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诗萌报道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宣告成立。从此，中国人告别了屈辱的外交历史，新中国的外交也正式开始启动。65年间，中国外交取得了巨大成就。一路走来，中国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经受了国际风云的重重考验。随着中国外交的崭新局面被打开，全方位多元化的外交局势正在逐步形成，坦诚的外交风格也使中国成为世人眼中的亮点。
“一边倒”外交政策
1947年2月，“冷战”正式开始，东西方两大阵营建立，两极格局正式形成。在此种情况下，中国也面临着外交方向的选择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国的敌视，中国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的直接和间接干预，企图利用军事威胁、政治包围、经济封锁等手段来对新中国进行遏制，因此中美关系成为了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最主要问题。
因此，其时中国外交最紧要的目标是巩固来之不易的政治独立，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提出了“三大外交方针”：“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另起炉灶”的意思是对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一律不承认，签订的条约也进行重新审定。“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不急于解决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承认问题，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肃清，在相互尊重主权的原则上同其建立外交关系。“一边倒”的意思是新中国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在冷战的环境下，中国没有更多的选择，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只有与苏联结盟，依照当时的思维定式，也是必然要跟社会主义国家站在一起，这当中既有主观意识的问题也有客观环境的问题，而且跟整个国际社会的趋势和潮流也是相一致的。同时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当时中国正在进行土地改革，工商业资本主义的改造，建立计划经济，这些都是美国反对的，因此自然形成对立面。所以整体来看，无论是从国内、国外还是主观、客观，与苏联站在同一战线是必然的。”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杨勉教授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解读说道。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首次系统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4月，周总理应邀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尼赫鲁和吴努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以此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
1955年4月，亚洲、非洲29个国家在印尼的万隆召开首脑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发言中再次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中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变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述正式确定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和贯彻始终的主线，也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共识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以此原则为指导，中国打破了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封锁，扩大了外交空间，逐步与许多周边邻国和亚非欧国家建立了友好外交关系。
杨勉表示，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先针对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虽然双方之间有敌意，但是可以和平相处，尽量不要发生战争。另外还特别关注的一点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这些国家与中国是友好的，大家共同反帝反殖，从这项原则是由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提出的这点就可见一斑。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处理国际问题的准则，当然现在中国已经把这个思想发展到制度相同的国家之间也要和平共处，成为处理所有国际问题的准则。
“两个拳头打人”外交政策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开始调整。苏联由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综合实力得到了进一步地提高，于是，苏联开始确立了与美国共同主宰世界的战略，因此，美国和苏联之间是又妥协又对抗。在这期间最为重要的是，中苏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分歧，结盟关系不断走向破裂，因此“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也已经不合适宜。此时中国外交的目的是既反对美国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也反对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并且把这两者当作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因此，称为“两个拳头打人”时期。
杨勉认为，其实50年代的中国外交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虽然是一边倒，但是中国与很多亚、非国家都打开了友好的局面。但是到了60年代，中国与苏联的关系破裂，这里面有苏联的原因，也就是中国反对的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当然也有中国思想比较僵化的原因。文革以后，中国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开始恶化，以打倒各国反对派为口号，总体上，“左”的思想对中国外交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大片、一条线”外交政策
1969年苏联对中国领土珍宝岛的入侵，导致了中国和苏联的关系跌到了谷底，苏联成为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同时，这件事也使得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看到了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加上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以及苏联实力的急剧上升，使得美国的战略开始出现了调整，因此，在此种国际格局的大背景下，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一大片、一条线”的外交方针。
“一条线”，即按大致的纬度划出一条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团结这条“线”周围的国家（这就是一大片），共同抗衡野心最大的苏联。此时中国已经开始转变了以意识形态为标准来处理国际关系的思想。
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新中国外交取得了建国以来的最好成就。首先是中美建交，开启了中国和美国友好的大门，改变了“两个拳头打人”、“腹背受敌”的局面，中国可以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安全威胁。其次，由中美建交带来了中国与美国盟友建交的高潮。最后，中国进入联合国，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上开始发挥中国的影响，更加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得到了缓和。珍宝岛事件以后，中国开始把苏联当做最主要的威胁和敌人，上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进入战略衰退期，也有与中国联手的需要。在此背景下，中国与美国在战略上就达成了一致，即共同抗苏。这个阶段，我们的外交成果是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改善了同许多之前反华亲美的西方国家的关系，为中国今后的改革开放，乃至历史长远上都带来了好处。可以看到，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在外交上经历了一个‘东倒西歪’的过程，从50年代向东倒向苏联到70年代向西歪向美国，但是总体来看，中国外交的战略是成功的，打破了中国与欧洲、日本关系的僵局，也提高了国际影响力。当然这阶段中国也有做的欠妥的地方，有些时候过于以苏划线，主观认为所有与苏联关系好的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导致许多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都没有努力争取。”杨勉说。
外交政策的调整与深化
由于美苏两国的“缓和”，导致中国的“一大片、一条线”的外交方针不再适用，同时，国际全球化的趋势开始迅速发展，各国都开始改变自己的战略，开始注重经济的发展。因此，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的外交进行了巨大的调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总路线的实施和发展，中国外交政策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突破，不断完善了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的外交战略及政策，在外交理念、战略、政策、措施等各个层面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中国的外交工作开创了一个生动的充满凝聚力、影响力的新局面。
根据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变化无常、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党中央提出和贯彻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策略方针，使我国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并根据国力和国情，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积极为地区和国际间多边合作作出积极贡献，体现“有所作为”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外交实践日益体现了务实性、服务性、创造性等鲜明的时代精神，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增强实力作出了卓越贡献。一方面，中国积极拓宽外交渠道，加强高层交往和协调，重视和民间交往，把官方政府间外交与民间外交相结合，相互促进与补充，打好外交工作的群众基础。2000年底，我国已与120多个国家的300多个政党建立和发展了各种形式的党际交流关系，仅1995年到2000年10月中就有40个亚非国家领导人访问中国。
进入21世纪后，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外交战略的成功经验，分析当前国际形势特点，面对多数国家对中国迅速发展的未来走向的疑虑，郑必坚教授（原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首先提出“和平崛起”的理念，并被中央接受。2005年中国发表“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进一步将和平崛起改为“和平发展”。和平发展理论的提出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体现，是中国国家政治体制性质的必然要求，也是顺应时代潮流和面对国际形势发展现状的必然战略选择。
杨勉表示，21世纪，中国市场经济的成果显现出来，GDP大幅上升，经济实力明显提高，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国在外交上开始显示出了自信，开始了相对稳定的时代。毛泽东时代30年，经历了三次变化，联苏抗美、两个拳头打人和联美抗苏，整体上是一个斗争哲学的时代。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应该属于邓小平时代，因为这一阶段都是沿着邓小平时期改革开放的政策在延续，总体来说是一个和平发展的时代。
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如今，中国正在建立一种全方位多元化的外交，从过去被动消极向全方位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发展，这不仅因为中国目前的国力明显提升，也与国家力量带动的思维方式转变有关，那么中国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应不应该寻找盟友，建立同盟关系呢？
“这个问题已经讨论很长时间了，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的还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中国外交硬还是软的问题，很明显中国现在是提升了硬度和刚性，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还要不要坚持韬光养晦，当然很多人都已经承认这种思想已经不合时宜了。那么具体到应该怎么做，现在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应该结盟，也就是与俄罗斯结盟。但是我觉得结盟政策从今天的国际形势来看，是不太适合的。因为结盟会影响自身的活动空间，比如结盟以后在很多问题上就需要一起表态、互相支持，但是有些事情可能并不符合本国的利益和战略需要，国家反而容易被绊住。”杨勉对记者分析道。
杨勉坦言，一旦结盟就牵扯到义务，涉及到义务就容易产生矛盾，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有很多自己的利益，其实今天的中国并不需要这种结盟，我们可以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在重要的国际战略问题上互相配合，形成一种没有结盟条约的半结盟关系，在涉及到国家根本利益上和重大战略意义时，伙伴国家之间要尽可能采取一致的立场。比如在中东叙利亚问题上，在肯定俄罗斯要投否决票的前提下，中国可以选择弃权，这就是与俄罗斯的一种战略配合。因此采用旧式的那种联盟在当下已经不再适合，我们应该创造一种新的国际关系行为模式。
杨勉还提到，绝对的不结盟，绝对的超然也是不符合当今时代的，现在中美关系复杂，那么中国自然而然就会与俄罗斯走得更近，完成一些心照不宣的配合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我们没有必要成为盟友。最近，习主席访问一些国家，比如与中国存在一些问题的印度，我们就可以在战略上有所应对，但是对于周边的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中国就应该努力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达到共同抑制印度的目的。因为从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这些国家的角度出发，它们也希望通过与中国的这种大国关系加强外部力量来平衡印度。所以，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现阶段更为重要的。
坦诚的外交风格成为新亮点
对于中国外交未来的走向，杨勉表示，这届的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的外交是有一个长远的规划的，在目前的很多做法上都有了一些变化，但是根本的原则是不会变的，那就是仍然要追求和平与发展。中国现在处于战略机遇期，虽然国际上有很多威胁和变数，但是还不至于到因为中国本身的环境和实力的提升而发起战争的程度，因此和平与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不会改变的。最近，习主席用最朴实的话表明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方针就是“我们不惹事，我们也不怕事”。而且中国目前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态势是全方位多角度，采取了很多合纵连横、分化瓦解的政策。中国要以本身的国力为基础，在国际上主动地参与塑造国际秩序，同时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这是中国未来在外交领域很明显的趋势。
另外，在外交风格上，中国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和亮点。一方面，“夫人外交”的影响已经突显出来，另一方面亲民外交的特色也惹人关注，语言风格上的转变和行事风格上的变化都让人耳目一新，中国开始学会引用对方国家的谚语、故事以及两国友谊之间的亲情来表达立场。而且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习主席在访问每个国家之前，都会在当地的主流媒体上发表一篇文章，驻扎在各国的大使也愿意主动接受采访，中国开始逐渐采取国际传播的理念，通过媒体以及新媒体的方式来发展外交。今后中国的外交会越来越多地以更加坦诚、更加公开的形式呈现。
“我们也要承认在当下，中国外交存在一些问题，尤其在处理国际争端方面，首先我们应该明确自己能力和手段，之前中国在处理一些国际问题时表现得有些急躁，不够细致，因为现在国内多元化趋势明显，使得中国在很多问题上发声不一致。众所周知，现在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最大的担忧就是中国威胁论，虽然我国多次重申自己不会称霸，但这些不是说出来的，而是要看行动。如果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的态度上过于毛躁、声音不够一致的话，就会令世界产生很大疑虑。中国应该时刻提醒自己，外交是需要策略的，外交本身就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杨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