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清气正才能有战斗力

文|李彦宏

百度的同学们，你们好吗！

是的，我和你们一样，也一直在盼着今天，每年都在盼着这个美好的一天。今天，在西二旗，在后厂村，没有堵车，没有加班，只有一个万人的大Party，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里尽情地放纵自己，我们和近万名年轻人一起欢呼、雀跃，Havingfun！

今年还有一点点小小的不一样，为了让台上和台下的年龄更加接近，我邀请了我的女儿来为我暖场。所以从平均年龄来讲，台上和台下是差不多的。

当然，今年更特殊的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进入了AI的时代。我们在“五四”的时候专门发布了新的使命，就是“用科技让复杂的世界更简单”。这个使命其实包含了原来的使命，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多。

过去的一年，其实我们确实做了很多。年初的时候，我跟大搜的团队讲，我们手机百度的搜索要有NativeApp（本地App）的体验；今天，已经有接近90%的手百搜索，都具备了NativeApp的体验。

过去的一年，我们的Feed（信息流）成长也非常快。每一个季度的主要指标几乎都double了前一个季度的指标。据说，前几天大洋彼岸也有一个搜索引擎开始做Feed了。是的，世界正在从CopyToChina变成了CopyFromChina！

我们的FSG，充分利用了百度大脑，为每一个潜在的客户画出了最精准的用户画像；

我们的IDG，刚刚完成了三个大部门的整合。Apollo项目在发布的第一天，就获得了超过50家中外著名企业的支持；

我们的度秘、DuerOS，正在获得一家又一家厂商的认可，它作为一个自然语言的对话系统，可能已经是现在最大的人工智能对话系统了；

我们的渡鸦，会在不久的将来发布一个令人惊讶的、新的智能硬件；

我们的爱奇艺，在不断地创造着新的流行。今年的流行是什么？《中国有嘻哈》！

我们的百度云，完美结合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正在赢得一个又一个新的行业、新的客户的认可。

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成绩，而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因为我们坚持了“用户至上”的理念，因为我们相信技术会改变世界！

在刚刚过去的百度AI开发者大会上，我就讲，只有百度愿意为技术付费，我们会去买技术公司。其实这只讲了事实的一小部分，事实的更大部分是，只有百度愿意重奖技术，愿意重奖技术创新。

今天的Summer Party和过去的几个Summer Party都是一样的，我们不仅仅有Party，我们还有百度最高奖的颁奖仪式。我还是要重复一下最高奖的条件，其实很简单，就是三个条件：第一个，项目足够重要，Significant enough；第二个，结果要远超预期，Above and beyond expectations；第三个，团队不能多于十个人，而且不能有总监级的人！这些条件大家都已经熟悉了，但为什么我还要重复？因为我觉得，这些条件都是最能体现出百度对技术和创新的重视的。

是的，我们今天处在一个新的时代，这样的一个时代带给了我们很多新的机遇。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比别人先走了一步。我们在AI上有着长期、持续不断地投入，这也使得我们今天能够看到很多人看不到的东西，以及很多人看不到的机会。但是看到机会，不等于就能抓住，怎么样才能抓住这些机会呢？

我最近就在讲，风清气正才能有战斗力，这也是我最真实的想法。战略看得再对，如果没有好的执行，你仍是会输掉的。什么是风清气正？用户至上的理念，就是风清气正；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就是风清气正；不唯上，是风清气正；说话不绕弯子，是风清气正；公司没有政治，是风清气正；每个人都要捡起地上的垃圾，是风清气正；总是把最好的结果传给下一个环节，是风清气正。其实我说了这么多，大家也都很明白了，“简单可依赖”就是风清气正。

风清气正才能赢！

我们处在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我们都很幸运。我们在这里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面临更多的是机会。

今天，这里就是你们的主场，这里就是属于你们的时代！我相信，很多年以后你们还会记得，改变世界的事情是从这里开始的，是从你们开始的！

（本文内容不代表新浪财经观点）

建立全国统一建设用地市场

文|郑新立

郑新立：提三点意见。

第一，传统的区域协调政策，应该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完善。

一是转移支付政策。中央文件提出“以人均公共财政支出的均等化实现人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人均公共财政支出最低的是中部的几个省份。河南是倒数第一。虽然中央对中部地区的转移支付额很多，但由于人口多，社会事业欠账太多，要向人均公共财政支出大体均等的方向努力。

二是对口帮扶机制，主要是对西藏和新疆的对口支援。西藏的效果很明显。对新疆的帮扶要改改办法，帮助新疆解决水资源的问题。新疆还是有水的，人均水资源的拥有量在全国是排在前面的。通过解决水的问题，搞节水灌溉。

三是基础设施大量向西部倾斜，像高铁、高速公路，还有就是航空业的发展。最近我在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的航空一体化，跟李家祥局长一起去的，他给我提供了几个数据：美国有1.97万个机场，而中国只有298个机场。美国有33万架民用飞机，而中国不到6000架飞机。我们的机场拥有量和民用飞机拥有量只有美国的1/60，太落后了。过去我还沾沾自喜，认为中国的高速公路网、高铁网、信息网超过美国了，而航空网跟美国的差距太大了。发展航空业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有效措施。

胡鞍钢：油气管道，美国是100多万公里，我们是十几万公里，而且还是在西部大开发以后发展的，这个差距也很大。我估计中国至少需要50万公里的油气管道。

郑新立：四是主体功能区政策。要建立生态保护区和重点开发区的生态补偿机制。不让青海搞开发，沿海地区就要给一点补偿。

第二，建立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全国2.8亿农民工主要是中部地区输出的，主要输入地是沿海。6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金寨县宅基地改革的经验，金寨拿出1.08万亩节约的农村建设用地指标在安徽省全省进行交易，平均一亩地的价格是49万元。金寨的老百姓很高兴，以宅基地换新房，盖成联排别墅。进城的农民退出宅基地，能拿到一笔财产性收入，到城里买经济适用房。金寨可以干，为什么中部的其他几个省不能干？建设用地指标能够在安徽省全省的土地交易市场来卖，为什么不能拿到全国的交易市场来卖？1.08万亩建设用地指标如果卖到浙江、江苏、广东，一亩就不是49万，可能是100万元。如果能建立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交易市场，把进城农民工退出宅基地所节约的建设用地指标转移到城市，既节约了农村建设用地，又满足了沿海城市新增建设用地需要，还使农民获得一笔财产性收入，真是一举三得。已经在沿海就业了多年的农民工，可以把老婆、孩子接到就业地，全家团聚。将来人口向沿海集中是必然趋势。从世界范围来看，据说GDP的50%以上集中在离沿海200公里的范围之内。中国的西部、中部人口往东南转移是一个必然趋势，跟美国的情况一样。农民工要融入当地社会，变成当地的市民，要顺应这个趋势。进城农民工把耕地经营权转让出去，有利于发展农业的规模化、现代化经营。

范恒山：呼声很强烈。

郑新立：还有一个权威人士支持我，这个话不是我说的。

胡存智：您说的贫困地区就突破了。为什么我刚刚专门点了贫困地区呢？如果不是因为贫困地区，都还突破不了。您说的是非常对的，总算在贫困地区推动了。

范恒山：土地资源全国统筹。

郑新立：应当从贫困地区再推广到非贫困地区。中部农村退出的建设用地，在交易时可以搞一个土地当量，即标准的一亩地粮食产量是多少，达不到指标的，可用1.5亩折1亩，或者2亩折1亩。再加一个运输系数，如四川盆地的粮食运到沿海需要多少运费。以土地的粮食产出当量来交易，再乘以运输系数，就可以解决全国土地交易市场产生的占优劣质、运输距离远等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能取得突破，全国2.8亿农民工，涉及到4亿人，包括留守儿童6000万，留守妇女43000万，留守老人3000万，就能圆他们的全家团圆梦。沿海城市有地给进城农民工盖房子，让他们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如果这个政策突破了，将是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最大突破。

范恒山：再往前走，利弊要分析清楚。

郑新立：需要声明，这一主意的发明人不是我，是一位我们非常尊敬的已经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并积极工作的老同志。

第三，对两个特殊地区的发展提点建议。

一个是粤港澳大湾区。我现在正帮助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建立一体化的航空体系。粤港澳大湾区跟纽约大湾区、旧金山大湾区、东京大湾区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粤港澳大湾区有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而且人员流动有非常大的障碍。这些障碍不突破，大湾区没法协同发展。必须通过现代产权制度来解决。

郑新立：在十七届三中全会起草文件的时候，范恒山同志反复研究如何写现代产权制度。现在就是要在现代产权制度的基础上，用资本和市场的冲击力来打破粤港澳的行政壁垒。大陆的企业和香港的企业可以互相持股，购买对方的股票。在产权上形成了利益连接纽带，行政区划慢慢就淡化和突破了。产权上的融合是关键。

范恒山：我在中心的发布会上特别讲到“需要有超凡的智慧和魄力”。先得有魄力，再得有智慧，是可以突破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四个中心城市的体制困难的。

郑新立：现在粤港澳有九个机场，几个航空公司之间低水平竞争。我们现在想个办法，让机场之间、航空公司之间互相持股，你有我的股，我有你的股，成为利益上的共同体。用资本和市场的力量来冲破行政壁垒。

对于东北地区，问题在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不到位。要抓紧落实三中全会精神，把国有企业改组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可以持股。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规范的公司制，强化产权约束，国有企业就能办好。

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有一个国有企业，应收账款相当于销售收入的2倍。有一个国有煤矿，1个井下工人养活8个地面工作的人。这样的企业不垮才怪，给多少钱都白搭。关键是落实三中全会精神，把这些国有企业搞成混合所有，让民营经济参股，避免被内部人控制和利益输送。最近国资委出台的文件很好，国有经济相对控股，不超过企业总股本的34%，员工持股不超过总股本的10%，个人持股不超过总股本的1%。按照这种模式，把东北的国有企业改造成多元持股的现代企业制度，东北就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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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改革是个很复杂的政治问题

文|徐林

什么是城市化？我仔细查了一下各种定义，我觉得有一个定义我比较认可，即一个国家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向城市地区集中居住，以及整个社会适应这一变化的过程。我觉得重点在于，后面整个社会如何适应这一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涉及的是一个国家在体制机制和制度上的一些安排，所以城市化问题就是一个制度改革的问题，而非简单的城市建设，城市规划等技术问题。

中国的城市化，我们除了要考虑已有的2.7亿农村人口转移到各类城市，还要考虑从小城市到大城市的人口流动，大约有八九千万人。我们的制度要适应3亿多人的流动，主要有两个问题。

---- 坚硬的户籍制度正在逐渐被打破 ----

第一个是户口制度问题，城市的很多公共服务和户籍挂钩，这关系到福利的安排和社会的公平正义。目前，各个城市都在想办法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但做得还不够。比如，在北京有很多外地人，他们的子女已经可以在这上小学甚至上初中，但是到了高中就不行，所以公共服务的提供是不完全的。

现在官方的说法是要让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目标是使没有户籍的常住人口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的类型更加广泛，水平进一步提高。这是政策的目标，也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

与户口制度相关，我们还实施了居住证制度。居住证领取没有门槛，只要来这个城市居住或工作，谁都可以领取居住证。设立居住证的初衷，就是要让居住证覆盖基本的公共服务。各地的做法有所不同，但都有点差强人意。没有很好地体现居住证领取的无门槛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全覆盖。

第二个是土地制度的安排如何适应城市化的变化。这当中又分为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城乡建设用地制度的适应性问题，特别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建设用地制度怎么安排。我们是一个人口大国，要有非常高的粮食自给率来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所以中国有18亿亩耕地的红线要求。因此，改革开放后，我们在很多领域都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但对建设用地还是采取严格的计划分配制度，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耕地的减少。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做了一些其他的制度安排。比如，大量的农民进城，他们在农村的宅基地空置。为了把农村的建设用地资源和城市的建设需求很好地结合，我们又实行了农村建设用地减少和城市建设用地增加挂钩的制度，这样在建设用地的总量上就没有变化。

这种制度安排衍生出了重庆模式“地票制度”，它把农村退出来的宅基地额度拿到城市去交易，而城市需要建设用地的人，可以到交易所去买。这是一个进步，它发挥了市场的作用。最近正在推进一个地方的建设用地指标和它落户人口增加的数额挂钩的制度。这是一种激励机制，它可以鼓励更多的人在城市落户。

这些建设用地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仍存在问题。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往往更吸纳人口，但是对它们的土地建设用地的配置不一定和它吸纳了多少常住人口挂钩。比如说广东，外来的常住人口有两千万，大规模的外来人口在它的各类城市和城镇居住，建设用地是否考虑到了这一需求？未必。而且我们目前还不鼓励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发展得更快，希望控制它们的规模，甚至有人提出这些超大城市的建设用地要实行零增长。可是，它们又特别吸引人口的聚集，因为超大城市规模经济效益显著，分工更密集更细化，就业机会更多，所以往往形成一种资源的错配，使得人口流入较多的城市，不一定能得到和人口规模相适应的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制度，也只能在县一级实施，不能拿到全省，更不要说全国。但是对一个省来说，省会城市，地级市可能更需要建设用地指标。所以，农村腾出来的建设用地，它不一定能用到最需要的地方，这是效率上的错配。另外，城市为了在现有的空间里扩展，也在进行低效用地的再开发，比如说把建在市中心的工厂搬到郊区。但是，在用途管制，招、拍、挂和出让制度上也存在很多问题，使得城市用地的低效问题在解决上面临很大挑战。所以，无法做到效率优先是城市建设用地供给最大的问题。

---- 土地流转为农地大规模经营提供了可能 ----

第二个问题是进城农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的处置问题。现在很多进城农民已经不种地了，他们的承包地有些也开始流转。从过去的“两权分立”到现在的“三权分立”，可以说是一种进步，对流转的产权保护有了一些基本的制度安排。没有太多制度上的障碍，农村承包地流转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这样一种流转，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村规模化的经营，让一些经营主体和专门从事农业经营的企业，通过承包地的流转、出租或入股的方式，把土地集中起来进行更高效的经营和开发。

这对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农村的劳动生产率都是有好处的。宅基地现在也可以通过出租、转让、入股等方式，让农村的宅基地得到更高效的利用，农民通过宅基地的转让也可以获得部分财产性的收入。目前各地都有一些不同的做法，我们也进行过很多的调研，进行过一些总结和梳理。农村土地现有的制度改革，虽然产生了积极的效应，但也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合同的期限可能偏短而且稳定性不够。这不利于新的经营主体对集中起来的农地进行集中长期的投入，不利于农业的现代化。第二，新的经营主体在集中了土地之后，他仅有土地的经营权，没有所有权。所以他对这块地没有真正长期的考虑，可能采取掠夺式的经营，严重消耗这块土地的地力。第三，有些已经进城落户的农民，农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没有真正地退出，目前在制度上没有有偿退出的安排，导致很多人占着不退，而且长此以往会对他们越来越有利，尤其是生活在城市郊区的农民。很多人宁肯把承包地和宅基地撂荒，也不愿进城落户。这造成了土地资源巨大的浪费，可以经营民宿的农舍，往往都在城市的辐射范围之内，而偏远农舍的空置率非常高。更重要的是，虽然我们比过去减少了两亿多农村居民，但实际上农村居民点所占用的建设用地反而增加了4000万亩。除了农民不愿放弃的部分，他们的孩子也还要到农村置地。所以目前的制度安排不能很好地解决我们想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改革，继续探索，但对土地制度的改革，我们的顾虑比较多，难度也比较大。中国的改革，很多源自基层。我们要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可以从目前的实践当中，很好地总结提炼出一些制度性的安排，逐步地解决问题。有的理论在过去可能是成立的，但在新时期并不是这样。

我们总以为，农民那块地是他生存的基础，农民有了地就没有后顾之忧。过去是这样，但是现在有大量的非农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城市还有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即便是进城的农民失了业，他也不会像过去那样沦落到很悲惨的境地。我们现在发展的环境、条件和历史上出现的农民失去土地，就会导致社会动荡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些教条和顾虑在新形势下是不必要的。但是涉及到农地改革的这些安排，需要精心组织推广，多搞一些试点，看看效果。但是现在没有人能拿出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因为这不单单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很复杂的政治问题，是一个利益的再分配问题。所以，未来的出路是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地提炼，不断地改进。

最后我想再说一点，我觉得城市化是中国未来一段时间最重要的一个结构性改革。因为我们现在还处在城市化动力比较强的一个时期，这种动力来自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差距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考虑到城乡在公共服务上的差距，实际收入差距还会更大。劳动力在第一产业和在第二、第三产业，产值一般会有两到三倍的差距。通过城市化，可以大大提升中国劳动力配置和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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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严监管至少持续五年

文|管清友

我给大家汇报的题目叫《无奈的回归》，我想从三方面跟大家做交流。第一个是回归本源，第二个是回归常态，第三个是回归价值。我们知道这次金融工作会议是里程碑式的事件，但实际上相关的政策在2016年下半年以来已经开始，在今年4月份、5月份相关的监管部分也已经体现出来了。

在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前三大任务，第一条就叫服务实体经济，也就是回归本源。为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实际上是回到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上，我知道各位金融行业的同事实际上很多人是持有不同看法的，金融行业的发展是毛，实体经济是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还是从微观的感知上感觉到，最近十年特别是最近五年，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确实出现了硬化。

无论从宏观指标上看，债务的指标、杠杆的指标，无论从M2与GDP的比重还是信贷与GDP的比重、还是从衍生产品的规模看，金融与实体确实出现了脱节的情况。关于监管套利、制度套利这些，这些年很多人都是亲身参与其中。

金融和实体的关系在理论上解决了没有呢？其实没有。在实践中解决了没有呢？我觉得是解决了，这次金融工作会议的定调非常清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简而言之，金融发展得太快了实体经济没跟上，实体经济的改革力度还不够大、落地的速度还不够实，投资的回报率还不够高。在处理金融和实体关系的层面上，最高层在这次会议上是明确了定调了，金融要慢下来，这是我补充的这不是文件里说的。走的过快容易把灵魂也丢掉了，等一等实体经济的脚步。

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不用争论了，争论也没有用。回归本源的核心在于什么？在于服务，服务应该是一个结果，同时我觉得也是一个过程。最近五年，无论是同业业务还是委外业务，无论我们承认不承认，金融行业与实体经济的脱钩、脱节确实是存在的，而且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如果说在2008年以前，我们基本是经历了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两者的速度比较匹配过程，而在2008年以后，不光是中国，全世界主要经济体都经历了一个经济全球化开始放慢、金融全球化继续加速的过程。也就是说，出现了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全球化的不匹配，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金融和实体的脱节。

在金融高速发展、金融体系膨胀的情况之下，很难说让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更快、投资回保率能够提高起来，实现金融和实体的匹配。从政策的操作面上看，你只能看到对金融体制的抑制、收缩和监管。我们不必沉浸于理论上的争论，从我们做金融实际业务的情况看这个已经定了。回归本源实际上是对金融和实体经济关系的校正。

当然，理论上我们也在做研究，最近某银行一篇论文的基本结论是金融发展过快确实会抑制实体经济发展。这个话可能今天在座各位都不太爱听，但是我还是要讲，因为现在能讲真话的人不太多了。

金融发展过快确实会抑制实体经济的发展，扪心自问，我们这些年来所谓的很多金融创新真的降低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了吗？真的是创新吗？我们可以打一个问号来问一问，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回归本源。无论你愿意不愿意，至少在未来五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第一原则。

第二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回归常态。什么是常态？严格监管是常态、分业经营是常态。无论在理论上有多少争论，现实就是如此，强监管已经开始了，而且这种强监管不光是今年4月份以后所谓监管竞争“一行三会”，财政、发改委几个部门同时发力。实际上我们看到严格监管、收缩政策表现在房地产、表现在整个需求领域。也就是说，至少在未来五年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严格监管、强化监管，是宏观审慎加职能监管、加机构监管的结合体。

这次金融工作会议明确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成立，应该说水落石出，大家期盼了两年，现在终于出来了。这种监管实际上是对过去混业经营、混业发展的校正。这种监管从未来的发展趋势上看，只有节奏上、手法上的松动不会有基调上的变化。也可以这样说，这种常态是回归到银行干银行的事情、信托干信托的事情、证券公司就干证券公司的事情。

我们过去五年经历的整个金融行业混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对不起，一去不复返了。过去几年很多机构、很多业务做起来就做起来了，没做起来后来也非常难了。也许大家觉得我说的有点悲观，但事实的情况大概如此，基本上经理业务没做起来的也很难铺开了，投行业务没做起来很难了，资管业务大家都看到了，包括今天在场几位领导做的风生水起但是未来几年非常难做起来，这是回归常态，这种业务可以叫严监管、可以叫收缩，至少这次我觉得会持续五年的时间。

第三个实际上是价值回归。首先从资产价格的波动性上来讲，2016年下半年以前经历的是经济走平、资产剧烈波动的情况。2012年以来我们经历了非标的牛市、股票的牛市，股票的牛市又分成了两个，一个是中小板、创业板的牛市后来是整个市场的牛市。股票的牛市之后，2015年7月份开始债券的牛市、房地产市场的牛市，2016年以后还有商品市场的牛市。这里面既有全球性产能出清的影响，也有中国去产能的影响。

2016年四季度以后包括今天，我们经历的可能是一个什么情况呢？经济波动性增强、资产波动性变小。去年下半年以来可以看到，明显的经济波动性在增强，和我们在2016年下半年以前经历的经济持续下行、L型的增长略有不同。而资产价格基本上处于被冻结、被管制，处于一个相比振荡的阶段。从利率的情况来看，由于经济下行相对缓和，金融的去杠杆还在持续，我们对未来利率的判断总体上觉得是一个振荡摸底的趋势，趋势性的交易机会还比较难以判断。从机构的分化上来讲，过去几年比较激进的机构现在整体上处于比较谨慎观望的状态，过去几年相对比较谨慎的机构现在慢慢开始进入了市场，所以利率市场的分化实际上比较严重，我们很难说国债收益率再回到3以下的水平，现在不大敢说一定会迎来债券新的牛市，至少目前不敢这么说。

汇率的情况在经历了特朗普冲击以后，美元指数回落，特朗普越来越像一个正常的总统。所以特朗普对汇率的冲击已经过去，美元指数下跌对人民币的压力减少，再加上人民银行在过去几年还是值得表扬的操作方式，人民币汇率整体比原来想象的乐观。对美元的汇率我们觉得年内也很难跌破7，也就是说汇率处于瓶颈期、稳定期。从房价的情况来看，地产调控政策收缩以后，一些地方的房价出现小幅回落，另外一些地区特别是三四线城市的去库存速度加快，房价稳中有升，从整体的情况来看，房价也处于瓶颈期。股票市场的表现非常有意思，分化非常严重。总体来讲确实是回归价值，但是这种回归价值是一种无奈的回归，谁不想炒高成长的股票？谁不想让泡沫大一点？谁不想赚快钱、赚短钱呢？对不起，这个环境已经过去了。

从我们的研究来看，过去几年经历股票市场赚钱的方式无非几种：宽松、改革、增长、增量资金。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现在所谓白马行情实际上是一种无奈的价值回归，目前宽松、改革和增量资金还都看不到，只有增长的逻辑最笼统，企业盈利的改善、行业集中度的提高确确实实的发生了。

但同时我们在这里要提醒一点，与市场上很多观点不太一样，大家觉得盈利在改善、今年经济整体下行压力不大的时候我反倒觉得应该谨慎，为什么呢？因为从今年一二季度来看股票市场典型反映了一个预期差，就是大家在年初的时候对二季度相对比较悲观一些，大家觉得最好6.7、6.8，没想到6.9，但是同时这个预期差在二季度得到了修正，如果到了三季度更要命我觉得是在四季度，这个预期差为零或者为负的时候，那么对市场的态度可能要更谨慎一些。

证券市场的赚钱方式无非几种，加息、加风险、加杠杆。从信用债的情况来看，目前加风险可能是一些原来参与比较少、比较谨慎的机构不错的选择。从利率债的情况来看，我刚才讲到监管政策无论经济下行的幅度还有机构的分化，特别提到一点很多机构都处于重要的人员变动期，人员流动特别大，这直接影响业务的经营，这个对于投资影响很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触，最近几年特别是过去一年，商业银行的同业市场部门人员变动都特别大。

我们基本的结论是，从全球股市来讲，因为全球股市的吸引力要优于债市，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债市吸引力要优于股市。我们简单测算了一下，如果是用E与P的指标来看的，我们看到A股的盈利收益率和国债收益率相比较，处于牛市的时候恰恰是价差扩大的时候，目前这两者的差距在收窄。也就是说，中国股票市场相对于债券市场的吸引力是弱化的，这和全球的情况恰恰相反。所以股票市场也好、债券市场也好确实是一个回归价值的表现，以上是我结合今天的主题给大家分享的关于三个回归，回归本源、回归常态到回归价值。

实际上简而言之，投资就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过去几年我们是不是搞的有点太复杂了？提出这个问题供大家一块思考，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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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能够成功？

文|林毅夫

很荣幸来到传统基金会分享我对于中国的一些想法，特别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

大家都知道，1979年中国经历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变革，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GDP只有155美元，比对在撒哈拉沙漠周边的非洲国家平均人均GDP有550美元。当时中国也是一个“内向发展”的国家，91%的生产活动跟全球经济没有关系。

但是在1979年到去年，中国的平均经济年增长率是9.6%，我们没办法再找到一个国家能在这么长的时间经济成长率这么多，而平均贸易增长率每年15.4%，持续了37年之久。在这段期间，中国有超过7亿人口脱离贫困。还不仅于此。中国帮助1997年、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快速恢复。

为什么其他的转型经济体总会遭遇经济崩溃、停滞期或被其他危机击倒，但中国却有能力在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过渡期中维持卓越成长？我认为是中国用更务实、双轨渐进方式，一边提供必要政府补助，给旧的大型国有企业以维持稳定，但也降低新产业门坎，让过去劳力密集产业、中国有比较优势产业，以及发展受限的产业转型，透过这样的方式维持稳定与多元经济发展。

不只在工业方面，其他方面，例如外国直接投资领域（FDI）也进行改革。在转型期间，中国禁止资本账户中的资本流动，但降低了贸易账户的门坎。

但是，显然中国也为运用这个方法付出了成本。这个成本就是经济的扭曲塑造了各种贪污和诈骗，与此同时这种扭曲也拉大收入不平衡的差距。

所以，中国政策是要深化改革并且消除这些扭曲，中国政府在2014年采用这些实施深化改革的方法，并开始新的开创计划。其中之一是以上海作为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个自贸区的立意是在除去投资禁令，过去只有符合中国比较利益的企业才被鼓励投资，其他项目是禁止的。

上海自贸区成为改革“试验田”

现在中国采用负面表列，除非那个企业跟国家安全有必要关系，否则任何在本区的投资都是被允许的，而且还会享受国民待遇。同时资本账户也会被放宽，资本流动能够自由进出。这就是2013年在上海实行的实验计划，并扩展到深圳、广东、福建。从这些地区开始，中国能够获取经验，这种资本账户、投资的完全自由化将被延伸到中国其他地方，届时中国就能成为功能健全的市场经济体。

关于如今的“一带一路”，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及最大贸易国，是中国倡议“一带一路”的原因，中国确实需要在全球共同体中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并承担更多责任。

中国试着扮演这个角色并非给予人道救援，而是试着找到帮助其他国家成长的方式来降低他们的贫穷，然而基础建设不足是大多数开发中国家最关键的限制，所以中国将基础建设视为一个“杠杆”来倡导它的新概念：关于全球的协同发展。而这对中国也是好的，因为若是中国想要持续成长，就需要扩张它的全球市场，而基础建设的连结是市场扩张的核心，中国有生产制造能力、基础建设能力，以及资金优势来做到这些。

中国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存底，以前大部分都是用于买入美国债券，回报很低，如果基础建设做成的话，投资于基础建设的回报会比投资美国国债高很多。

中国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是现在经济迅速增长，国内工资率上升很快，这个现象使中国在轻工业发展中成为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国家。而中国需要重新安置这些轻工业工厂到其他低收入国家。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今年5月在北京举行

我们都了解，相比于中国，位于“一带一路”范围内的国家GDP不到中国一半，而中国重新安置轻工业工厂将为这些低收入国家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去发展轻工业，让这些国家迈向工业化发展。当然，他们必定需要良好的基础建设，“一带一路”的计划，就是协助他们改善基础建设及把握推进工业化的机会。

总结起来说，中国可以变得这么成功是因为中国很务实，可以根据自身状况调整发展战略，运用双轨思路维持稳定及迅速发展，为推进市场深化改革创造更优质的环境。在2030年前，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落实，将令中国更能稳定实行市场经济。此外，“一带一路”计划将使沿途的发展中国家与中国一样，获得经济迅速增长的动力。对于全世界来说，这个会是一个好消息。

（本文内容不代表新浪财经观点）

高房价是什么因素导致的？

文|彭文生

先谈谈自己的体会，2010年开始，我从境外回来到中金公司工作，过去差不多七八年的时间，我写了两本书，第一本书是2013年出版的《渐行渐远的红利》，希望引起研究界对人口问题的关注。这本书是姊妹篇，叫《渐行渐近的金融周期》。

在我看来，很多问题都会影响中国经济，什么是关键性、根本性的问题呢？第一个是人口，第二个就是金融。人口问题，社会上已经形成了共识，政府部门对人口政策也进行了调整。而金融问题，共识正在形成之中，但很多问题还是有一些分歧，所以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促进社会、促进市场对金融问题的一些研讨。

我想提出两个问题，这可能是这本书试图回答的或者想说明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无论是资本市场做投资研究的人，还是一般社会大众，从个人的消费、财富管理、理财关心的问题，还是从政策部门来讲，可能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高房价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的？有很多这方面的分析，比如土地价格、税收制度、城市化、人口问题，有很多方面的解释，很多观点也有很大的分歧。比如社会上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房价只会涨不会跌。这个观点是不是对的？背后的基础是什么？逻辑是什么？我这本书想讲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房价涨得这么高，根本的问题是金融问题。

所谓的金融周期，就是房地产价格和信贷扩张相互促进带来的自我循环。按照这个逻辑来讲，如果根本性的问题是金融问题的话，现在加强金融监管，加强金融治理，要治理金融乱象，如果我们相信这个大趋势，大拐点的到来，你看最近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看最近最高总的一些表述，答案就比较清楚了。如果你相信我的逻辑，房价的根本性问题是金融问题，再看最近的政策的加强监管，那这个答案就比较清楚了，不会是只涨不跌的。金融受到治理，房价就会受到影响，我们就会看到下一步的调整。

第二个问题就是金融问题到底是货币问题还是信贷问题？这个也是影响我们看未来经济、金融走势的似乎是偏理论、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的一个建议就是所有关心中国经济金融未来走势的人，都要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到底是货币还是信贷？

我们这几年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房价高是因为货币超发，表面上听起来是非常有道理的，货币发多了，大家拿货币买东西，买房子，价格就起来了。但是为什么货币超发没有带来一般商品的价格上涨？或者一般商品的高通胀？弗里德曼讲通胀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点，都是货币现象。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也好，其他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也好，从广义货币来看，增长速度都非常快，但是为什么这样的所谓的货币超发，没有带来高通胀的问题？可以说这是我写第二本书的一个最初的问题，自己试着想回答的问题。

为什么说区别货币和信贷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过去几十年，我们主流思维，从理论到政策，到社会，基本上把信贷和货币等同起来。货币增长快了，其实就是信贷扩张快了，信贷扩张快了，就是货币增长快了。这是因为过去几十年，80年代初开始，全球金融自由化的时代，增长主要是来自于信贷。信贷和货币等同起来会产生偏差，偏差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无论是从控制，还是从金融的影响来讲，货币和信贷背后的机制是非常不一样的。

货币从历史上讲，有两个投放渠道。我们今天看到的信贷投放渠道只是其中之一。还有另外一个投放渠道就是财政。信贷投放货币是怎么投放的呢？银行贷款就是货币投放，贷款还给银行了，咱们企业个人，把钱还给银行，就是货币回笼。还有另外一个货币投放渠道——财政，政府支出也是投放货币，政府税收就是回笼货币。

这两个渠道，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80年代初开始，全球金融自由化的时代，主要是信贷投放，但是在战后，50年代、60年代，到70年代，财政投放货币是非常重要的渠道。当时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词叫财政赤字货币化，50年代、60年代，战后30年是金融压抑的时代，金融受到管制，信贷的增长受到管制。货币投放重要渠道是财政。政府投放货币不是把钱借给你，政府是要跟你做交易，你是公务员，你给政府工作，发工资。或者你是制造商，政府采购，买了你的东西，这个钱到你手里了。这个有两点方面，一个政府的支出都是和实体的需求联系在一起，比如说中国政府做的基建投资，或者政府给低收入阶层的社会保障支出，这个钱到了低收入阶层以后，因为他的消费倾向比较高，做实体的消费，所以政府财政赤字扩张太快，容易带来什么问题呢？一个是效率，有的人讲政府的支出项目效率不高。还有一个从宏观上来讲，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保证总需求太强，通货膨胀的问题。

所以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这个财政赤字货币化，它带来的问题是同样的。80年代以后，这个信贷投放的货币，信贷到了我们企业和个人手里，把它做什么事呢？少部分人可能是消费，我贷款买点汽车，但是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是要来投资的。投资有两个方式，一个是建立新的资产，修一条高速公路，建一个新的厂房，但是也可能是购买二手资产，购买土地，购买房产，购买股票。所以信贷投放货币太多，他可能带来的不是当前的实体总需求，不是通货膨胀的问题，可能带来的是什么？资产泡沫问题，尤其是房地产。那么这是第一个差别。

第二个差别是从金融风险来讲，我刚才讲的政府投放货币，到了企业和个人手里，这是我们净资产的增加。我们把我们的劳动，把我们的商品，卖给政府了，这是一种交易。这个货币到我们手的时候是我们财富真正的增长。但是负债是在政府，政府的负债增加。那政府的负债太多，会不会带来金融危机？历史告诉我们，除非在非常特殊的时期，战争年代，或者是没有自己独立的央行印钞权，正常的国家，有自己的征税权和独立的中央银行，我们还没有见过本币债过多导致金融危机。本币债过多会导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来稀释政府的购买力，但是没有金融危机。几乎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因为私人部门债务太多导致的。要么是家庭，要么是企业部门。而信贷扩张的投放货币，恰恰是导致非金融部门，私人部门，企业也好，个人也好，债务增加。所以拿了这个贷款，短期内，今天你的现金流是多了，但是你的债务也多了，明天要开始还债。所以他的这个债务多了以后可能就会出现金融风险。

过去几十年的宏观政策思维，宏观政策框架，甚至包括我们市场做投资的，偏差出在什么地方？就出在我们重视货币轻视信贷。重视货币的一个含义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货币的超发影响就是带来物价上升，带来通货膨胀，不会带来其他的很大的负面的影响。所以过去几十年，整个宏观政策的框架，都是以控制通胀为目标。所以弗里德曼这个话有没有讲错？其实他没有讲错，弗里德曼讲货币都是通胀现象，他是在60年代讲的，那个时候货币扩张一个重要的来源是财政赤字，那个年代货币增长快必然是跟通胀联系在一起的。

美国通胀率从1960年代初期的不到2%上涨到1979年的13.3%

后面的几十年，政策框架以控制通胀为首要目标，我们可以说全球的宏观政策或者说货币政策框架和社会的现实脱节了。我们今天的货币政策框架，以控制通胀，稳定增长为首要目标，这个框架是建立在对60年代、70年代的高通胀那样一个惨痛的教训基础之上所形成的。但是这个旧政策框架和当下的社会现实已经脱离了。今天货币投放的方式主要是信贷，它所带来的问题不是通胀，而是资产泡沫和金融危机。如果政策框架还是以控制通胀、稳定增长为首要目标，两者就不匹配了，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第一个问题的反思。

如果我们看过去这几十年、上百年的演变，80年代以后开始的金融自由化的重要表现就是混业经营带来的信贷扩张。美国1933年银行法要求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开，但是80年代开始，两者又走向混业经营，最终体在1999年，美国国会废止1933年美国银行法，正式走向混业经营。这导致的结果就是信贷的过度扩张，信贷的过度扩张又带来了资产的泡沫、金融危机、贫富分化。

我们现在似乎回到了1930年代之前，30年代之前也有资产泡沫金融危机，现在和30年代之前有什么差别呢？差别就是政府兜底的程度越来越高，30年代之前，没有什么政府兜底，80年代之后，金融业走向混业经营，市场化程度提高了，政府在背后的安全保障也在不断的提升。这个安全保障不断提升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道德风险——反正有政府提供担保，我就拼命的扩张，挣了钱是我的，赔了钱政府会担保。如何应对这种现象呢？有人提出要增加对金融的监管。我们过去这几十年的发展演变，其实对金融的监管是不够的。

第二个就是高房价背后的原因，到底是土地供应的限制还是金融扩张的问题。现在是金融自由化的时代，我们要关注信贷过度扩张，而不是所谓的货币超发所带来的问题。

土地供应限制是高房价根本原因的观点和逻辑似乎很有说服力，任何商品的供给受到限制以后，需求的增加，就会体现为价格的上涨。但是土地是一个特殊的生产要素，和其他的东西不一样。土地具有排他性。其他的商品都有一个，我们经济学分析叫规模效应，规模越大，聚集越多，平均的单位成本就越低，总体的效率是提高的。比如一个汽车制造厂，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效率越高。但是土地不一样，土地对空间的占有是有排他性的，你占有的空间多了，我的空间就少了。所以在大城市，人口聚集度比较高的地方，每个人占有的空间越来越小。单位空间的价格越来越高，所以这是一个天然的属性。

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造成“空城”现象

我们讲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房价高，当然有土地供应的影响，但我们再多增加一些土地供给，增加住房的供给，对房价的下降有没有帮助？肯定有帮助，但是不是主要的问题？我认为恐怕不是，除非不要城市化，大家分散在农村，否则的话，只要有城市，有市中心，就有房价的差别。上海市中心比周边的房价高，这是城市化带来的天然结果，但是那不代表上海市中心的房价有应该永远只涨不跌。我强调土地供应作用有限这个逻辑能够解释市中心比郊区的房价高，大城市比小城市的房价高，小城市比农村的房价高。但是它不能解释房价持续十几年，二十年不断的上涨。

实际上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其他的例子，和我们土地制度不一样，同样出现了房价的大起大落，泡沫的累积和最后的破裂。

房价的根本是金融问题，土地其实也具有金融属性。

土地为什么有金融属性？因为土地存续期长。资产价格的波动性对利益的波动能否敏感是取决于资产的存续期的。如果这个资产的存续期很长，未来70年，未来上百年，按照基本的资产定价模型，现在的价格是未来所有的收益，租金收益的资本化，通过利益把它折现成现在。由此就导致这个回报期越长，价格波动的敏感性就越高，天然和金融联系在一起了。

第二个就是正因为存续期长，回报期限长，现在的租金回报，相对于未来70年的总租金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很少有人有能力和有意愿拿自己的钱去购买土地，因为回报期限太长了。所以土地的交易，几乎都是和金融联系在一起的。

第三个就是房地产，正因为存续期长，土地是信贷最好的抵押品。最有持久价值的就是土地，因为土地的用途有很大的灵活性。今天是农业用地，明年可能是工业用地，后面可能是办公用地，后面可能是住宅用地，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土地上面的建筑物可能变化，但是土地空间永远都在。这与银行的扩张天然联系在一起。

还有一点是中国的特殊因素，我们没有房产税，有土地出让金，其实很多人讲土地出让金就是房产税，但是这个一次性交和未来70年分期交有非常大的差别。未来70年分批交的话，有很多年轻人在今天就能买得起房子。未来70年，每个月交1千块钱，2千块钱，很多年轻人都能买得起房子，不需要贷款的，也不会受首付比例的限制。但一旦通过土地出让金把未来的房产税资本化了，折现成现在的价格，这个门槛就高了，就是金融了。所以这个起点因素，使得土地交易，房地产交易和金融在一起。没有金融的扩张，房价持续的大幅上涨不可维持的。

我们看到行业杠杆率高，从所有制来讲，企业、地方政府负债率高，从行业来讲，就是房地产负债率最高了，也是产能过剩行业的第二名，其他的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其实并不是那么高，这就是地产跟金融的天然联系，我称之为地产金融化。这几年，越来越多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开设了金融公司，联系越来越紧密。

所谓的金融周期就是信贷和房地产的相互促进。因为房地产是土地，是信贷的抵押品，房地产价格高了，信贷的抵押品的价格高了，银行更有意愿发贷款，又促使新的扩张。这叫金融的顺周期性，就是好的时候，进一步促进，进一步的扩张，发展更好。而一旦资产泡沫破裂了，债务不可持续，这里就会出现一个拐点，形成下半场的调整，这种调整，在不少国家是跟金融危机联系在一起的。但也有一些金融周期的调整，没有和金融危机联系在一起的。比较突出的例子就是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澳大利亚的金融周期也是往下走的，但并没有发生特别明显的金融危机。

在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经济增长在下行的调整过程中间也受到了影响。可以看看中美的金融周期，走势几乎是反过来的，美国最好的时候，拐点以后，导致金融危机，然后经过几年痛苦的调整。美国这两年已经开始新的一轮周期，房价又开始涨，信贷又开始扩张，这是为什么美国经济这两年比其他国家好。

在美国痛苦调整的时候，我们处在繁荣时期，房地产价格涨，信贷扩张。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接近顶点的极限了，越来越明显。

企业和家庭部门的还本付息负担占GDP的比例，美国金融危机拐点的时候是最高，超过了18%、19%，后来经过调整，包括去杠杆，包括利率下降，美国还本付息占比下降。中国从2008年到现在，大幅度上升，已经超过了21%，接近22%，这个是国际清算银行估算的。这就显示我们的债务不具有可持续性，风险越来越大。

第二个含义是结构含义。每年越来越多的GDP分配给了债权人，导致社会贫富的分化，社会结构的恶化也是体现在这个地方。

我认为，泡沫已经逼近了拐点。泡沫到底是靠什么因素来戳破的呢？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加息是一个最突出的因素。2006年开始，美联储连续加息，2007年美国房价开始跌，2008年开始金融危机。日本也是1989年，1990年，开始加息，日本的房价是1991年见底的，然后再也没回去过。咱们中国的年轻人都是成长在房价只涨不跌的环境，买房子肯定是赚钱的。日本的年轻人是成长在房价只跌不涨的环境下，日本人觉得买房子就是赔钱的，社会环境的差异给大家投资理念带来的影响。

我们中国会不会发生央行加息导致大的拐点发生呢？因为加息不仅仅影响房地产，影响金融行业，它还会给整个经济带来影响。我认为有两个大的因素导致中国房地产泡沫的韧性比美国、日本都要大。

这两个因素分别是贫富分化和政府担保。贫富分化越大的社会，房地产价格的力量就越大，社会的财富在少数人手里，追逐大城市的供给有限的住房。贫富分化，中国和美国的程度都超过日本，日本是这个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日本的房价泡沫破了以后再也没回去过。什么原因？有人讲是人口问题，可能有关系，但是我觉得跟它的贫富差距也是有关系的。

第二个是政府担保，政府担保程度越高的事是会投资的、冒险的、投机的，活力的空间就越大，因为反正有政府担保，政府担保的程度，中国和日本是超过美国的。所以我们是两个都沾，我们既有贫富分化，又有政府担保，政府对私人财富的隐性担保，导致房地产泡沫韧性最大。这个背后的含义就是你要突破这么硬的泡沫，你的加息要加到什么程度才能戳破？这样对整个经济的冲击非常大。中国光靠加息是不够的，一个就是加强监管。其实监管和货币政策、起到的效果，传导的渠道是类似的，都是要紧缩融资成本，增加杠杆的负担。但是它的落脚点、独立点是不一样的。

货币是总量，影响整个经济。监管是一个结构性的政策，影响的是一些着力点的行业、部门。比如说,我们国家所谓的加强金融监管，不是指整个金融行业，而是主要针对影子银行。

房产税全面开征还有多远？

再一个是结构性的改变，税制改变最重要:引进房产税。刚才讲了我们有土地出让金没有房产税，这是经济出现扭曲的因素之一，因为这加大了房地产的金融属性。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数字。很多人讲，我买房子的时候，已经交了土地出让金，为什么还让我再交税？如果非得交，那这是一个不公平的税。10年前你交的土地出让金，相对于现在的房子的价值，实际的税率是很低的。今天的年轻一代，交这么高的土地出让金，用这么高的价钱买房子，他们的税率才是真正的高。所以如果是说是税的话，那也是不公平的税。

我们60%-70%的税收来源是流转税和增值税，对于增值税来说，真正的付款人一般是老百姓，就是谁消费谁交税。企业税收负担很重，这句话也对也不对，大部分的税收负担是体现在消费品的价值里面，是一般老百姓支付的。中国的消费者税收负担最高。这里面穷人最高，因为中低阶层的消费占收入比例最高。税制改变，不仅仅是调控房地产的问题，是纠正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一个客观的效果可能是对控制房价有帮助。

把这些放到一起看，我们一定要关注今年发生的事情——加强金融监管。最近不仅是加强金融监管，还宣布要加强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长效机制是什么？土地供应、税收治理，这些一系列的改革，我相信最后都会对“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个根本问题发生转变。我认为，就次房地产新政，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运动式的，刮一下就完了，我相信这是我们国家金融和房地产体制的根本性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可能不是一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可能不是一个季度、一年、两年，这个转折期，可能是几个季度，几年的调整。所以大家要看远一点，这就是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深层次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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