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媛
在遇上出版人吴晓波之前，戴立宁并不想出书，尤其从来没有想过出一本自传，在他看来，自己的一切都应该随风而去，不用刻意留下什么痕迹。1938年出生于江苏省阜宁县的戴立宁，曾是台湾私立东吴大学法学士，国立台湾大学法学硕士，美国哈佛大学法学硕士。1970年进入台湾地区“财政部”，主要职务依序为金融司司长、首席参事、保险司司长、证券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常务次长；这些职务相当于大陆的“保监会主席、证监会主席、银监会主席及财政部副部长”，1997年在“财政部”常务次长任内退休，又担任华侨银行董事长至2001年。现任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这一切经历，足以吸引吴晓波的注意。
结识吴晓波之时，其所著《激荡30年》给戴立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梳理了1978年~2008年间的企业变革，描述了中国企业变革的草莽时代，人们从中可以重温改革开放初期汹涌的商品大潮和整个社会的躁动与不安。而我所处的时代，也正是台湾社会的变革期，如果我把这一段时期记录下来，也可以让人们看到那个曾经属于台湾的伟大年代，目睹台湾‘经济奇迹’的起落。成功需要太多条件的配合和累积,环环相扣、步步演绎,成败得失往往只是一线之差、一墙之隔。”戴立宁谈道。
于是，他依然没有出一本自传。那本《一以贯之：戴立宁的经历与坚持》是以口述历史的形式呈现出来，“不想突出自己，但是希望将自己经历的那个年代陈述出来，让大家借鉴。”
“任性”使然
“我是那种按照自己兴趣做事的人。”戴立宁如此评价自己。
2009年创业板上市，举国一片“欢腾”，中国证监会甚至信誓旦旦地声明，创业板的推出是健康的、合理的。作为证监会国际顾问的戴立宁却压根没给东家面子，直接对媒体表示：“不要轻易把储蓄放到创业板去！”
这种直来直去的性格，几乎伴随了戴立宁一生。无论是年轻气盛时，还是年逾古稀后，戴立宁似乎从未选择妥协。
正如他答应成为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这件事，正值两岸关系恶化，这个事件在当时的台湾引起轩然大波，甚至差点被台湾当局以违反《两岸关系条例》而判入狱。但他依然毫不掩饰自己在经济上与大陆发展关系的态度，他坚持认为两岸关系不是零和关系，从金融、经济面来看，是双赢双输、共荣共辱的关系。“我的经验可以帮大陆完善证券市场，这对台湾市场又不造成破坏，何罪之有！”
结果，这个以直言不讳闻名财经界的老人再次以不妥协、 直来直去的精神赢得了胜利，彼时，他已经66岁。
而31岁的戴立宁，已经因这种性格而名噪一时。家庭条件优裕、对金钱淡泊、成绩出众以及时不时冒出的理想主义倾向，让他成为了一个试图有所作为、且对权威缺乏敬重感的人。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在考取公务员后的培训结业典礼上，与当时的“储君”“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的对话恰好反映了他的性格。
当时的台湾仍然处于戒严时期，在法律上仍然有刑法第 100 条(内乱罪)的存在，指的是“意图破坏国体、窃据国土，或以非法之方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而以强暴或胁迫着手实行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谋者，处无期徒刑。前项之预备犯，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条款中的“意图”二字，使得人们即便想一想，或者谈论一下，都有可能被定罪，被人们戏称为“思想叛乱罪”。
正是由于这样的恶法存在，当时言论自由无从谈起。“继承人”蒋经国性格严厉，一直是众人敬畏的对象，以至于在他的面前谁都感到畏手畏脚不自在。
吃饭时，蒋经国言辞恳切，希望听取大家的意见。在场的人都表现得战战兢兢，不敢说话，场面显得冷淡压抑。班主任张则尧就示意戴立宁站起来说几句。谁都以为这只是一次走过场，但戴立宁却一发不可收拾，连讲了 40 分钟。包括批评政府的行政体系人浮于事，不注重人才，一一列举了人事部门的劣行——如何打压职等、如何刁难任命……事后“行政院”税赋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大中大发雷霆，班主任张则尧要求戴立宁去给刘大中道歉，但戴立宁拒绝了,他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
这次事件奠定了戴立宁一生性格的基调，之后不管是对自己的直接上级，还是对后来的地区领导人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只要戴立宁认为有问题，都会直言不讳，丝毫不顾及情面和自己的前途。
这种性格注定了戴立宁成就一番事业，也注定了他在仕途上的局限。
软柔情与铁手腕
身为台湾大法官戴民贵的儿子，戴立宁在职业选择上本欲以父亲为标杆，然而，父亲却在他考取法律专业时对他说：“读法律我不反对，但是不要做法官。做法官，夜半写判决时，心里的负担太重。”多年以后，戴立宁服兵役成为军法官，当自己为自由思想和军队管制的矛盾而遭受思想煎熬的时候，他终于明白了父亲当年的苦楚。
“判决一位士兵盗卖军油的案子，让我记忆犹新。我可以判他二年或者三年，那个时候，我忽然意识到，我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何德何能拥有这样一种权力，手中的笔只要多画一横，另一个人就要在监狱这种地方多待365天？”戴立宁终于深刻地感受到，父亲为什么常年吸烟以致吸坏了肺，没有香烟的陪伴，父亲怎能面对一个个判决，把活生生的人送进监狱，甚至判处死刑？
这让戴立宁打消了做法官的念头。直到如今，他还自嘲是个“不可救药的性善论者”，所以他一直推崇“悯刑”，同时相信人总是希望把事情做好，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社会。他不时打破官场规则，遇不平则鸣，并力争使事情真相更加透明，从而推动社会进步。正如他当年一手推动废除台湾票据法刑罚，他认为人之所以会犯罪，是因为无法很好地适应社会，所以刑罚应该基于爱而设定，而非基于震慑。
只不过，虽然内心情感丰富，但为了目标行动起来的戴立宁，却十足是一个雷厉风行，甚至令人闻风丧胆的斗士。当年，台湾经历过在金融压抑背景下造成的地下金融，在林林总总各色事件中，“十信案”可以当作整个台湾金融社会的照妖镜，官员的畏缩、民间融资的混乱，导致了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违规贷款问题的爆发。戴立宁作为处理“十信案”的主要财政官员，与官场以及金融家族斗智斗勇，惩治了恶人，也没有让存款人和金融体系受损，可谓恰到好处。但最终在获得普遍赞扬的同时，却又因为政界的内斗而跟随台湾“财政部”部长陆润康下台，被冷冻七年。
“我当然没有想到成为功臣反而会下台，我只是考虑我的职责所在，该这样做就做了。毕竟我是政府管理人员，而不是政客。”如今的台湾，很多人谈起戴立宁，依然觉得他是一位富有争议的人物。很多人都觉得他作风硬派，不畏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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