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佟文立
由美国哈佛大学欧立德教授撰写的学术著作《乾隆帝》的中译本被国内门户网站之一的凤凰网首页推荐，这不得不说是“新清史”由中国史学界向国内公众传播的一个里程碑。
就中国的历史文献研究中国历史是拥有悠久治史传统的中国的一个特点，如果与西方历史大家相比，换一个说法，那就是缺乏全球视野和对外族文字的掌握。尽管一切历史都是世界史，但不得不承认最近500年来，全球化才使得世界史的全球史色彩更加突显。
最近20年来，清高宗——乾隆皇帝可谓是出现在中国电视屏幕上频率最高的古代历史人物之一。对应民间传说和戏说的“清宫剧”，官方的历史教科书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历史阶段下早已经给乾隆做出了评价，文字狱和闭关锁国可能是这位中国封建社会黄昏时代的皇帝给多数普通国人留下的负面印象。
但欧立德教授则对这一观念提出了挑战，他将十八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历史联系起来，试图为读者“还原”一位“真实”的中国清朝帝王。在全书的九个章节中，通过帝国的扩大、文化巨人、清代的中国与世界等三个最重要的章节，欧立德教授对乾隆给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
“文字狱”是否就是中国科技落后的直接原因，做中西方科技比较史方面研究的专家早有定论，相对于西欧的这种落后恐怕可从明代初期算起，“罪责”落不到乾隆身上。“闭关锁国”，其实中国国内学者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已经再挑战这一观点，而本世纪初随着国外全球经济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传入，更是早已经不攻自破。时至今日，几乎没怎么被提起的视野或角度是乾隆作为“现代中国之父”。
乾隆皇帝自诩为“十全老人”，他建立的“十大武功”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十功者，平准噶尔二，定回部一，打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之受廓尔喀降，合为十”。
正是在乾隆的手上，大清朝时代的中华帝国疆域达到顶峰。在中国历史上，这片疆域也仅次于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如果说西方历史学家对蒙古帝国历史是否算在中国历史之内持有异议，但“中国军队自唐代以后最后一次到达费尔干纳”则是今天多数西方乃至穆斯林世界学者所公认的历史事实。
相对于汉武帝派遣十万骑兵和几十万步兵做后勤保障远赴漠北与匈奴决战惨胜而归，以及李唐王朝几次险被土蕃攻入长安而多次议和，应该承认的是，乾隆在开疆扩土方面的成就远在汉唐之上。欧立德教授对乾隆的评价甚至超越了乾隆自己，将他与拿破仑相提并论。
自即位起，乾隆即认为“目前最紧要之事，无有过于西北两路及苗疆用兵”。
西北方向，作为蒙古帝国的最后“存在”，对准噶尔康熙和雍正已经两代用兵。乾隆仅以五万军队远征准噶尔，几乎灭西蒙古准噶尔部百万族众，这是西域自汉、唐和元之后再次被置于中央政权直接控制之下。
在青藏高原，乾隆皇帝则持“修座寺庙胜驻十万兵”的立场，也正是喇嘛教的作用，桀骜不驯的蒙古草原勇士安服于佛经的教诲。
西南地区，元明以来普遍施行土司制度。改土司为州县的所谓“改土归流”政策在明代就已经出现，自雍正在西南地区大规模施行，也终于乾隆一朝。
作为非传统式的汉学研究，欧立德教授的著作在美国属于“新清史”研究的一部分。1996年，美国的一位日本裔女教授罗友枝在美国亚洲年会上发表演讲《再看清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从“满洲”中心观出发，认为清朝统治的成功并非“汉化”，“清帝国”并非“中国”的同义词。自那以后，借助对满、藏、蒙、回等少数民族文字档案的研究，美国清史研究者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正是在2005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欧立德将这一清史研究派别称为“新清史”。
新清史派中的观点甚至包括否认“中华民族”、“中国是一个没有民族的国家”等，对中国边疆地区历史的重构更是难免不被认为是为分裂中国寻找历史依据。2010年，中国的中国史学界也曾掀起一阵讨论“新清史”的学术思潮，尴尬的国内清史学者们却极力想避开当时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等边疆地区出现麻烦这一背景。而“新清史”引起中国民族学界的注意，则是在2012年以后。现如今，一部学术著作能够引起社会公众的注意，无须掩盖的是今年以来新疆问题的升级和扩大化。
在学院派身份的美国新清史派学者之前，对于中国边疆地区历史的研究，美国还出过一位大家——欧文·拉铁摩尔。拉铁摩尔的父母曾在天津南开大学教学，他不到一岁就来到中国。在被罗斯福总统提名、任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之前，拉铁摩尔曾于1937年达到延安，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对陕甘宁边区的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大加赞赏。
在拉铁摩尔的经典著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史》中，长城被视为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条关键线索，毕竟农耕和游牧两种生产方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地理环境的产物，而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也正是地理环境对生产方式传播和扩张的结果——满洲地区大小兴安岭的渔猎、新疆沙漠中的绿洲以及西南高山地带的森林。拉铁摩尔尤其提到了蒙古高原上的戈壁将草原一分为二，因为这注定了大漠戈壁南北与长城以南地区联系紧密度的差异——清帝逊位后的民国初年，外蒙古寻求独立，而内蒙古的王公们却在积极“复清”。与后来的新清史派学者不同，拉铁摩尔从历史的角度看到了这些不同地理板块之间的整体内在联系性。
如果说新清史派学者有日本当年得出了“满、蒙、藏非中国领土”的“满洲学”的思维遗迹，那么在拉铁摩尔之前，日本的中国史学大家内藤湖南则同样清楚中国各地理区域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果说拉铁摩尔看重长城，内藤湖南则看重大运河。在武昌起义和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之后，内藤湖南迅速指出，大运河北端的北京政权依赖于大运河南端的江南税赋，因此中国是一个整体。
果不其然，辛亥革命的成果，并非孙中山等革命党效仿朱洪武式的“驱除靼虏，恢复中华”，而是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溥仪在《清帝逊位诏书》中所书的“合满、汉、蒙、回、藏五族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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