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安阳的这次约谈，刘长根表示，这实际上是从督企向督政的转变，从对某一个企业的督查转向给地方政府开方子。不光是企业的污染问题，还包括地方能源结构的问题，包括发展方式的问题，系统地作出分析
2月25日，大年初七。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山东省临沂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张术平被环保部华东督查中心约谈。
“我来接受这一次约谈，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同时我的决心也是非常大的，我接受了这次约谈之后，我向你们保证，我不会再接受第二次约谈。”张术平在约谈会上承诺，“今年，我们要使临沂的环境质量有明显改观，3年有一个大变样。”
这一席“承诺”，让盼望着常有大风吹散雾霾的人们精神一震，“约谈”机制真的能让久治难愈的环境污染问题有了被治愈的可能？
法治周末记者根据公开报道资料统计，2015年，环保部相继约谈了河北沧州、山东临沂、河北承德3个地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而环境保护部原部长周生贤在1月20日举行的2015年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2014年，“对3省(区)和7个城市政府实施约谈”。即，从2014年至今，环保部共约谈了10个城市的政府主要负责人。
据法治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被约谈城市包括湖南衡阳、贵州六盘水、辽宁沈阳、黑龙江哈尔滨、云南昆明等。仅2014年12月30日当日，就有3个城市被约谈。进入今年2月，亦有3个城市被约谈。相较于此前环保部的约谈，近3个月来，约谈密度明显加大。
新环保法第六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
3月1日，刚刚履新的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在媒体座谈会上说，其工作计划中第一个关键词就是“严格执法”。他说：“过去的环保执法过松过软，不守法成了环保领域的常态。现在要把这个常态反转过来，让守法成为常态，守法必须是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底线。”
陈吉宁说，新法执行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如环保法中的“地方政府负责本区域环境质量”含义不明确，另外，生态损失鉴定和评估等也有执行难度。“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新法实施过程中逐步细化，这也是环保部接下来的工作。”
2014年制定的《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中有规定，为督促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切实履行环境保护的责任，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保护群众环境权益，环境保护部可以约见未履行环境保护职责，或履行职责不到位的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有关负责人。
专家表示，约谈制度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法律制度，还正处于正式制度的形成和探索阶段。
大气污染、污水排放问题集中
法治周末记者根据公开媒体报道统计，在10个被约谈城市中，涉及大气污染治理问题的有包括临沂、承德、安阳、沧州在内的至少4个城市，涉及水污染问题有包括衡阳、六盘水、昆明、沧州在内的至少4个城市，涉及对企业污染问题挂牌督办的有包括沈阳、哈尔滨、安阳、临沂在内的至少4个城市。
今年1月至2月，华东环保督查中心对临沂市部分大气污染物排放企业和区域环境空气状况，进行了明察暗访，发现临沂市部分企业存在未批先建、批建不符、久试不验、偷排漏排、超标排放和在线监测设施运行不规范等环境违法行为。
2月25日，环保部对临沂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了公开约谈。
环保部华东环保督查中心主任高振宁在约谈时表示，临沂市环境质量的改善与人民群众的需求之间还有不小差距。他希望，临沂市政府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着力推进环境质量改善。
从空气质量情况来看，随后被约谈的承德市似乎并不似临沂市污染那般严峻。有数据显示，2013年和2014年，承德在河北11个地市的空气质量排名一直位于第二位。不过，在其他城市空气污染指数开始下降的时候，承德的空气污染指数却有所上升。
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在今年2月曾对承德市开展冬季大气污染防治专项督查，发现承德市部分企业违法排污情况严重，大气环境质量有恶化趋势。
有媒体报道认为，环保部的约谈机制已经有近10年时间，但主要都是针对一个企业或一个事件，真正对整个地区的环境问题进行约谈并向社会公开，还是从去年年底约谈河南安阳市开始的。
据环保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安阳是河南省环境空气质量最差的城市之一，针对其大气污染情况，环保部及华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自2013年12月以来，先后多次组织开展了日常督查、专项督查。
去年11月，环保部华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就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约谈了安阳市市长。同日，环保部针对安阳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落实不力的问题启动了挂牌督办。
媒体报道称，“这对整个京津冀地区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很快，六省区市的一些工业项目都停了下来，换来了众所周知的APEC蓝”。
在这次约谈中，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主任刘长根还要求安阳市政府，一要切实提高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大气污染治理当成调结构、转方式的有力抓手，在不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的同时，切实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二要切实加强对工业企业的环保监管，对鑫磊集团诚宇焦化有限公司等企业违法排污问题要依法严肃处理，对全市范围内钢铁、焦化、铁合金、石墨碳素、铸造、水泥等重污染行业开展环境大排查，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应坚决处理到位。
对于安阳的这次约谈，刘长根表示，这实际上是从督企向督政的转变，从对某一个企业的督查转向给地方政府开方子。不光是企业的污染问题，还包括地方能源结构的问题，包括发展方式的问题，系统地作出分析。
临沂关停57家污染企业
近期，临沂的环保问题成为全国的舆论热点之一。春节前后，央视对临沂的环境问题多次进行报道。
今年1至2月，环保部华东环保督查中心在对临沂市开展的专项督查行动中发现，焦化、钢铁行业尤为突出。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企业数量多、分布广，导致临沂市环境空气质量整体较差，区域环境污染问题较为严重。
此次，环保部华东督查中心主任高振宁在约谈山东临沂市市长张术平时表示，一些明显属于落后或过剩产能项目，能落地、生存并发展壮大，暴露出临沂的一些地方存在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等思想观念问题。
山东省环保厅有关负责人也表达了无奈，指出有很多限期整改的企业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这位负责人表示，在前段时间的摸底调查中发现，像临沂这样的企业就有5500家。
记者了解到，截至3月8日，临沂市57家被责令停产整治的污染企业还有1家未完全停产，3月10日前将全部停产治理。张术平介绍说，临沂市对另外412家存在问题的企业进行限产限期治理，下大力气使这些企业能过技改达到达标排放。
环保部华东督查中心对临沂市政府提出六点要求，包括严格环保准入，所有新、改、扩建项目，必须全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要求在6月4日前将此次约谈要求的落实情况报环境保护部。
今年2月，临沂市委市政府召开动员会，进行部署，要向大气污染宣战，向雾霾宣战。目标是通过今年一年的努力，使临沂环境质量的主要污染物指标退出全省后三位。
3月6日下午，山东代表团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代表、临沂市市长张术平面对代表和媒体，谈起了约谈后治理环境的工作举措。
“我们是标本兼治，先从治标开始。”张术平说，关键要办好三件大事——治理工业污染、扬尘治理、汽车尾气治理。其中，重中之重是治理工业污染。
在治本方面，张术平说，将调整临沂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通过环保倒逼临沂产业转型升级。对临沂原来的建陶企业、钢铁企业和焦化企业进行退城进园，技术改造，使他们按新标准达标排放。
“这些企业从根本上说都是传统产业，我们通过环保倒逼进行技改、转型、升级，下一步前景还是很好的，否则就是走进死胡同，这道路越走越窄没有出路。”张术平说。
根据媒体报道，临沂已经对三德特钢、江鑫钢铁等违法企业逐一立案查处，给予顶格处罚，全部实施停产治理。并在春节假日期间对全市所有排污企业进行“拉网式”排查整治。同时，责成监察部门启动行政问责，现在已经有21名责任人受到政纪处分处理。
临沂市目前已经决定，中心城区五区一律停止新上钢铁、焦化、化工、冶炼等重污染项目。
有媒体报道注意到，在此次临沂市被勒令停产整改的企业中，钢铁行业为重灾区。事实上，3月1日，临沂地区的部分企业已接到市环保局通知，所有高炉企业一律要紧急关停，无论环保是否达标，同时还涉及铁合金、焦化、化工、水泥等企业。
直到3月4日，临沂地区的中低镍工厂已经全部停产。由于临沂是中国低镍铁主产区，其产量占国内低镍贸易供应量的75%左右，有人担心，临沂高炉停产导致镍铁价格上涨。
有媒体分析，此次停产主要由于政府行为，何时恢复生产，尚不可知。
有镍分析师认为，从目前市场来看，两会期间，临沂高炉重新生产的可能性较小，预计因此停产影响低镍产量在6至7万吨左右。
从长期来看，该分析师也认为，此次停产不会对低镍市场的供应量不足带来很大的影响。
亦有资讯分析人士关注到，此次关停风暴可能还将对钢铁市场产生影响。
据卓创资讯统计，山东临沂地区有15座高炉，钢铁年产能在600万吨左右。“临沂此次对高炉采取‘一刀切’式关停措施，对钢铁产能的实际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评估，比如停产时间、关停范围等。”卓创资讯钢铁分析师刘新伟对媒体记者说。
同时，他认为，临沂地区钢厂关停对钢市短期影响不大，但如果后期关停范围继续扩大，对国内钢市的影响将会逐渐显现。
不过，“我的钢铁网”资讯总监徐向春告诉媒体记者，虽然山东临沂的钢厂已经关停，但河北承德地区的钢厂目前并未出现关停现象，“估计后期也会有所动作，供应减少对疲软的钢材市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另外，有分析人士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如果钢铁厂自此加大了环保投入，一定会抬高生产成本，从而带动钢材价格的上涨。根据新环保法的要求，环保不达标的企业不得开工，预计一些中小型的钢铁厂无力完善价格昂贵的环保设施，他们将会受到明显的影响，但一些环保设施较为完善的上市的大钢铁企业将会因此受益。
“环保执法要长牙”
值得一提的是，自去年11月，环保部完成了对安阳市的约谈后，今年2月，按照环保部工作部署，华北督查中心突击检查了安阳市约谈整改情况，并对部分重点区域和企业进行了“点穴式”督查。
督查结果显示，安阳市整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尤其是安阳县整改效果显著。但总体来看，整改不全面、不彻底、不平衡的问题比较突出，后续任务依然艰巨。
华北督查中心负责人表示，安阳是一个重化产业布局集中的传统工业城市。华北督查中心将按照环境保护部的统一部署，咬住问题不放，加强明查暗访，推进整改督查，不断强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责任意识，务求取得切切实实的整改效果。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一定要严格环境执法，对偷排偷放者出重拳，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对姑息纵容者严问责，使其受到应有的惩罚。“偷排偷放者主要指的是企业，姑息纵容者指的是政府部门。”临沂市市长张术平曾表示。
环保部的约谈与督查为严格环境执法提供了辅助，也增加了砝码。
一位行政法学领域专家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约谈的作用主要在于‘告诫’，让地方负责人对问题引起重视，督促他们行动。这也是行政管理多种手段中的一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环境法教授高利红从法学的角度向法治周末记者解释说：“约谈制度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法律制度，是行政机关内部上下级的压力机制和约束机制的表现形式。”
“具体来说，这种约谈的法律责任和法律效力在法律方面没有具体的规定，当然，上级部门对于下级部门，对于业务有指导监督的作用。”高利红说。
高利红说，通常来说，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和重要的决策，参与度很高，影响力也很大。虽然即使他是政府的一把手，也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是这个人在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约谈机制就是通过行政系统内部的压力和约束机制，使得地方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在他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决策过程中，更多的关注到环保的需求和行政机关考核的外在约束和控制。”高利红说，“约谈能够起到这个作用。但是它还没有形成正式的法律制度，还正处于正式制度的形成和探索阶段。”
环保部已经约谈了4个地市的政府主要负责人，目前来看，在安阳、临沂等地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对于约谈，媒体很关注，领导很关注，短时期内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作用。但是，就中国整个环境综合治理的体系来看，这种约谈可能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还是‘环保执法要长牙’。”这位专家说。
“怎样让法律制度长牙，只有一句话，只有我们国家变成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才有可能让环保法真正长牙。”高利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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