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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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11
刘刚
中国传统里，有一种学问，叫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是怎样的学问？总之说不清。但有明白的人，比如刘伯温。
刘伯温，原本是个科举制里的读书人，按照现在填表的格式，他的“个人成份”应该是“学生”。然而，科举制对于“学生”的要求，并没有“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一条。可见刘伯温是个科举制框不住的人，他可以从科举制出身，却不让科举决定终身，所以，在儒教经典之外，他还要另辟蹊径，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究天人之际”。
据说，他小时候，父亲要他对对子，冲口而出：“武定邦”。他即刻回应：“文治国”。父亲接着说：“成家立业”。他立马回答：“开天辟地”。小儿乳臭未干，竟有这等气象格局！当年，我们读王勃写的《滕王阁序》，读了多少遍，也不知道文章好在哪里，后来，我们用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把尺子一量，就发现，它不但光昌流丽，还琅琅上口，更有一番“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气象格局，君不见“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
就16个字，把个天地、古今都提撕起来了，这还不是大手笔？
可王勃也就那么一说。没活到“知天命”之年，说了也白说。纸上可以谈兵，但最好不要说命。年纪轻轻，就要“上知天文”，须知天命不仅不给青春加分，还得熬过了青春，熬出年成。王勃年成未熟，便透支了自己生命的年轮，而刘伯温出山，便刚好到了“知天命”的年头。
帝师已死
据说，中国帝王学里有四大帝师，吕尚、张良、诸葛亮和刘伯温。这四位，均非从“周孔之教”的模子里出来的，倒像是从神话与历史交错的道家学说里跑出来的半人半仙。
作为帝师，本来有两方面的作为，一是政治上的导师，还有就是军事上的军师。这两方面，被儒、道两家分担了。政治方面，先是周孔之教，后来有孔孟之道加上程朱理学，做了历朝帝王的导师。而军事方面，则没有常设的帝师，一般都是据乱世的临时配置，一旦乱世结束，军师就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军师不是意识形态，可以高高挂起，而是需要面对的血肉之躯，是个实际问题。
四大帝师，吕尚之所以能功德圆满，是因为有分封制，可以封邦建国。而张良面对君主专制，就只能退隐了，退隐还算是善终。至于诸葛亮，严格说来，还算不上“一个”军师，“三分天下”，也就是个“三分之一”的军师，不过，诸葛亮却不失为从军师向行政官僚转化的范例。
诸葛亮能从军师转化为丞相，有两个先决条件。其一，他本就是个“三分之一”的军师，其二，是因为刘备早死。刘备也就是为了夺取荆襄，才三顾茅庐，拜他为军师，入蜀以后，有两个重大的战略行动，关羽北伐，刘备东征，都没让他参与，何也？或如陈寿《三国志》所言“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或许刘备已然发觉《隆中对》里“三分天下”的战略便是诸葛氏家族的战略，诸葛氏三兄弟分居于魏、蜀、吴三国，便是其家族战略的狡兔三窟式布局，诸葛亮实现个人转型，刘禅却失败了。
诸葛亮之于刘禅，已非所谓“军师”，而是如曹操之于汉献帝，已然权相，有所区别者，在于“忠奸”二字。亮之忠，孟德之奸，古今已有确论，然，凡为权相，必有奸心，遍观历史，无不应验，不独孟德大奸，就连诸葛亮也难免。何也？观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貌似大忠，实为自谋，较之曹操玩汉献帝于掌股，虽有大忠与大奸的差距，但忠与奸本来就是相反相成的一体两面。亮此言，看似一腔热血的后面，还有潜台词，实乃警告蠢蠢欲动的后主：只要我还在，就不会还权于汝
今日，我们重读其前后《出师表》，观其明知“民穷兵疲”，战无胜算，还要用兵，全无《隆中对》之战略思想，惟以权谋伏于忠义辞章，动辄祭起先帝遗志，而不见其为国为民着想，无谋富国强兵之策，反以曹操作为军事投机的榜样，欲以机会主义的用计，来取代提高综合国力。孙子言战，曰“多算胜，少算不胜，何况无算乎！”所谓“算”，就是从综合国力上来“算”，亮无胜“算”而战，故其欲胜者非外而在内也，亮以不断用兵，牢牢掌握兵权，他没想过要归政于后主，还权于刘禅。
刘伯温刚好相反，他没有完成从军师向丞相的转型。据说，朱元璋找他谈过一次，先提了几个丞相候选人，向他征求意见，都被他否定了。于是，朱元璋说，我看你最合适。他马上回绝了：我不行，还是李善长合适。为什么要回绝？他自说是行政工作太繁琐，人事协调太烦，他不耐烦。朱元璋说，李善长处处跟你为难，你为什么还要说他行呢？李善长本来就是丞相，朱元璋来询问，就是有意要换丞相。他没有迎合朱元璋，反而重提李善长。朱元璋当然没有听他的话，那几位被他否定的人选，后来，都被朱元璋用作了丞相，可想而知，他们今后会对他怎样，而李善长也不会因此而买他的帐。
四位帝师中，惟有他是从科举制里出来的，身上还有股子书生意气。这意气，于官僚体制总有些格格不入，时不时地就要发作。50岁以前，他从科举制出身不难，可仕途上却磕磕绊绊，书生意气一发作，他便辞了官，回到老家南田，一个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50岁以后，他被朱元璋发现，一而再，再而三的邀请，他终于出山！出山以来，战场上克敌不难，官场上还是磕磕绊绊，书生意气再发作，便得罪了朱元璋的老班底淮右集团，又辞了官，归去来兮，最后还是遭了官场暗算。
暗算者，都说是胡惟庸，因为他生病时，身为丞相的胡惟庸亲自给他送药来了，他服药以后，病情反而恶化，他把这一情况告诉朱元璋，朱未过问此事，看着他死。因此，有人怀疑，朱是幕后主使，若非以御赐的名义，他岂能随便服用政敌送来的药？若被政敌掉了包，朱安能不理？更何况朱明知胡是他的政敌，偏偏让胡来送药，是何用意？后来，胡惟庸案发，这笔账就一并算到胡的头上去。
帝师没落是趋势，每下愈况，张良不如吕尚，刘伯温不如诸葛亮，刘伯温以后，再也没有那样的帝师了。帝师终结者是朱元璋，看似官场排除异己，实则欲以君主专制消灭书生意气。
笔者曾于南田刘伯温庙前，徘徊于“帝师”、“王佐”之门，感慨系之，诗云：
江山应文成 自由作兵魂
本来天地才 误入王佐门
书生当立
书生当立，立于何处？从现在来看，应当立于科学与民主。
可书生意气又是个什么东西？还不就是读书读出来的脾气。这也就是青年毛泽东，当年在《沁园春》里说过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脾气，这脾气一旦发作起来，就难免要问一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了。
从刘伯温到青年毛泽东，书生意气一以贯之，不过，已经转化了。
据说，朱元璋见到刘伯温，先问：能诗乎？伯温回答：诗乃末事。朱即以手中竹箸为题，伯温诗云：汉家天下四百年，尽在留侯一借间。“留侯”，指张良，曾借刘邦吃饭用的筷子，用以指画当时天下大势。
可见，那时刘伯温的书生意气，还是做个像张良那样的帝王师，而青年毛泽东已有所不同，他的书生意气里，已没有了帝师的痕迹，而是自有一番天地抱负。
青年毛泽东时代，帝师已死，书生当立，我们来看他用同一个词牌《沁园春》填的两首词，前一首“独立寒秋”写的是书生意气，后一首“北国风光”，书生意气已然散发为王者之气。
毛时代的进步在于，毕竟民国以后，个人有了权利意识，民主即自主，书生意气当自用，何必“王佐”？科举制里的书生，是不敢“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就连青年毛泽东最佩服的曾国藩也不敢问，左宗棠虽然是半吊子的科举出身，但也不敢问，书生意气就在官僚体制内转化，没能转化为帝师，已然转化为“权相”，其时，帝师已死，书生当立而未立，意气犹在，之于曾、左二人，便转化为圣贤品格、豪杰精神，曾之沉郁和左的狂放，就是书生意气的内向和外向，发出一种近代化的芬芳。
孙中山并非传统读书人，他行走于中西文化边缘，在国际潮流里弄潮，英、美潮流他追，东洋浪潮他赶，苏联新潮他也去冲浪，可他还是关键时刻差口气。什么气？书生意气！没这口气，就得不到士人支持，重庆谈判，国共两党相争，先来争的，便是书生意气，毛泽东带来了“北国风光”，向我们重现了中国《诗经》时代的一个传统：“不学诗，无以言”——诗礼邦交，没来问鼎政治，却向文化入手，以书生意气放出帝王气象的胜负手，来占据文化江山的制高点，居然由衷而叹“江山如此多娇”！
毛有胜算，胜就胜在那口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也就是差了那么一口书生意气，“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差得就更远了，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他仿佛在问：“天下英雄谁敌手”？看似书生意气的自白，却被他一转，用作了王者气象的宣言。据说，老蒋也组织了一班文人来回应，但御用不如自用，这场文斗，毛以大获全胜告终。
从书生意气开出帝王气象，刘伯温已然，但刘非自用，而是做王佐用，做帝师用。当其出山时，见朱元璋率众属参拜韩林儿，即斥曰：竖子有啥好拜的！他不自立，却要朱独立。据说，刘曾游西湖，见异云忽起于西北，映入湖中，同游者皆以为庆云，拟分韵赋诗，公独纵饮，吼曰：此乃天子气，应在金陵，十年后有王者起其下，我当辅之。同游者闻言，怕受他牵连，纷纷避去。果不其然，十年后，朱破处州，刘伯温设宴陈说天象，曰：此天命也，岂人力能之耶？此番认同，对象并非自我，而是帝王学里的他者——真命天子，他没自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而以“辅之”自了，科举制里的书生，意气不过如此，尚不及当年陈胜振臂一呼：“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或曰，刘伯温欲出山，众疑未决，最后由母夫人富氏拍板：自古衰乱之世，不辅真主，讵能获万全计哉！
科举出身的刘伯温，一心想做的，只是“学成帝王艺，货与帝王家”，学成帝师，就等于卖了最高价，这就好比小女子裹脚裹成了三寸金莲，大丈夫裹头也裹成帝王学里的三寸金头了。反倒是朱元璋那样的流氓，脑子里少有条条框框，该称帝就称帝，该做王就做王，可以自作主张。没了科举制收束，士人从仕途转入江湖，书生意气得到解放，不仅转化为豪杰气概，更转化为帝王气象，不仅在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中转化为近代知识分子，还在人民价值论和圣人革命观驱动下走向新的内圣外王。
江山文成
如上所述，刘伯温上承张良、诸葛亮，下启曾、左。
可实际上，正如曾、左未受刘伯温影响，刘伯温也没受过张良、诸葛亮的影响，尽管后人总拿他与张良、诸葛亮比。有人这样比着说：“南阳诸葛亮，南田刘伯温”。其实，从“南阳”到“南田”，诉诸空间，可谓山长水远；从诸葛亮到刘伯温，求诸时间，相去一千余年。可人们还是要这样说：“林下风云天下计，留侯筹策武侯心。”所谓“留侯”便是张良，“武侯”就是诸葛亮。
刘氏远祖丰沛，或曰乃中山靖王刘胜后裔，似与刘备同宗，若谓南阳、南田有缘，或有此一缕丝连。据《太平寰宇记》载：“天下七十二福地，南田居其一，万山深处忽辟平畴，高旷绝尘，风景如画，桃源世外无多让焉。”此中山川，属括苍一脉，其人文渊薮，自有浙东学派。
浙东之学兴起于南宋，脉动于金华、永康、永嘉三地之间，其异于朱、陆，且与之鼎足而三，为并世之显学者，乃慎言道德性命，而多谈经世致用的事功，尤其好论兵政之事。
其时，书生谈兵，以浙东为甚，浙东三学，谈兵则永康陈亮，其欲“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怀抱，就颇有几分欲以帝师自居的骄傲，非一句“醉里挑灯看剑”所能道。能以谈兵而用兵者，唯永嘉叶适曾一试牛刀，开禧北伐，观其收拾江淮一役，端的是用兵的行家里手。
从陈亮大言北伐，到叶适用兵一隅，历宋元二朝，打造浙东兵学方舆，刘伯温因缘而起。其祖尚武，乃兵家血缘；地名武阳，为兵家地缘；以此二缘，加以浙东学脉，适逢驱逐鞑虏时代，此正所谓“机缘巧合，风云际会”之时，时势造英雄，瓜熟蒂落般造就个“一统江山”的帝师来。
对于这位帝师，朱元璋是认账的，在诚意伯庙里，我们看到了朱元璋赠刘伯温的一首诗，谈到“亡吴灭汉”。“亡吴”，是指打败张士诚；“灭汉”，则是消灭陈友谅。这些都是从军事上来论的，政治方面没有提到，其实不拜韩林儿，迈出了走向皇权的第一步，其作用不亚于“亡吴灭汉”。朱元璋谈军事，不谈政治，当然有他的用意，因为军事已经结束了，刘伯温也就该退了。他在诗里，连退路都为刘伯温想好了，“不居凤阁调金鼎，却入云山炼玉炉”，张良岂不就是如此？所以，他接着说“先生此去归何处，朝入青山暮泛湖”，那当然是书生意气的好去处，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官场还是放不过江湖的。
谁能想到如此这般的诗情画意竟然暗含杀机？军工集团的官场容不得书生意气，一如汉初周勃等人鄙夷贾谊。而帝王气象，则弃书生意气如敝屣，恰如刘邦“溺儒冠“对儒生逆袭。可偏偏刘伯温就写了一本书，名曰《郁离子》，所谓“郁”，就是“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意思，而“离”为《易经》中一卦，带火，乃光明之象，所以，合起来，应当叫做“文明”。“居庙堂之高”时，书生意气难免与帝王气象犯冲，且为官场难容；“处江湖之远”，则“人与山川相映发”，“郁离”起来，而以“文明”自居了。江山如此多娇，要防书生意气来竞标。刘伯温沛然文采，卓然奇谋，若问“天下英雄谁敌手”，皇权怎能高枕无忧？驭之，当如放风筝，可以龙飞凤舞，放到青云之间，但要牢牢掌握收放其命运的那根线，放，要能放到天上去，收，还要能拽回地里来。
刘伯温就被拽了回来，因为总有人跟朝廷打他的小报告，朝廷天网恢恢，江湖在劫难逃，他那书生意气，早被朝廷拿捏在手，不让他在江湖风发，要他回到朝廷，面向官场，抑郁而亡。可他毕竟死得其所。死之前，他回到老家，生于斯，死于斯，书生意气洒脱，映发括苍一脉江山，感发浙东两位兵魂……
前不久，笔者曾来文成走读江山，看日出，看云展，诗曰：
山川郁郁乎，日出有文成。
我思刘伯温，来看岭上云。
据说，刘伯温会看云气，能从云气里看出天命，笔者看云，也就一边缅怀，一边发呆。不过，读史还是会的，笔者读史发现，今之文成县，乃以刘伯温被追谥的“文成公”命名，笔者还发现，浙东还有一位“文成”，那就是以心学和兵学著称的王阳明。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幽灵，一个文成的幽灵，在浙东徘徊，从括苍山到会稽山，从瓯江到姚江，故曰“事业文章有姚江继武”。“姚江”，即王阳明，从刘伯温到王阳明，其一脉相承者，乃兵学加以文艺复兴。惜乎伯温，欲以兵家手笔，开出“郁郁乎文哉”的国运，终归于武大就而文小成；阳明用兵如神似伯温，虽未至帝师，却以心学开启有明一代的文艺复兴。
迄于民国，更有蒋百里先生以兵学加上文艺复兴重振中国兵魂，其对日决战之战略，尤胜于当年“亡吴灭汉”之刘伯温。惜乎百里，虽有将略，却未用兵，然而，却不失为中国一代兵魂。所谓兵魂，魂在文艺复兴，江山文成，就是从文化的江山里，开启文艺复兴。
责任编辑：李坚 SF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