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邓学平
禹作敏，家喻户晓的中国第一代农民企业家。在他的带领下，偏居渤海一隅的大邱庄摆脱了百年贫困的帽子，走出了一条依靠工业集体化致富的路子。
然而无知和局限，让他在法盲的歧路上越走越远，以致无可挽回。禹作敏的离去，对于大邱庄的经济发展无疑是个损失，但对于矫正当地严重越轨的治理秩序则是件好事。
改革者无畏
1930年4月3日，禹作敏出生在天津市静海县一个世代农耕家庭。这里滨邻渤海，土地盐碱、地势低洼、沥涝频繁，居民长期面临温饱的挑战，生活十分困苦。禹作敏所在的大邱庄破烂零散，道路坑洼不平，而且是清一色的无砖无瓦的土坯房。
1974年，仅有3年私塾文化，当过马车夫、会计的禹作敏开始担任蔡公庄乡大邱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彼时，“全国农业学大寨”正值高潮。禹作敏被铺天盖地的红色革命热情所鼓舞，曾四度前往山西大寨参观学习。1974年冬，禹作敏迈出了改造大邱庄面貌的最为原始的一步。他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带领大邱庄四千多名群众凭借土筐和铁锹，硬是把成片的盐碱地改造成为了肥田沃土，甚至还修了几十条能走马车和拖拉机的公路。然而，这等战天斗地的精神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大邱庄的贫困面貌，村民依然挣扎在温饱线上。
自然和地理条件的制约，让禹作敏意识到改变命运不能再单纯依靠农业。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禹作敏破釜沉舟、先人一步，决定直接发展乡镇企业及制造加工工业。禹作敏倔强地认为，“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这是通俗版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这种说辞在当时所面临的政治风险。禹作敏的人格魅力与过人胆识，在舆情混沌的重要关节初步展现，群众遂一呼百应。
变革，就这样出现了。大邱庄的第一桶金来源于兴办轧钢厂。大邱庄有一个村民曾经在天津一家冶炼厂当过工人，不仅熟悉冶炼技术，而且在天津的同行中有一批熟人。禹作敏委派他考察项目，了解到冷轧比热轧成本低，但质量相差无几。禹作敏当机立断，动员全村集资，公开承诺：“富不起来，我爬着去给你们拜年”。
此外，禹作敏又从别的单位借来几万元，凑足15万元从天津买来废旧设备，办起冷轧带钢厂。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个厂当年就赚到了17万元。这对于人均年收入只有不到100元的大邱庄村民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禹作敏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和埋头苦干的精神，让大邱庄的集体经济开始以原子裂变的速度暴胀。
天下第一庄
轧钢厂之后，大量工业企业开始在大邱庄扎堆出现。1981年，大邱庄高频制管厂成立；1982年，大邱庄印刷厂、大邱庄电器厂相继开工投产。1983年，为扩大规模、便于管理，同时为享受政府对初创公司的税收优惠，禹作敏决定成立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并将建立分厂的权力下放到各厂。
随着冷轧带钢厂、高频制管厂、印刷厂、电器厂盈利水平的不断提高，企业规模的不断发展壮大，各个工厂下辖的分厂以“滚雪球”的方式越滚越多、越滚越大。1987年，禹作敏将上述4个总厂改制为四大公司。1992年，他又将4个公司分别改名为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大集团。同年，在禹作敏的主持策划下，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投资近10亿元，在村西北建立起“百亿元工业区”。是年底，大邱庄撤村建镇，共有工业企业二百余家，从业人员12342人，工业总产值402761万元，比1981年增长了835倍。
除了工业项目，禹作敏在农业生产上亦较早推行了“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做法，鼓励有能力的农民系统、集中承包土地。禹作敏先后将大邱庄农业专业队改组为农场，在规模化耕种的基础上大力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到了1980年代末，整个大邱庄仅有不到10个人在从事农业生产，但却拥有两千多台农业机械，而粮食产值也远超以往。大邱庄村民彻底告别了饥荒，脱去了贫困的帽子。
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翻番，大邱庄的村民福利待遇亦有了难以想象的改善提高。除了用电、用气、用电话不要钱，上学、住房也全部由集体承担。对于光棍汉，村里还主动帮助解决婚姻问题。
随着大邱庄医院、大邱庄生物技术研究所、天津理工学院大邱庄分院、大邱庄邮电大楼、香港街、百亿路以及纵横有序街道的渐次兴建，加之居民住宅楼的整齐划一、别墅群的井然分布，大邱庄成了名震海外的天下第一庄。《纽约时报》曾经以十分艳羡的口吻报道大邱庄的富裕程度：“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
禹记大邱庄的毁灭
非凡的成就使得禹作敏被诸多光环笼罩。他先后获得天津市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佳农民企业家、全国乡镇企业优秀企业家等一系列荣誉称号，并担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当时，他甚至拥有奔驰豪华型SL600防弹车的农民企业家。
众星捧月面前，禹作敏渐渐开始忘乎所以。他不仅不再把大邱庄的村民放在眼里，不把当地政府领导放在眼里，甚至不把人命和法律放在眼里。大邱庄已经成为禹作敏说一不二、一手遮天的独立王国。禹作敏私设公堂，雇佣很多保安，只要村民或者村企员工稍有闪失，轻则被罚，重则被打。一位香港记者曾经当面询问禹作敏是否是土皇帝，禹作敏则直言不讳地表示“我去了‘土’字就是皇帝”。
助长禹作敏这种有恃无恐、目无法纪，敢于以言代法、以身试法胆识的，不仅有他本人亲身经历过的法纪不彰、权大于天的时代现实，而且有大邱庄官商一体、无往不能的运作模式。大邱庄住着工商、税务、公安、法院、银行等部门派驻的工作代表，他们在领取国家发放的正常的工资之外，还领受着大邱庄另行为他们开具的另一份不菲的“工资”。工商部门就地为他们办理营业执照，税务部门就地为他们减免税收，公安人员优先保护大邱庄村民，法院……禹作敏后来看似荒诞、过激的一系列行为，实际上已不难想象。
1990年3月的一天，大邱庄一位员工只因说了一句“禹书记为女儿出嫁，在县城盖小洋楼花了不少钱”，禹作敏知道后怒发冲冠，将这位员工严刑拷打，逼得他服毒，差点闹出人命。一个月后，禹作敏的一位叔伯侄女疑似被同村刘金会污辱以致精神失常。禹作敏立即纠集一群人将刘金会的父亲刘玉田当街活活打死。事后，禹作敏亲自主持召开全村职工大会，将刘氏三兄弟捆绑着押至台前，鼓动大家对其进行“揭发”“声讨”。禹作敏还组织策动大邱庄近两千人大游行，大街上贴满了“打死人无罪”“打死刘玉田活该”等大幅标语。调查此事的公安人员则配合着借故离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必先令其疯狂。“刘玉田案”虽然未能让禹作敏面对司法，但接下来的“危福合案”却让他最终跌落法网。1990年前往大邱庄打工并于1992年负责该村华大公司养殖场基建工作的河北青年危福合，在公司面临解体之际被人指称涉嫌“贪污公款”。禹作敏组织人员对他进行突击审讯未获承认后，指使多人在大邱庄公司保卫处将其殴打致死。
为了阻止政法民警进入大邱庄开展侦查，禹作敏命令各公司调集上万名手持钢棍的群众在各路口和总公司大楼周围昼夜把守，进村的各主要路口分别被卡车、油罐车封堵。早先进入大邱庄的数名调查人员被围攻扣押，甚至天津市检察院副检察长也被禹作敏非法扣留了两天。天津市公安机关派出近千名武警与之对峙数天后，无奈以撤退告终。
禹作敏扬言“打死个人算什么”“党内的事情党内解决”“任何人进入大邱庄都必须接受他的审查”。禹作敏的这些动作虽然对案件侦查起到了一定的干扰作用，但却更加坚定了有关部门执法到底的决心和意志。
1993年4月15日，禹作敏接到天津市委书记要找他谈话的通知。禹作敏带上贴身保镖和3名随从与县委书记一道前往天津。行至指定的房间后，等待禹作敏的并不是市委书记，而是多名神色严峻、全副武装的警察。公安人员出示了拘留证，禹作敏束手就擒。半年后，法院以窝藏罪、妨碍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非法管制罪等罪名合并判处禹作敏20年有期徒刑。1999年，禹作敏在狱中吞食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享年69岁。
现如今，大邱庄的街道、楼群仍然沿袭了往日的风貌，百亿路周边依旧可见大大小小的钢铁企业不时腾起的浓烟。但经历过数轮改革和市场变迁之后，那些为大邱庄带来滚滚利润的企业要么转手易人，要么经营乏力。禹作敏时代早已经终结，人们还在等待大邱庄复兴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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