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京吾
于东辉真是不可思议！
事情往往是这样的，在我们惯常认为没有问题的地方总是会出现出乎意料的重大问题：希特勒到底是极“左”还是极右？
就我读过众多讨论第三帝国的作品中，把希特勒当作极“左”对待的，恕我眼拙，从未见过。换言之，希特勒是极“左”还是极右从来都不是问题。这并非左翼学者在推卸极左主义路线对人类历史造成重大灾难的政治责任，也不仅仅持自由主义态度的学者一贯如此认为，而是纳粹主义以及希特勒所操持的意识形态，从来都是彻头彻尾的极右。
但最近有些知名学者认为纳粹党及其希特勒是极“左”。
希特勒到底是极“左”还是极右？这个从来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真的成了问题。
兹事体大。
在此我们可能要重新审视霍亨索伦王朝以来的、甚至拿破仑入侵以来在德国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文化思潮。右翼思潮长期占据德国思想文化界主流，纳粹主义和希特勒深受浸染，用自己的行动将这些思潮极端化并加以实践，实施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大屠杀。希特勒一旦变成极“左”，不论德国历史还是德国思想史都有被颠覆重写的可能。
“左派”和“右派”的历史起源
“左派”和“右派”的渊源得自法国大革命，但法国革命时期的左右派与共产革命时期左右派、中国“文革”时期的左右派不是同一概念，与我们今天所认为的那种左右派甚至完全是颠倒的。
法国大革命左右派出现时，这些“左派”们是些什么人？他们主要是第三等级。
法国三级会议，僧侣作为第一等级，贵族作为第二等级，平民作为第三等级，最初是分室开会，第一、第二等级在一个会议厅，第三等级在另外一个会议厅，因此没有“左右”之分。1789年革命前夕，法国再度召开三级会议，7月9日，经第三等级要求，将三级会议改为制宪会议，合并在一起开会。革命爆发后不久的一次制宪会议中，第三等级坐到了左边，第一、第二等级坐到了右边，“左右派”就这样无意产生了。
左派要求改革，要求贵族放弃早在封建时代初期形成的特权，要求信仰自由、贸易自由，要求进行普选，一句话，要求平权。这些要求，与我们今天看到的 “公知”们提出的要求，不是如出一辙吗？左派在历史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在此得到了奠定，他们是与法国大革命的信条“自由、平等、博爱”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是与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人权宣言《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紧密联结在一起的。
第三等级由平民组成。所谓“平民”，即法国的自由民，第三等级的代表们都是自由民中的精英分子，他们是知识分子、律师、资产者、金融家、士绅、手工商业者等，被称为“布尔乔亚”（la bourgeoisie），即资产阶级。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之一就是律师出身的罗伯斯庇尔。不论他们的身份还是当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都是资产阶级的，法国大革命因此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当年的那些“左派”们，正是我们现在通常认为的“右派”，是现代自由主义者中的主体。
坐在右边第一、第二等级的人，自然成为“右派”，他们积极维护王权、教权，拒绝改革，坚定不移地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也即封建特权，所以他们又成为“保守派”的代名词。革命之后，许多旧贵族成为王党分子，反对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有不少人投奔国外，依附国外敌对势力，组织军队围攻法国，沦为地道的反革命分子。
在第三等级中，一些同情革命、希望改革的第一、第二等级代表也加入进来，如修道院院长西哀耶斯、大贵族米拉波伯爵、拉法耶特侯爵等等。
此外，还有一些坐在会议厅中间的人被称为“中间派”，他们在有些问题上支持左派，有些问题上又支持右派。
后来，随着大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更多的贫民加入“革命队伍”，左派变得愈来愈激进，这是后话了。但我们不要因此觉得贫民、无产阶级们都是天然的左派和革命者，比如旺代地区的农民们却跟随贵族一道反对革命，爆发了著名的旺代叛乱，这些农民们是根深蒂固的保守分子，比一些贵族更加保守、更不愿意改变旧制度，没有国王、没有老爷的日子，他们觉得一天也过不下去。
德国政坛的左右翼
法国革命时期有不少贵族逃到了德国。此时的德国还是一个极度分裂的区域而非统一的国家，在走向现代化途中，德国也远远落在了英法的后面。尤其拿破仑入侵，取缔神圣罗马帝国的举动，激起了德国人的强烈反抗。走向现代化和统一德国成为德国人的迫切任务。
德国要成为强大国家的愿望，成为这个国家的主要政治思潮，尤其在镇压了1848年的革命之后，整个德国在政治上全面右翼化了。德国的右翼思潮并不来自社会底层，而主要来自知识分子，从费希特到德国历史主义学派，都强烈支持国家的统一与强大。由此，德国渐渐走上了军国主义、国家主义道路。
德国的统一大业是由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完成的，德国得到统一的同时，也将国家主义推向到高峰。统一后的德国政权是一个右翼王权国家，有一点宪政治理的影子，也有一些福利主义的因素。
掌握德国国家经济命脉的是容克地主阶级、新兴资产阶级，他们从德国国家的统一中大获利益，所以他们拥戴王权、拥护国家，成为极端保守主义者。
在1871年德国统一后到魏玛共和国晚期，左翼的主要代表是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是德国一个老牌政党，势力也颇为强大，俾斯麦却说，要让德国社民党成为永远的反对党。事实也是如此，直到“一战”结束、霍亨索伦王朝垮台前，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天也没有执政过，还被德国“反社会主义法”取缔过一段时间。除社民党外，德国左翼还有激进的德国共产党，社民党与德共的区别在于，前者奉行议会道路，主张在现有制度框架下进行变革，后者则主张暴力革命，一步迈进共产主义大门。
长期笼罩在德国的思想形态是右翼的，与法国革命时期右翼的表现已有所不同，比如在对待“国家”的态度上。法国当时还处于封建等级制度，贵族们拥有相当大的特权和自由权，他们死死地捍卫这些权力，对于一个现代性国家没有丝毫兴趣，所以他们可以跑到国外组织军队攻击自己的祖国。德国不一样，德国的统一正是以国家名义才得以实现的，爱国主义是德国右翼的主旋律，进一步讲，国家主义是德国强大的主要依据，德国的右翼与一百年前的法国右翼在“国家”问题上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这种思潮深入到德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不为精英分子们所独有，是德国人的全民狂欢。这也是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得到全体德国人积极支持的原因。
自德国统一后，德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是俾斯麦，德国思想家是这么看的，德国的精英是这么看的，希特勒也是这么看的，他在《我的奋斗》中多次吹捧俾斯麦。
德国右翼一只手反民主、反自由，另一只手又强烈反对共产主义理论，不仅与法国右翼在内容上有所不同，与英国持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保守主义右翼距离更加遥远。
魏玛时期的右翼狂潮与纳粹党
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社会民主党成为魏玛共和国的执政党。由左翼政党执政的魏玛共和国，一直受到德国各种力量的攻击，其中包括激进的德国共产党，更包括极右的纳粹党。
德国右翼思潮主要包括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和普鲁士社会主义。在此引导下，德国人不承认自己是在战场上战败的，而是被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出卖的。魏玛时期，德国各种政治组织制造了大量的动乱，但左翼所受的处罚比右翼要严厉得多。资料表明：在1918年到1922年间，暗杀事件归于左翼分子的有22件，其中17件处以重刑，这其中又有10件以死刑终审判决。而对极右翼分子却表现出十分宽容，他们有354起谋杀案件，但只有一起被判重刑，且不是死刑。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德国弥漫着的极右翼气氛之浓厚。希特勒显然也是受益者。纳粹党在希特勒领导下，于1923年11月发动啤酒店暴动，企图推翻魏玛共和国，失败后希特勒被捕，被判处5年徒刑。在法庭上，希特勒大肆鼓吹纳粹思想，受到其同伙的热烈掌声，并在国歌声中离开法庭。但希特勒实际上仅被监禁了13个月零20天就被释放。
纳粹主义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纳粹党绝不是凭空而降的一个政治组织。
纳粹党全称叫“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国社党，“纳粹”是音译简称），它的前身是德国工人党，成立之初它是一个以工人为主体的60人的右翼小党，这个党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国家主义、种族主义的原则，既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大资产阶级。希特勒加入该党后进行了改造，更名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提出了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口号，主要为招揽更多人加入纳粹党。纳粹党名义上是一个“工人党”，实际党员中的无产阶级份额始终没有超过三分之一，而各种身份的中产阶级、小资产者超过了一半。
纳粹主义有自己的行动目标，却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时常被提起的纳粹党经典著作大约只有两部，一部是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另一部是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二十世纪神话》。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几乎是他个人内心独白，展现了他的疯狂世界观。《二十世纪神话》是一部鼓吹种族主义、极端反犹的政治宣言。此外，还有一份纳粹党早期撰写的《二十五条纲领》，这是一份简要的政治文件，提出了纳粹党的政治目标，后因政局变化基本没有得到落实。
由于纳粹党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它对自己提出的概念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定义，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纳粹主义极右翼性质的认识，它与德国右翼思潮的渊源实在太深。
普鲁士社会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
纳粹党的“国家社会主义”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
纳粹党的“社会主义”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那种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纳粹党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具有明显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又被称为“普鲁士社会主义”。
普鲁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一种“共同体”意识，和马克思理论中的社会主义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
后者是由一个特定阶级组成的、关于经济制度的体系，具有排他性，如果不具备本阶级属性，就不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取消了所有权、经济绝对平等的经济社会形态，这与普鲁士社会主义有了重要区别，普鲁士社会主义是民族性的，是以文化或者民族身份为依据的，它是一种伦理形态。
德国思想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曾经对普鲁士社会主义有过专门论述，斯宾格勒明确表示社会主义不仅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并且反马克思主义。他宣称：“我们向马克思发动进攻，然而在每一次进攻时，我们都要借用他的名字。”他认为只有德国人才配拥有社会主义，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彻底否定。斯宾格勒将他的社会主义描述为一种“传统的普鲁士精神”，实质是“超个人的团体精神”、是“最高秩序的实体”。普鲁士社会主义的最终表现就是权力。
夺权前后的极右翼行动
纳粹党始终坚持自己的极右翼思想形态，并在现实中加以实践。这里以经济为例。
纳粹党的经济许诺，在它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二十五条纲领》中有着明确表达。当纳粹党面临夺权的时候，这个纲领就失去了它的现实意义——如果希特勒得不到德国大资本家的支持，就不可能在德国政坛立足，更谈不上获取德国政权，因此，纳粹党采取了一条现实主义的路径：投靠大资本家。
为获得德国大资本家的政治支持，在夺权之前，希特勒即与他们进行了频繁接触。1932年1月27日希特勒出席了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的由300名资本家参加的经济会议，他表态：“我们要下定无情的决心，彻底铲除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资本家们则以高额的竞选费用予以回报。1932年11月11日，由德国50家大银行家、工业家联名写信给兴登堡总统，要求任命希特勒为政府总理。希特勒是在得到德国大资本家支持以后才真正具备了攫取德国政权的能力。
纳粹掌权后，德国出现了高度的国家资本主义化，一方面，希特勒不仅没有放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反而更加强化，通过国家对市政建设和军备上的大规模投资来带动经济的发展和提高就业率。另一方面，德国的私有化也进一步得到加强，相比魏玛时期，第三帝国的经济出现了一股“再私有化”的浪潮，国家资本除在交通等少数领域内保持主导作用和绝对优势外，全面退出了金融、工业、商业、原材料等经济领域。
纳粹政权主导的“经济改革”，不仅没有代表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利益，甚至也没有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国家资本退出以后的空白没有令中小企业、手工业者得益，而是由原本就具有垄断性质的托拉斯全面接受，变成更大规模的垄断托拉斯。“德国经济总委员会”里的成员全部由垄断资本家和纳粹官员组成。1931年在魏玛时期，由国家控制着70%的银行和大多数股份公司，经过“再私有化”后仅保留了帝国银行，其余的银行全部转让给了私人。通过1937年的《股份公司改革法》，股份公司从9148个减少到5418个，10万帝国马克以下股本的股份公司予以淘汰，关闭了70万家工商手工业。德国著名企业如法本、大众、西门子、克虏伯等公司，在二战中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和战备资源，成为战争的帮凶。
纳粹政权的经济形态是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
希特勒上台后的第一个重大行动就是制造国会纵火案，大肆抓捕德共成员。
二十世纪的两大毒瘤
不论是极“左”还是极右，必定是某一端思想极端化的表现，将希特勒及其纳粹党纳入极“左”范畴的话，就会引发一连串无法解释的历史问题和思想史问题，种族主义、国家主义都不属于左翼理论范畴，左翼理论与此对应的是阶级斗争和国际主义，这是两套完全对立的理论系统。而“国家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也不是一回事，如果希特勒成了左派，就丧失了纳粹运动在德国崛起的依据，更无法解释德国的政治形态，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以及更为激进的斯巴达运动在左翼政治体系中又处于什么位置？
从对纳粹主义思想根源的追溯以及他们信奉的价值观、对世界的态度中我们看到，纳粹主义几乎囊括了泛滥于德国的全部极右主义思想：极端反犹的种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和普鲁士社会主义，纳粹政权成为德国历史上最邪恶的极右翼政权。纳粹主义及其领袖希特勒，在任何层面上都不是左翼，是与左翼思想、理论极端对立的极右政治形态。纳粹思想是对德意志人的民族情绪、国家意识的高度综合和简化，由希特勒点燃了德意志人的疯狂情绪，最终酿成世界性灾难。
对极右极权主义的批判绝非等于对极“左”极权主义的认同，更不意味着后者具有了什么合法性，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斯大林时代的极“左”和纳粹德国的极右是在两种不同历史条件、两种不同类型理论背景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是对极端理论、极端思想和极端意志诉求后的某种必然重合。我们深受极“左”之危害，对极“左”意识形态的痛恨和担忧完全值得理解，但感情不能取代历史，也不能取代思想史。之所以要分析历史、辨析思想，为的是不走回头路，不重蹈历史之覆辙。不论哪一种形态的极权主义，如果防范不力，都可能随时随地破门而入。
现代极权主义——极“左”的和极右的，都首先出现在西方，尔后开始向世界扩散，它们是在西方历史、思想史的基础上产生、发育、生长起来的，是西方进入到现代世界以后的副产品，对世界却造成了噩梦般后果，也是二十世纪留给人类的两大政治遗产。
极权主义，不论来自极“左”还是来自极右都表现出一些共性，这些共性不能因为一些词汇的相近或者相同就理解为思想的一致性。自人类历史产生以来，还没有任何一种思想自产生之日起，始终保持它的原始状态，不被发展、借鉴，不被融合或者扬弃的。即便希特勒从斯大林那里学来一些统治手段，也是为推行自己邪恶价值观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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