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民族心理演变记
方亮
不久前，一条新闻在俄罗斯和欧洲舆论之间引发反响：伟大的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在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维谢廖夫卡村的故居被涂鸦了。房内外都留下了俄文涂鸦字迹，外墙上喷着大大的“康德－傻帽”。
这是一栋带阁楼的红砖小房，1748~1751年， 困顿中的康德为一个商人家庭担任家庭教师，便居住于此。那时，加里宁格勒市还叫做柯尼斯堡，是普鲁士王国普鲁士省的首府。后来房子被毁坏，只剩下了基座， 后人将其复建起来，但仍视其为康德故居。如今，房子破烂不堪，窗户都没了，右半边大门斜耷拉着。据附近的居民说，常有年轻人晚间在此聚会喝酒胡闹。
“傻帽”是笔者的翻译，原词是俄文单词“лох”。这个词的意思是“容易上当的人”，带有一定的侮辱性质，口语中较为常用。一位俄罗斯问题专家告诉我，俄 文中有一个词“лохотрон”，意为“骗人的把戏”，在其中作为“被骗者”的便是词根“лох”。如果检验一个外国人的俄语是否地道，这个词是个不错 的测试工具，恰如“傻帽”之于汉语。
就是这个词让欧洲媒体在翻译的时候犯了难，比如英国《每日电讯报》就把这个词翻译成了“弱智”。BBC的翻译比较准确：“Kant is a sucker”。俄罗斯人用如此“俄罗斯”的一个词汇来描述伟大的欧洲哲学家，让BBC这篇文章的作者大为感慨。他回忆起两年前发生于俄罗斯的一件事：两个人酒后谈论起康德，结果对这位哲学家的态度水火不容，喜爱康德的那位从兜里掏出枪朝对方连开数枪，将对方打伤后逃之夭夭。这位作者感叹道：“俄罗斯人不开坦克入侵欧洲时，就忙着背诵陀思妥耶夫斯基，喝酒聊起欧洲哲学家居然也能朝反对者开上两枪。哎！这些俄罗斯人！”相较而言，为康德故居喷上个“傻帽”， 反倒不那么惊世骇俗了。
康德和他的城市
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康德并不是纯粹的德国哲学家。
1757年8月俄军在七年战争中重创普鲁士军队，东普鲁士省的陷落几乎已经板上钉钉。省首府柯尼斯堡的贵族与民众决定放弃抵抗，主动派出使者向俄军表达愿效忠俄国女皇伊丽莎白。1758年1月俄军进入柯尼斯堡那天，欢迎的钟声响彻全城，民众集体向俄国女皇宣誓效忠，这其中就包括已经在柯尼斯堡大学任教的康德。那一年年底，康德致信伊丽莎白女皇，请求授予他柯尼斯堡大学教授职位，他在信中自称“您最忠实的奴仆康德”。
实际上，当时俄国对东普鲁士的统治只持续了四年。但这四年里，俄国人全面控制了东普鲁士的经济、社会、政治，当地还发行了印有俄国国徽及伊丽莎白女皇像的硬币，获得了俄国国籍的东普鲁士人可以参军或进入政府工作。这种全面有效的治理使得这四年中的东普鲁士被普遍承认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就连当时的普鲁士君主腓特烈大帝都在言语中有些认命：“俄罗斯人如果想永远占据东普鲁士，他们就得在其他领域补偿我。”
从这个角度讲，康德在些许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是俄罗斯人。而如果按照普京的标准，康德的子孙们（如果他有子孙的话）甚至是可以以优惠条件获得俄联邦国籍的。2012年普京就提出几个可以在获取俄联邦国籍时享受优惠的人群，其中包括“直系亲属曾为沙俄公民”的人群。去年俄为了接纳因乌克兰危机而产生入籍需求的乌克兰公民，对《国籍法》进行了修改，正体现了普京的这个标准。
可惜，康德终生未娶，普京给的“优惠”对他是没有意义的。但至少俄罗斯人因此感觉到了与这位大哲学家的关联，更何况他从未离开的家乡柯尼斯堡最终还是落入了俄罗斯人的口袋里。
向俄国女皇效忠了四年之后，柯尼斯堡又重新回到普鲁士的怀抱，但俄罗斯人依旧对这个波罗的海重要港口城市和文化名城念念不忘。一战时，沙皇尼古拉二世意欲重新夺下它，而陷于爱国主义浪潮的俄罗斯人也兴奋地等待着柯尼斯堡重新回到俄罗斯版图的那一刻。但柯尼斯堡人众志成城，守住了城市，孱弱的俄军终究没有成功。这已经同当年柯尼斯堡人主动效忠俄国女皇形成了对比。
到了二战时，苏联终于将柯尼斯堡揽入怀中。1945年1月苏军攻入这座城市前后，城里的德国人陷入恐慌中，逃亡开始了。从1月到2月，共有850万东普鲁士人逃离。而这，无疑又同当年的主动效忠形成了对比。
从主动效忠到众志成城的抵抗，再到集体逃亡，此间可以鲜明地看到俄罗斯在柯尼斯堡人眼中形象的变化。其实这也确实是俄国社会和政治变化的一个缩影。而这种变化是多方面的，可以作为标志拿来研究的或许是俄国人对波兰的统治。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华沙公国被并入俄国。当时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用最为自由主义的方式安抚波兰人，让他们拥有宪法、议会和高度自治权。当时波兰宪法是全欧洲最自由的宪法，而亚历山大一世的决定让波兰人保留了自己的高度自由。但是，波兰人终究瞧不起俄国人，不甘于被其统治。1830年，继任沙皇尼古拉一世对波兰宪法宣誓效忠后几个月，波兰人就起义了，还两次刺杀沙皇。
这让尼古拉一世极为震怒，波兰宪法被废止，自治地位丧失。在此之前，不光波兰，俄罗斯帝国境内的非俄罗斯民族都在政治和财政上享有相对于俄罗斯人的极大优惠。但随着波兰的起义和行刺，这一切全部被逆转，俄罗斯帝国民族政策大变。
可以想象，以此为标志的诸多变化对柯尼斯堡人有多大的影响。俄罗斯民族从来就将国家的强大和大俄罗斯的荣光放在第一位，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宽容乃至自由、理性等种种理念都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弃之不顾。
在民族问题上，俄罗斯一直有两套话语体系。一套是帝国主义式的，其指向是兄弟民族的大团结，一套是民族主义式的，指向是俄罗斯民族最伟大。而后者才是实话、根本。
俄罗斯人对康德的态度必然只能属于第一套，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对俄罗斯人来说不过也就是一个符号而已，他可以被作为构建俄罗斯民族荣光的组成部分，就像普京热切地欢迎那位法国“大鼻子情圣”、法国影星杰拉尔·德帕迪约入籍一样，他们都被视为证明俄罗斯民族光荣伟大的工具。
既然只是工具，康德的故居有今日惨景也就不足为奇了。
民族主义浪潮下的一次涂鸦
到底是谁创作了那句涂鸦呢？消息引起震动后，加里宁格勒警方行动起来，很快就查明，当地一位17岁的师范学校女学生和朋友路过时喷下了那句话。当时她没有喝酒，头脑清醒。
看上去，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最多似也只能追究到这个女学生的个人行为范畴。但就像上述论述，俄罗斯人没有给康德以足够的重视。跟伟大的俄国文学家列夫· 托尔斯泰所获“待遇”比起来，康德几乎就是个“乞丐”。作为托尔斯泰出生地的图拉市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被国家改造为博物馆，由国家资金维护，其在莫斯科的故居也获得同样地位。另成立的托尔斯泰文学博物馆则成为这位伟大作家一生创作的集中展示地。2002年，托尔斯泰家族在全球200多位后裔中的90多位聚会于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俄官方为他们负担了往返开销。当然，托尔斯泰也是一门大有赚头的生意，单单各国游客的来访就足够维持这些博物馆。
其他俄国伟大人物也多有此“待遇”。按理说，即便只从生意的角度出发，康德也不应被冷落，但他的故居却长期破败着。
俄官方也不是没有关心过此事。去年4月，普京在被问及有关这座康德故居的问题时就曾公开表示：“我们已经作出决定，帮助地方政府复建康德故居，并在里面建一个小型博物馆。地方政府完全可以自己负担此事，但中央还是决定帮一把。”但随后加里宁格勒州州长尼古拉·祖甘诺夫就哭了个穷：“复建康德故居需要一大笔钱，加里宁格勒州难以负担，但我们幸运地得到了总统的帮助。”
祖甘诺夫显然在第一时间就否定了普京关于加里宁格勒州可以自己负担此事的判断。作为对普京表态的应付，他给予了康德故居以纸面上的文物古迹地位，但却任由它至今破败而且还遭到涂鸦。普京对民众许下的承诺大多数都未能实现，而其主张在基层和地方难以被贯彻也是家常便饭，比如他力主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和限制官员海外资产的政策就一直遭到抵制。所以，普京管不了康德故居，人们也见怪不怪。
地方政府如何作为不论，普京倒是多次号召加里宁格勒州利用好康德这位伟大哲学家的名字。2013年4月，普京与位于加里宁格勒以康德命名的波罗的海国立大学教师和学生代表座谈，表示哲学家康德不但应当成为这所大学的象征，还应该成为整个加里宁格勒州的象征。
这些年，加里宁格勒州总是周期性地探讨这个地区的文化标志问题。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普鲁士王国留下的历史建筑开始越来越多地被追捧，连将城市名称恢复成柯尼斯堡这样的建议也频繁出现。一位曾经参加过二战期间苏军占领柯尼斯堡的苏军老兵甚至称：“加里宁是谁？我们该怎么向后代解释？难道说他是那个在大清洗中签署枪决名单的人吗？”
普京对康德的重视乃至他对《国籍法》的修改恰可视为上述两套民族问题话语体系中的第一套体系。而那位老兵的反思则很有当年亚历山大一世尊重波兰自由从而优待非俄罗斯民族的味道。但这一切都抵不过一个月前的这次涂鸦事件。
当然，这次涂鸦也要放入一个大背景来审视。在一些显要的地方涂鸦来表达观点是俄罗斯年轻人的惯常做法，比如笔者就曾在俄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亲眼见过一个涂鸦：“大乌苏里岛（黑瞎子岛）是俄罗斯的！”而这一次，随着乌克兰危机及吞并克里米亚带来的民族主义浪潮，一些明显民族主义色彩的涂鸦也大量出现。位于加里宁格勒的俄罗斯-德国文化中心也被涂上了一句“滚吧！法西斯！”
而对康德故居的涂鸦恐怕也是脱胎于这一场民族主义浪潮。
俄国学者鲍里斯·米罗诺夫在《俄国社会史》中总结称：“在波兰起义之前，‘我们’和‘他们’的概念对于俄罗斯人并没有绝对的意义。俄罗斯人对‘我们’的认知不仅包括纯俄罗斯人，还包括邻邦民族，只要他们信仰东正教并臣服沙皇。”从这个意义上讲，自波兰起义到乌克兰危机，俄罗斯人在民族心理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远非克里米亚等地缘上的些小战利品所能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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