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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11
吴泽霖
“愿光奉其忏悔之心，以贡于同胞之前”
托尔斯泰的忏悔思想，让20世纪早期中国知识分子特别着迷。因为他们急欲摆脱传统、获得新生。李大钊就盛赞托尔斯泰的“忏悔之心”，激昂慷慨地说：“愿光奉其忏悔之心，以贡于同胞之前，而求以心印心，同去旧恶，同就新善，庶不负革命健儿庄严神圣之血，洒于自由神前，为吾侪洗心自忏之用矣。”
前文说过，托尔斯泰的忏悔观是对基督教义的一种叛逆。因为托尔斯泰认为，人的自我完善、超越，不需要神恩和救赎。托尔斯泰认定，“我们已被赋予了我们完善自我所需的一切，为此，什么也不需要再添增，什么也不可能再添增。”这简直就是对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的一个注解。不过，托尔斯泰的忏悔毕竟脱自东正教，同时又是一个正在背叛自己阶级的人的忏悔，所以比起儒家的自省，少的是自足感、多的是为自己阶级的负罪感和痛悔之心。
而时至20世纪初，“本根剥丧，神气旁皇”的中国知识分子既绝望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决意叛离，又困惑于西方文化之可恃，自省之时，已经少了“万物皆备于我”的自信，而恰恰正需要一种痛苦深刻而心虚的反省。所以托尔斯泰式的忏悔真是再合适没有了。托尔斯泰的忏悔和出走，让许多先觉者不约而同地神往，不仅每每谈及，而且身体力行。鲁迅作为一代新知识分子的代表，不仅盛赞托尔斯泰《忏悔录》“伟哉其自忏之书”，而且更身体力行，“时时解剖自己”。郭沫若在致宗白华的一封信中，也写道：“我常恨我莫有奥古斯丁、卢骚、托尔斯泰的天才，我不能作出部赤裸裸的《忏悔录》来以宣告于世，我的过去若不全盘吐泄干净，我的将来终竟是被一团阴影裹着，莫有开展的希望，我的罪恶的负担若不早卸个干净，我可怜的灵魂终久困顿在旧海里，莫有超脱的一日。”
托尔斯泰就是从《忏悔录》中对个人的解剖，最终走到《复活》中对自己阶级的批判和出走的。托尔斯泰最后出走而死在那个小火车站上，可以说是他精神出走的壮烈终结。他以忏悔贵族聂赫留朵夫的身分，代表曾作为其一员的整个贵族社会向卡秋莎、向俄国人民忏悔，皈依到宗法农民的精神世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忏悔和托尔斯泰的忏悔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从自己的“小我”的忏悔出发，走向代表全民族（或全阶级）的“大我”的大忏悔，并且毅然出走，向民众的精神文化投诚。
一开始，作为启蒙者，他们是希望自己起到示范的作用，虽痛切地忏悔、反省、自我解剖，但是自信心、自尊心是其基础。他们要做革新世界的倡导者。始于“小我”的忏悔不是目的，他们希望的是以自我的反思和忏悔，启迪“全民族的大忏悔”。鲁迅当时赞扬托尔斯泰的心思，就是“吾愿先闻其白心”，继而自己也不恤“白心于人前”，终于“以起（众）人之内曜”，或达到如巴金所希冀的“全民族的大忏悔”，或如李大钊说的，他要把托尔斯泰的忏悔之心贡为国人的楷模，“而求以心印心，同去旧恶，同就新善”。
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反省四千年传统思想时，有意无意地担当起千年道统的责无旁贷的代表、中华民族文明的“大我”的角色，起而壮烈地解剖自己，这就是为什么《狂人日记》中的我，有勇气自谓是“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敢于说出这样痛悔的语句：“我未必不在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
托尔斯泰的忏悔思想对巴金的影响是深刻的。直至晚年，巴金仍常常谈起。他最重要的著作《家》，公认是受到《复活》中忏悔和赎罪思想的启发。其中觉慧在日记中的自述，大抵最能够袒露作者的心思：“饭后我回到房里，把二哥新买了的英文本的《复活》翻开读了几十页，我忽然害怕起来，我不能再读下去。我怕这本书将来会变成我的写照，虽然我和主人公赖克留道甫（聂赫留朵夫）的环境差得那样远。”实际上，巴金的一生都在行着托尔斯泰的忏悔之教。他的许多作品，如《作者自剖》、《生之忏悔》，都浸透了从“小我”到“大我”的痛苦的反省和忏悔。他甚至和托尔斯泰一样，要肩负起整个旧阶级的罪责，他甚至提出“为上辈人赎罪”的思想。因为“我们的上辈犯了罪，我们自然也不能说没有责任，我们是靠剥削生活的。”
一代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既然自觉到自己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身分，在对这种文化决心彻底批判和决裂之时，就自然会记起托尔斯泰的忏悔和出走，从传统文化、从传统文化所赋予的社会地位中出走，从所由出身的阶级出走。所以他们希望经历的心路历程，也如托尔斯泰一样，是痛苦的叛逆、出走、复活。这就是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精神自述的第一主题。这就是为什么一部充满了托尔斯泰忏悔、出走的精神影响的小说《家》，会成为一代知识青年最钟情的案头书。
托尔斯泰“回归人民”的思想
在中国的命运
一些论者把托尔斯泰主义和俄国民粹派运动联系在一起，认为“民粹派运动部分是由托尔斯泰鼓动起来的”，而中国知识分子“回归人民”似乎是受民粹派运动的影响。实际上，民粹派“到民间去”的思想和托尔斯泰“回归人民”的思想不一样。前者是要知识分子走向民间，宣传自己的农民社会主义，是要“唤起民众”。它的影响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的确有之。随着革命发展，民粹派的思想逐渐淡出；而托尔斯泰“回归人民”的思想，是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农民的思想，是对自己阶级的叛离，是向农民阶级投诚。所以，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是诉诸了托尔斯泰的思想，而非民粹派。他们是带着深深的罪愆感向人民投诚，而不是去向民众“指手画脚”的。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主要是农民）的关系，就从一个启蒙者，很快变为一个“受教育者”。于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就忘却了自觉地肩负起本当肩负的传承道统——扬弃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使之现代化的使命。而一旦忘却了这种担当，知识分子也就不再成为知识分子了。
毛泽东指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空虚和行动的动摇，认为只有“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
中国知识分子那时思想之空虚，是和当时中国特定的社会思想背景相联系的。中国知识分子既提出决裂于几千年民族文化传统，而舶来的西方现代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思想，在中国尚缺乏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基础，没有民族文化土壤的滋养，难于落土生根。在现代化的艰难求索中，“本根剥丧，神气旁皇”的中国知识分子更易于吸纳同质的外来思想，托尔斯泰思想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从传统文化最深厚的根基——农民那里，寻求精神的家园。
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思潮就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回归人民”，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痛苦的改造过程，与工农兵的思想情感打成一片的道路是艰苦的历程。完全需要托尔斯泰式的对自己过去的自我否定和忏悔。从自况为“忏悔的贵族”的瞿秋白开始，中国众多知识分子学着托尔斯泰的“忏悔的贵族”聂赫留朵夫的样子，充满忏悔之心，不恤于精神的苦斗，走向民众，寻求精神的“复活”。区别在于聂赫留朵夫投向了宗法农民，而中国知识分子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引导下，走向向往革命的农工。
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出走和回归之路是艰难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鲁迅《伤逝》）出走的子君这样响亮地说。然而现实中第一个小小的打击便足以粉碎她“个性解放”的好梦。即使如萧涧秋（柔石《二月》）这样向往着见义勇为的“英雄”，“一遇风浪，有所沾湿，也便狼狈起来”。事实证明，那些从旧文化出走的单枪匹马的斗士毫无出路，只能成为缺乏自信的“零余者”。或彷徨苦闷，或颓唐堕落，如鲁迅笔下书生意气的吕纬甫，就像蝇子一样，“飞了一个小圈，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酒楼上》）；曾和旧势力抗争的孤独者魏连殳，曾几何时又重“躬行我向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孤独者》）。
看来，“一个诚实的个人主义者除了自杀，便只有放弃他的孤独和冷漠，走向人民”何其芳说。
当时的许多文学作品反映了这一艰苦的过程。冯雪峰当年在《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一文中，就指出丁玲从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到《水》勾勒出的一条“从离社会，向‘向社会’，从个人主义的虚无，向工农大众的革命的道路”。丁玲在《关于立场问题之我见》中这样说道：“既然是一个投降者，从那一个阶级投到这一个阶级来，就必须信任、看重他们，而把自己的甲胄缴纳，即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要抹去这些自尊心、自傲心，要谦虚的学习他们的语言，生活习惯，学习他们的长处，不要要求别人看重你、了解你，在工作中建立新的信仰，取得新的尊重和友情。”
实际上，托尔斯泰当年也是完全否弃自己过去的创作生活，将“等身的著作”视为无物，转向宗法农民，“谦虚学习他们的语言和生活习惯”，为他们写故事，为他们编语录体著作。不再写那些为上层人看的“经典”。一心的痛苦和斗争最后逼使这位年逾80的老人离家出走，终于实现了自我的完成。不过历史证明，无论从艺术探索上、还是从思想探索上，那些被“视为无物”的著作都是历史经典。如果他只有晚年自己推崇的那几本语录体作品，我们今天恐怕就不记得托尔斯泰其人了。
周立波在《后悔与前瞻》中，也痛苦地检讨自己“过去，为什么走了这条旧的错误的道路？”就是因为“还拖着小资产阶级的尾巴，不愿意割掉，还爱惜知识分子的心情，不愿意抛除”，“中了书本子的毒”，“不知不觉成了上层阶级的文学的俘虏”。
因此，茅盾就“为诗人们打气”说，诗人们要“把文艺各部门中一向是最贵族式的这一部门，首先换装而吵吵嚷嚷的挤进泥腿草鞋之中”。
这个投诚者彻底否定了过去的我、过去的阶级，自惭形秽而又兴奋激动地站在“人民”面前，使人想起《复活》中精神复活了的聂赫留朵夫面对劳苦大众的感觉：“是啊，这可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崭新的世界。”
在奔赴流放途中的火车上，聂赫留朵夫挤进下层人们的车厢（托尔斯泰也总是如此），他感受到“瞧，他们才是真正的上等人”！——虽然他们脚上有牛屎。（毛泽东语）
于是，托尔斯泰说，“我离开了我们这个圈子里的生活，在我周围，那平常的劳动人民是俄罗斯人民，我接近他们，接近他们所赋予人生的意义。”
《复活》在中国的出版
20世纪头几十年间，托尔斯泰的《复活》一再被译介改编，创新演绎，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是极可深思的文化事件。这创新的《复活》和创新的两位正面主人公，正现身说法地启迪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两个重要的时代主人公的复活和怎么办：一个是知识分子，需要忏悔和回归人民而复活，成为“笔杆子”和人民的工具。一个是农工，应该复活觉醒而投入斗争——成为时代的主角。
下转 41版
上接 40版
自1914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马君武的《复活》译本，名《心狱》，1916年包天笑在《小说大观》上发表了《复活》的仿作、言情小说《补过》，（从译作和仿作的名称，即可见出小说《复活》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是怎样被理解的）短短二、三十年间，《复活》的译本、改编层出不穷。除去文学译本，被搬上银幕或舞台的还有两个电影剧本和三个话剧剧本，虽然都作了“革命性”的改编，但是托尔斯泰所倾心的忏悔、出走和复活这几个重要主题都受到关注。再就是在中国的历史背景中，时代主人公的变迁——卡秋莎走到了前台。
据《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的记载，中国出品了两部由托翁《复活》改编而来的电影，一是1926年包天笑编剧，卜万苍导演的《良心复活》，又名《忏悔》。另一部是1941年魏如晦（即阿英）编剧，梅阡导演的《复活》。这个改编本已经把环境、人物完全中国化了。
话剧剧本方面，陈绵翻译的法国巴大叶改编的《复活》剧本，由中国第一个职业话剧团——中国旅行剧团1936年3月5日在天津新新电影院首演；因为是“比较无条件地介绍托尔斯泰的作品”，故“宗教色彩非常浓厚”。一个月后，4月18日田汉的六幕改编本在南京世界大剧院由中国舞台协会组织演出。剧本由上海杂志公司在1936 年9 月、12 月印行了三版，书前附有吴作人设计的舞台面和上海公演时的剧照。因为田汉改编的本意在鼓动抗战，卡秋莎作为从苦难中觉醒斗争的第一主人公，更被突现到聂赫留朵夫的前面，成为一位有思想的战士：“别难过，踏着死者的道路走下去吧”。“在整个受苦难的人们没有得到自由之前，我不想单独地自由，单独地过好日子。”
这铿锵有力的革命话语，是托尔斯泰的卡秋莎说不出来的。
夏衍的六幕改编本1943年4月在重庆由从事抗日宣传的中华剧艺社上演。剧本同年在重庆美学出版社出版，1946 年又在上海印行了第三版。夏衍承认，剧本也“把卡秋莎的性格加强了一点”。可见，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心目中，在革命斗争中，投诚的知识分子地位自当退居其次。但是，聂赫留朵夫的忏悔和精神觉醒，更重要的是希求心灵向人民皈依之情，依然被突出出来。
在《改编<复活>后记》中，夏衍更多地想到的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和忏悔：“读托尔斯泰的作品常常使我痛苦……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我觉得在托翁也已经是一个绝大的精神上的负担，‘学习使你们自己和人民血肉相关’，该更不是一蹴即达的事了。何况用托翁自己的话来说，‘我还想来加上、学习使你们自己成为人民所不可缺的部分。但，这种同情不该单用你们的头脑（用头脑同情是容易的），而应该用你们对人民的爱，用你们的心！’对多难的人民生活没有‘长太息以掩涕’的真情，那恐怕连对于托翁那种用全生精力来搏斗的努力，我们也只能用‘头脑’来‘理解’，来‘解释’，来掩卷三叹吧。
这里，中国知识分子那颗决心追随托尔斯泰，“用全生精力”、真情地融入民众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而《复活》中，由中国革命所创新了的两位正面主人公（觉醒的投入斗争的底层受压迫者和背叛旧阶级的知识分子忏悔者），实际上成为直至文化大革命几十年间中国文学的两个重要典型形象。而在中国现实的文化进程中，人们也在努力扮演这两位“当代英雄”。比如，一方面自有苦大仇深者担当革命者，一方面，就有不少深感旧思想罪孽的知识分子自觉地进入忏悔者的角色。十分有意思的是，甚至还有刚刚念上中学的孩子，已经学着自己的角色，时时忏悔内心深处受到的“资产阶级影响”，在日记里、在政治学习中、在班会上，搜肠刮肚地“反省”，狠挖内心深处的龌龊，狠斗私字一闪念。摆在这位未来的知识分子面前的，是一辈子向工农兵学习，一辈子改造世界观的沉重的人生使命。
托尔斯泰当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谁向谁学习写作，是农民的孩子向我们学习，还是我们向农民的孩子学习”。托尔斯泰的这一思想在中国得到了特别的重视。《解放日报》1941年12月30日曾刊登《托尔斯泰底艺术观》（雪尔特科夫著，曹葆华译）一文，显然是配合正在进行的延安整风运动的。其中引述托尔斯泰的话说：“我很怀疑我们的艺术是为着人民的，教诲他们不是我们所能做到的。他们必须创造他们自己的艺术。”1905年，人们求托尔斯泰写一个可在农村演出的剧本，当时有人问他，“他们真的欣赏你用民间传说的形式所写的故事吗？”托尔斯泰回答，“是的，这是我取自他们而又还给他们的东西。还有，我必须告诉你们，我自己是人民的一部分，要是有一个我不能容忍的东西，那就是知识分子自己想要教诲人民的这种愿望。”
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响应者也就彻底打消了这种愿望。“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则成为20世纪中国对托尔斯泰这一思想的又一历史性的回应。不过，托尔斯泰这一思想的基础是肯定宗法农民的生活方式。
时至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讲出这样一段勾勒他自己和一些知识分子灵魂的话：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俄国作家布尔加科夫让笔下的魔王说过一句大有深意的话：“稿子是烧不了的”。对于任何人，作者、读者、书报检查官，稿子都是烧不了的。对稿子只能做历史评说。
郭沫若的话虽有文革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背景，但是毕竟让人想起托尔斯泰当年断然否弃自己半生创作（他甚至将这些作品比为自己呕出的污物），改而给农民编故事、写语录的壮举。其中依据的思想是有联系的。只是这种绝对性思考所构成的托尔斯泰的悲剧性举动，百年后竟演为一幕可惨可笑的闹剧。
的确，托尔斯泰的一些话我们常常感觉并不陌生。这就可以理解，托尔斯泰的思想为什么在我国20世纪文化进程中能够发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因为它在中国20世纪社会文化进程中找到了强烈的迎合，找到了宜于融入的深刻的文化基础和切实的现实需求。这就是为什么从1938年至1945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文学运动资料表明，即使在各方面条件十分艰苦、思想斗争十分残酷、外国文学介绍微乎其微的解放区，只有托尔斯泰是文学艺术宣传中出现最多的贵族作家。甚至鲁艺的女学生还曾仿效安娜的服饰，当然是受到了批评。而这正符合了托尔斯泰的本意。在安娜的人生路径上，托尔斯泰是哀其不幸的。
不过，众所周知，托尔斯泰的忏悔和回归，使他精神个性追求更加执着自信、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担当和责任，对自身价值，他从未动摇过。而在中国的一些响应者身上，他的忏悔和回归的影响不知为什么发生了桔枳之变，仿佛非要自轻自贱、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自认毫无价值，甚至不要人格自尊，忏悔和回归才算是到家。实际上，既然你回归到了“真正的上等人”的一边，你也就是上等人，你不是应该也就拥有了整个世界吗，你不是应该更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吗！“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怎么就“我于我何所有”了呢？
责任编辑：李坚 SF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