙的表述，仍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他缺乏内在辨析力，他对思想的胡乱鲸吞，不是遵循原则和理路，而是惑于其表述方式。一个像尼采那样拥有雄强修辞力量的哲人，或一个像瓦格纳那样拥有恢宏华彩手法的音乐家，就能瞬间把他击倒。不用说，如威尔斯、劳伦斯这类拥有生花妙笔的文字术士，也会轻易俘获他。
威尔斯、劳伦斯辈未必想到，当他们只顾在纸上快意恩仇地宣泄仇恨时，青年阿道夫·希特勒，正默默而又贪婪地吮吸着他们的文字毒汁。因此，凯里教授在书的结尾喟然生叹：“《我的奋斗》的可悲之处在于，它在许多方面没有偏离标准，而常常植根于欧洲知识分子的正统观点。”
二
为更好理解当年那群文人的集体狂躁，我们不妨回溯一下曾经盛行欧洲知识界数世纪之久的拉丁文霸权。
因支持哥白尼“日心说”而于1633年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判处终生监禁的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伽利雷，本来有望避免牢狱之灾，他只要坚持使用拉丁语就可以了。罗马教廷委派的佛罗伦萨大使曾转告伽利略：如果你非要坚持哥白尼的观点，就“安安静静地坚持好了，不要费那么大力气去说服别人”。伽利略拒绝了，他像创作《神曲》的诗人但丁那样，坚持采用妇孺皆知的意大利语，而非只有特定的“知识选民”方能理解的拉丁语。这触犯了罗马教廷的底线。
西塞罗说：“就像雄辩由语言和思想组成一样，我们必须在保持我们的措词无误和纯洁——也就是使用良好的拉丁语——的时候，选择既恰当又有文采的语词。”在暗黑的千年中世纪之后，欧洲知识人重新发现了拉丁语，他们迅即认同了西塞罗，还赋予拉丁文一份额外的高贵。在西塞罗时代，拉丁语倒是并未专属知识阶层。
脱离了罗马帝国土壤的拉丁语素以难学著称，除却个别天纵奇才，如弥尔顿、约翰·密尔、《愚人颂》的作者埃拉斯摩，对大多数读书人都堪称无上折磨。埃拉斯摩还是小学生时，即能写出令拉丁文老师崩溃的信，那位老师在回复学生时写道：“万一你再写这样典雅的信，请加上注解吧。”卢梭多次提到，“正如大家日后将看到的那样，我对拉丁文注定是学了又学，可始终没能学成。”约翰逊博士的拉丁文相当厉害（包斯威尔提到约翰逊喜欢在拉丁文里嵌入倒装句法），但他多次表示：“我的拉丁文是被老师揍出来的。”出于对拉丁文的沾沾自得，他大力倡导体罚式教学。
“能阅读就是能阅读拉丁语。”（马克·布洛赫语）当文艺复兴后的欧洲知识人通过艰苦学习掌握了拉丁文，他们随即发现了一个秘密：人分成两类，懂拉丁文或不懂拉丁文。前者构成一个优选种族，一个“劳心者”阶层；那些只会说本民族方言的“蠢货”，则天然沦为“劳力者”。鉴于这份差别并非源自出身、世袭等阶级因素，而是与高难的技能相关，被排斥在外的寻常大众，倒也泰然接受，不致将其视为外在压迫。英国下议院名义上由庶民代表组成，但当议员先生发言时动辄引用拉丁文却不加翻译，就会生成一股智性蛮力：茫然不解者遇到颔首微笑者，自惭形秽，羞愧地认为自己不配站在这里。
著名的《培根论说文集》虽用英语和拉丁文两种语言写成，但作者在题献词里强调：“窃意拉丁既为天下之共同语言，则拉丁文本或可永垂后世而不朽。”至于其他人文作家，如约翰·弥尔顿撰写政论文时，纯以拉丁文出之，将寻常百姓排除在目标读者之外。
当拉丁文借助智性屏障将村夫愚妇、下里巴人隔离在外，拉丁文世界就成为知识人一块相对安逸的封闭领地，一座专供少数人盘桓留连的精神城堡。包括叔本华在内的欧洲知识人大多持有一个信念：“事实上，整个欧洲精于思考，善于判断的人为数甚少。”因此，正如罗马教廷允许伽利略用拉丁文坚持日心说一样，有人想用拉丁文表达有伤风化的内容，也大可通融。用拉丁文写作，意味着无论危险的思想还是不道德的情感，都处于可控状态。如果民众是羊群，在羊群之上的牧羊精英，有权随意翱翔。《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爱德华·吉本即被后人概括出如下倾向：“对群众唯一得体的态度是开明贵族的鄙视。”
然而，随着民族文学的兴起，民族语言也拥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拉丁文的至尊地位受到了挑战。一些作家对此充满感激，如早早就得养家糊口的维克多·雨果曾表示：“读者的增加，就是面包的增加”，但更多信奉拉丁文霸权的知识人则感到了深重不安。阿瑟·叔本华的表述最有代表性，他在《论拉丁文研究》一文里，发出如下浩叹：
随着与民族文学密切相关的方言的兴起，作为学者们通用语言的拉丁文逐渐被废弃，这从欧洲知识的角度来看，可谓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因为，正是主要由于拉丁语的媒介作用，欧洲才会有大批博学多才者——几乎每本书刚一出版便会立即受到他们的欢迎。
假如事情真的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那么，别了，古典文学！别了，高尚的情趣、深邃的思想！
三
与英国在19世纪70年代初推行普及教育相伴的，是人口的井喷式增长，自1800年到1914年，欧洲人口从1.8亿暴增到4.6亿。在知识界精英看来，这意味着欧洲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具有读写能力的庞大人群。“高尚的情趣、深邃的思想”只在小圈子里优雅传递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他们厌恶这个变迁，他们依旧迷恋这样一种历史，“为了了解社会发展有着怎样的进程，有时只需追踪观察为数不多的几个最敏感的个人思想发展的方向就足矣。”（米沃什语）H·G·威尔斯即断然认为，“新生人口过度云集”是“19世纪的根本灾难”。
蔑视民众原是以往知识界的流行看法，甚至在那些公认进步的人文主义者笔下，类似鄙视也比比皆是：“民众的本性就是感情用事。”（孟德斯鸠）“人民，先生们，人民是一头巨兽。”（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我相信，老百姓、大众、群众总是卑劣的。”（福楼拜）“大多数是什么？是无知的群众。智慧总是属于少数人。”（易卜生）“至于普通民众，他们意见的反常转变，他们那种可以水龙头一样开关的激情，全是受报纸和电台催眠的结果。”（乔治·奥威尔）……
盛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的那种癫狂，源于一份彼时彼地的认知，在当时精英眼里，与人分男女一样天经地义的是，世人必须分成读者与非读者。当庞大的底层民众意欲晋阶为读者并进而分享思想的一杯羹时，精英群体仿佛看到了一个女人普遍蓄起胡子的全新生物。与后人想当然的理解不同，这拨精英并不认为普及教育所新增的庞大读者群，对自己意味着福音，相反，他们坚信，这些人即使受了若干教育，骨子里仍然无法理解“高尚的情趣、深邃的思想”。与文盲相比，他们只是自以为会理解罢了。阿道斯·赫胥黎嘲笑道：“普及教育已经创造了一个广大的阶层，我可以称之为新蠢货。”
凯里教授曾如此概括赫胥黎的骇人见解：
在旧的特权制度下，那些能从教育中获益的人“基本”获得了文化，而普及教育却造成不计其数的人觉得自己有资格嘲笑文化。……同时，报纸、电影和广播又向“无尽的世界大众”宣扬“老掉牙的胡言乱语”，使文化加速堕落为愚蠢的东西。
大众的痛苦虽然很糟，大众的快乐可能更糟。这就是赫胥黎写《美丽新世界》的初衷。
被T·S·艾略特赞许为“我们这一代最伟大的风格独特的散文大师”的英国作家温德姆·刘易斯曾声称：“尽管现代人相信需要表达个性，可大多数人并没有个性可以表达，因为他们只有大众传媒强加给他们的群体意识。”
显然，T·S·艾略特本人的著名长诗《荒原》，同样涉及这个蔑视性主题，詹姆斯·乔伊斯把小说写得如此高深莫测，在凯里教授看来，也只有一个目的：“仅仅为知识分子而作。”
四
我不清楚作者约翰·凯里在阐述论证时，省略了哪些对其主题构成干扰的支流和细节。我不是一个性喜拥抱新奇观点的人，李笠翁曾将书籍分成“新耳目”和“备考核”两种，为慎重起见，我宁愿将《知识分子与大众》看成前者。尽管，仅就我有限的阅读，也能给凯里教授提供些许佐证。
C·P·斯诺在《两种文化》里曾提到一个严峻问题：
一位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反复盘问过我：“为什么大多数作家所持有的社会观点，早在金雀王朝（1154－1399）人们显然已经认为不文明、过时了呢？20世纪大多数著名作家是否也是这样呢？叶芝、庞德、温德姆·刘易斯，主宰我们时代文学感情的那些人中间十个中的九个——难道他们不仅政治上很愚蠢，而且政治上也很凶恶吗？难道他们所产生的全部影响会使我们更接近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吗？”
哈佛法学院教授亚伦·德肖维茨在《致年轻律师的信》一书里披露，他心目中的“法律英雄”、大法官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在致友人的信里，也曾表达过令纳粹狂喜的见解。德肖维茨写道：
他赞成对 “低能儿”实施绝育——甚至可能是谋杀。霍姆斯在信中同意处死“任何不合格的人”，并且“将经检查不合格的婴儿杀掉”。在承认强制绝育法律的合宪性时，他赞成对一个被误认为“低能儿”的女性实施绝育手术。按照霍姆斯的这个先例，成千上万的人们被实施绝育手术，而他们中有许多人是被误诊的。甚至连纳粹也引用过该判决用以支持他们的种族优生计划。
博学之士不难想到，处理不合格的婴儿，在两千多年前高度军事化的斯巴达城邦，就曾系统实施过。用地狱之火毁灭不配得到上帝救赎的人，既是基督教世界的经典意象，也是该世界的悲惨先例，索多玛城即毁于上帝之手。这也许可以部分解释这些作家、学者的谵妄之论，但我们不应为他们开脱更多。正如我们也不妨认为，那些政治上既蠢又恶的见解，有可能出自一颗颗不甘寂寞、贪慕声名的无聊心灵，倘若有一种检验文字的核磁共振设施，后人从那些作家身上所能扫描出的最大共性，大概只是虚荣和狂躁。但我们不必在替前贤辩解时，帮他们卸掉理应由他们承担的责任。
离开了公共责任，知识分子无从谈起。
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梭伦传》里，提到梭伦制订的一个怪诞法律：“一个人如果在国内出现党派分裂时不参加任何一方，就要被剥夺选举权。”普鲁塔克猜测道，梭伦“大概是希望一个人不要不关心公共事务……而是应该勇于拥护正义的方面，患难与共，予以支援，不能安处一方，坐视成败”。
无法断言西方知识精英在特定年代踊跃发表愚蠢见解的热情，来自梭伦的遥远怂恿，但我们至少会想到：当知识分子听从情感、欲望而非良知的召唤，发出万众一心的鼓噪呐喊，他们的笔就可能堕落成一杆杆锃亮的枪矛，散发出党卫军般的黑暗光芒。
思想不需要迈出罗马方阵的步伐，思想的美德无需呛人的酒香。
有些时候，我们感谢知识分子的巨大影响力——试想，如果在人类文明史上去掉洛克、康德、密尔等人的名字，这个世界将何等黯淡！——在另一些时候，我们又得警惕知识分子的超凡影响力，同时庆幸他们的默默无闻。
当知识分子决意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与人民敌对，当人民先是被君主以愚民术的方式、后是被知识精英以高雅的名义阻隔在知识之外，因丧失教育权而变得愚蠢的人民，就可能响应一些过于简单的口号，并用一种酷烈的反噬报复社会。这是血腥的法国大革命业已验证过的惨痛教训，日后还曾不断重演。
在今天的知识分子话语体系里，“政治正确”是一个高危雷区。一个白种美国知识人什么话都敢说，批评总统更像玩儿似的，但他连吞十颗豹子胆，也不敢公开蔑视黑人、仇视女性。“政治正确”是否有其矫枉过正之处，且存而不论，但就其迫使知识分子检点并约束自己、最大程度地提供负责任的看法这一点而论，它又显得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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