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诺奖得主费尔普斯:什么才是“好”经济】
好的经济要提供给人好的生活,资源有效配置只是必要条件之一,生活质量,包括适当的消费、娱乐以及足够的公共服务也是必要条件。在此之上,人们需要有充分的自主权,需要空间来表达自己,发挥自己的才干,展示才能,并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就。这些成就都是指个人体验,无关金钱。
西方经济得了什么病?
过去三十年,世界经济的重心自西向东倾斜。费尔普斯认为,大多数西欧国家的经济活力处于19世纪以来的低位,而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减缓。究其原因,是缺乏新发明和新产业。他认为美国创新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衰退。导致美国失去创新优势的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既得利益抑制了创新;二是家庭和学校对潜在的创新形成了新的压制。
然而,新任总统特朗普也没有将经济政策的重心放在美国迫切需要的创新上。首先,针对美国工人的困境,特朗普指责国际贸易而非缺少创新的认识是错误的;其次,特朗普通过大幅减税的供给侧措施来增加收入和创造就业的做法可能会使公共债务高速膨胀;最后,特朗普认为对公司威逼利诱可以提高产量和就业。如果这种想法持续下去,政府对商业部门的干预将会更多——保护现有企业和阻止新来者——而这将阻塞经济的动脉。他认为,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这种社团主义将会威胁美国的创新,也终将损害美国的工人阶级。
生产率减缓是由于总创新的减缓。经济自由不能保证国家重新走向繁荣。一个国家必须具备想象和创造的活力,而这种活力的基础是浓厚的人文价值,所以必须进行教育改革。费尔普斯认为,拥有高等教育水平的创业者成功几率更高,而通才教育可以更好的激励年轻人投入到创业创新的大潮中。教育体制必须让学生接触人文科目,这样才能点燃他们想象和创新的欲望。西方的高中和大学应该让学生接触文学经典著作,向年轻人传递人文价值观,让他们愿意从事需要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工作,并主动追求这样的经济模式。
走出低迷:供给侧、需求侧、还是创新侧?
面对发达经济体财富不断累积,实际工资没有提升,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的问题,供给侧改革的支持者希望通过减税提高收入、创造就业,而需求侧的支持者认为在自发性需求不足和就业率降低之时,只有政府措施才能提振就业和增长。对此,费尔普斯在《供给侧、需求侧、还是创新侧?》中指出,供给侧与需求侧的两种看法都没有真正理解经济增长和复苏,生产率减缓的根本原因是创新的减缓。
他认为,正常的经济体对需求收缩的冲击有两个反应。一是适应新的机会,即当现有企业经营收缩时,新的商业模式会出现,弥补和替代旧企业;二是自主创新,即企业停止招工时,一些本应成为员工的劳动者将自主创业,并逐渐促生新的投资。反之,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刺激政策将挤占创新的空间,减少未来的就业和增长潜力。在创新受到局限的情况下,供给侧和需求侧所提振的公共或私人投资都只会产生递减的回报。
什么是“好”的经济?
费尔普斯认为,仅仅推动投资转向消费、工业转向服务业是不够的,因为这只是产出组合的变化。中国需要更加关注劳动力和他们的劳动体验。
费尔普斯并不认同欧洲大陆主流经济学者对劳动力的认识。高效的资源配置和对教育的投资虽然使德法等国家的劳动力的每小时生产率远高于英美,但他们的劳动参与率低,工作年限短,工作满意度低。总体而言欧洲公司的工作几乎没有刺激性和挑战性。
什么才是好的经济?他在《大繁荣》中称:好的经济要提供给人好的生活。资源有效配置只是必要条件之一。生活质量,包括适当的消费、娱乐以及足够的公共服务也是必要条件。在此之上,人们需要有充分的自主权,需要空间来表达自己,发挥自己的才干,展示才能,并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就。这些成就都是指个人体验,无关金钱。他用“繁荣(flourishing)”一词来描述在工作中面对挑战和克服障碍所带来的激动和满足感。而这需要一个具备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的经济,一个草根群众和顶层社会都能参与其中的经济。他认为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多来自私人部门,以交通领域为例,Uber模式、自动驾驶技术都是私人部门的创新。
他希望中国未来能够瞄准这样的“好”经济来发展。他对此表示乐观。在对中国和G7国家自主创新的估算中,中国在90年代位居第四;而后十年中,中国已经跃居第二。
“2017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定于2017年3月19-20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届时,全球商界领袖、知识精英将汇聚一堂,共议“中国与世界: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
【汇丰集团:全球化未来取决于中国而非美国】
认为只有美国才能确保21世界全球化的进步,这种假设这是错误的。中国目前可能还不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但得益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以及其拥有的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中国仍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因此,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可能主要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影响,而非美国。
全球化归根结底是经济交换能够畅通无阻不受边界限制的过程。这里的边界不仅包括有形边界,还包括与地理,语言,政治,文化,冲突,宗教,法规和技术等有关的无形边界。
一个完全“全球化”的世界里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边界”,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共同的法律,单一货币,唯一的中央银行,以及统一的监管环境。
然而在现实世界里,一方面不同的国家和地方社区之间因为全球化总有利益冲突,另一方面又享受着全球化的经济效益。近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英国脱欧公投,以及美国特朗普总统就职后提出的“美国优先”的口号,正是历史上与全球化“掰手腕”的一种延续。
过去数十年里,全球化带来的经济互联性持续提升了我们的生活水准,并大幅度消除了贫困,而今人们对全球化的焦虑也只是在享受了其效益之后才产生的。这种经济互联性通过国际贸易、资本市场和移民而形成,并因为以下三个因素得到强化:(1) 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国际性经济组织;(2) 邓小平同志带领下中国的改革开放;(3) 以1989年柏林墙倒塌为标志的冷战的结束。
全球化改善了许多人的生活水准,同时也带来经济实力在不同国家间的转移。在上世纪80年代,世界上所谓“发达经济体”占据了全世界国民总收入的64%。截至2015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42%,说明他们自身经济增长放缓以及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转移,发达经济体国家因自身经济放缓和国内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对全球化愈加幻灭。这反过来又揭示了这样一种悖论:全球化在缩小国与国之间收入差距的同时,加剧了国内的贫富不均。
这种现象在美国表现最为明显,最富裕的少数阶层变得更加富裕,而绝大多数人民的实际收入几乎没有增长。虽然这种贫富差距的扩大,部分源于其国内自身因素的影响,如教育体系失效导致社会各阶层整体流动性降低,技术革新使得普通文员丧失就业机会,但全球化却成为了在政治上一个极为便利的替罪羊,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背景下。
不同国家在政治层面对全球化的反对形式不一,比如华盛顿已经明确放弃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英国宣布脱离欧盟,以及对移民的抵抗情绪不断高涨,欧洲对叙利亚难民危机的反应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作为战后大部分时期全球化的领导者,美国的单边发展倾向给全球化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很多疑问。
然而,认为只有美国才能确保21世界全球化的进步,这种假设这是错误的。中国目前可能还不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但得益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以及其拥有的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中国仍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因此,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可能主要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影响,而非美国。
确实,全球化的未来有可能取决于它的过去。在欧洲发现新大陆之前,所谓全球化更像是把亚洲、中东和非洲连接起来的一种理念。从波斯王朝到伊斯兰的崛起,从12世纪的巴格达到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力,整个欧亚大陆以及环印度洋港口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蓬勃发展。
中国已经建立了21世纪的新组织,以重续这些自古以来的经济联系。比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 旨在加强亚洲地区的贸易流动;上海合作组织 (SCO) 为加强中亚地区的经济联系提供了一个安全有力的平台;亚投行 (AIIB) 的设立会有助于中国将其经济触角穿越陆地和海洋向西延伸,实现“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
中国所有这些举措创造了一个贸易和金融联系网,对此最贴切的描述可能是“南向丝绸之路”,从而降低目前阻碍亚洲、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美之间贸易流动的经济边界壁垒。对中国而言,这种经济联系非常重要,不仅可以确保中国所需的大宗商品和原材料的供应,也能为中国未来数十年培育新的出口市场。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自身经济发展也应从东部沿海的发达省份扩散到西部内陆贫困地区。
虽然中国现在有机会重新塑造全球化的发展态势,但也需认识到其中的风险。欧洲对现有制度秩序的政治反抗情绪日益高涨:除了英国脱欧之外,民粹主义者的反全球化运动在欧洲其他地区也开始占据优势,并在某种程度上因人们对移民的不安情绪不断高涨而加剧。在撰写此文的这一刻,我们尚不清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将如何与通常伴随全球化进程的经济开放政策相协调。
除了这些区域性政治风险,对21世纪的全球化进程来说,还有三个很重要但难以预测的变数:
技术的发展往往被视为全球化的推手,但技术也有可能对全球化起到反向作用。比如社交媒体,在有些情况下推动了反全球化力量的联合;网络安全正成为一个越来越紧迫的问题;机器人的普及使用会损害全球供应链。
随着大部分发达国家,甚至中国以及亚洲许多其他国家人口不断老龄化,撒哈拉以南非洲正步入婴儿潮,这将极大地改变21世纪的人口结构。那些全球化组织,从联合国安理会到其下设机构,都必须要制定出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及其可能带来的移民潮。
气候变化威胁的不仅是那些直接受影响的地区,比如海平面的上升和降雨模式的变化,还有那些最终接受“环境难民”的地区。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全球化并非只是一个单向车道 – 在很多时候,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全球化可能要经历一个反向过程。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利益冲突往往会造成各方共损,如果西方国家对全球化的支持逐渐减少,中国试图填补由此产生的真空地带将变得尤为重要。就像习主席今年1月份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所说的:“ 我们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
领导力往往伴随着风险。特别是在一个彼此竞争的政治体系世界里,经济全球化可能不会总是一帆风顺。成功管理风险,包括中国与其他超级大国以及亚洲邻国的关系,将成为21世纪余下时间里影响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本文为汇丰集团为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撰写的背景报告摘要。)
“2017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定于2017年3月19-20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届时,全球商界领袖、知识精英将汇聚一堂,共议“中国与世界: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
【李伟:中国经济由降速转入提质阶段】
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的风险明显降低,趋稳的确定性正在逐步增强,我国经济转型有望从上半场的“降速”阶段逐步转向下半场的“提质”阶段。也就是说,L型增长过渡到相对平稳“一横”的条件基本具备。
始于上世纪80年代始,由西方资本和政府两股力量叠加推动的一波全球化正在逆转,从美国到欧洲,反全球化作为一种政治思潮逐渐弥漫。2016年,反全球化式的“黑天鹅事件”让笃信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人们大跌眼镜。
恰逢此时,中国自身则面临着增长阶段转换、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当口,中国转型面临着新的挑战。中国经济转向可持续增长之路道阻且长。
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复杂难解的困难展望201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接受专访时表示,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很可能逐步落到实处,法国和德国政府又面临换届选举,逆全球化的潮流可能进一步加强。
然而,乐观的因素也正在显现。李伟指出,中国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的风险明显降低,趋稳的确定性正在逐步增强,我国经济转型有望从上半场的“降速”阶段逐步转向下半场的“提质”阶段。也就是说,L型增长过渡到相对平稳“一横”的条件基本具备。他判断,“当前我国经济的上行力量与下行压力尚处于一个弱平衡状态。中国经济转型正在开启下半场。”
李伟建议,中国开启新的增长阶段,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需要积极促进制造业投资持续回稳、金融资产质量改善、企业补库存意愿继续增强和PPI保持温和回升、各项改革落地见效,还需谨慎应对贸易战、跨境资本流动、政治大选周期等国际变数的影响。
以下为访谈实录:
《财经》:
全球贸易增长连续五年低于经济增长;逆全球化噪音甚嚣尘上,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愈发盛行,对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了不利影响,您如何看待国内外经济环境和趋势?外部经济的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增长会带来多大影响?
李伟: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收益在各国之间、特别是在一国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并不是均匀的,当利益受损群体的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寻求改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陷入了长期复苏乏力的状态。作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2006年以来美国实际GDP增速就再也没有达到过3%。
在此背景下,原先作为全球化主要推动者的发达国家内部各种矛盾冲突趋于激化,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纷纷抬头,并将矛头指向全球化。展望2017年,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很可能逐步落到实处,法国和德国政府又面临换届选举,逆全球化的潮流可能进一步加强。
上述变化正好发生在中国自身面临增长阶段转换、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当口,确实给我们带来新的挑战。
从出口的角度讲,按照美元计算,2016年中国的出口表现逊于上年,也逊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出现了1996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中国出口部门的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都在进行当中,只是短期内新产业和新产品的体量尚小,还难以完全弥补传统产品出口下滑产生的巨大缺口。
2017年,美国经济在特朗普减税和扩大基建政策刺激下可能略有提速,但市场需求增长带来的利好因素可能会被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限制措施所削弱,中国出口形势仍面临比较严峻的一面。
但是,另一方面,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转变的大趋势仍在继续,国际经济也开始出现好的兆头。如:在发达经济体尚未改变经济增速下降的同时,发展中经济体已改变连续五年减速的势头,从2015年的4%增速微升至4.1%;前不久,OECD(经合组织)不同程度地调高了今年中国、美国、日本等国经济增速预期;中国今年1-2月进出口总额连月正增长,全年国际贸易由负转正的可能性在增大。
《财经》:
您认为2017年中国经济有望开启相对平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L型增长态势有望从“一竖”过渡到相对平稳的“一横”。您的判断是不是过于乐观?
李伟:
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是国内外经济运行均出现与前几年不同的新变化。
从国际来看,持续多年的通缩压力明显减轻,物价回暖,中长期利率回升,美元升值冲击趋减,大宗商品价格企稳,制造业PMI指数持续回升。
从国内来看,那些成功转型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增速降幅约40%后大都基本接近企稳平台,市场内生性投资开始回稳,制造业投资增速接近可持续增长区间,调查失业率和大数据监测显示就业出现积极变化,库存对GDP贡献有望由负转正。
基于这些新变化,我们认为,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的风险明显降低,趋稳的确定性正在逐步增强,我国经济转型有望从上半场的“降速”阶段逐步转向下半场的“提质”阶段。也就是说,L型增长过渡到相对平稳“一横”的条件基本具备。当然,这也要区分中长期趋势和短期因素,“一横”表明中长期趋势是相对平稳的,但经济短期波动也在所难免。如果,要量化衡量的话,我想增速上下波动不大于1%不应该说是不平稳的。根据美国政府已公布的数据,美国2016年度的经济增速约为1.6%,低于2015年的2.6%,社会舆论评价只是“略低于市场预期”,并未炒作美国经济的不稳定。
开启下半场并不意味经济转型已经成功,当前我国经济的上行力量与下行压力尚处于一个弱平衡状态。依赖旧动力、资金脱实向虚、风险集中化、区域分化等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增长依然面临一定下行压力。
要开启新的增长阶段,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需要积极促进制造业投资持续回稳、金融资产质量改善、企业补库存意愿继续增强和PPI保持温和回升、各项改革落地见效,还需谨慎应对贸易战、跨境资本流动、政治大选周期等国际变数的影响。
《财经》:
美国再工业化加速推进,同时,中国劳动力成本和地价成本在提升,一些制造业逐渐流回美国。这些制造业搭载的3D化模式以及现代化的网络信息化管理,将导致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难以超越。对于中国来说,如何把握新的产业趋势,调整产业布局,保住“世界制造工厂”的位置?
李伟: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反思经济发展的教训和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挑战的大背景下,相继提出了“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发布了《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等多项政策。特朗普当政后,更是大力提倡“制造业回归”。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回流的现象确实存在。
对于制造业回流,要全面、客观、辩证地看。从经济规律讲,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可能逐步从传统制造业升级到高技术的先进制造业的过程。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向后期的转换阶段后,已到了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时间窗口了。外商投资于我国制造业数额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并不代表中国制造业弱化。恰恰因为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上升,一些原本投资于中国低端制造业的资本开始转向其他国家,这有什么不好呢?
当然,我们也要高度重视外资制造业的流出。中国作为一个超大经济体,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各种类型和不同水平的制造业都有其存在的条件。加之,多年以来已经形成完整的制造业配套体系,中国制造业部门应该是有比较强的包容性。如果出现比较集中的外资制造业流出,我们也必须进一步思考如何更好地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
制造业在中国经济中具有特殊重要性,为应对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回流,促进中国制造业更好发展,要做好以下五件事情:
一是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为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创造一个更好的营商环境。二是加快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大力发展若干战略性产业和重点领域,着力解决核心关键技术、关键设备存在的短板,着力增强系统集成能力。三是全面加强制造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建立跨行业、跨领域的新型产学研联盟,鼓励支持大中小制造企业形成一个分工明确、利益共享的产业生态体系。四是引导企业通过增强核心能力、推进智能化改造、创新商业模式等多种途径提高效率,以应对综合成本上升的压力。五是加快完善我国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发挥其成本优势,积极承接东部制造能力转移。
《财经》:
民间投资的状况是判断经济内生活力最主要的指标。目前民间投资增幅还处在低速徘徊的状况。去年全年民间投资增长3.2%,比全部固定资产投资8.1%的增幅低了4.9个百分点。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投资增幅能够达到8%以上,主要是靠政府投资和国企投资的强力拉动。您认为如何能激活民企投资?
李伟:
我国民间投资增速明显低于全部投资增速,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经济信号。在经济增长仍然非常倚重投资拉动的情况下,如果民间投资起不来,只靠政府投资和国企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将难以持续。
影响民间投资热情的因素很多,既有经济周期性影响,如一些行业内外需求明显不足,产能过剩压力大,投资空间明显收窄。同时体制性原因对民间投资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如我们在产权保护制度上还存在不足,这必须引起高度关注。试想如果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他就会对发展环境和长期投资失去信心,更有甚者,还可能采取跑路、向海外移民或转移财产等做法,这些都是对国内环境缺乏信心的表现。
因此,激活民间投资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举措就是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稳定企业发展预期,让其在国内安心投资、乐于发展。我们要相信企业家的独特作用,只要有稳定预期和良好发展环境,他们总能在逆境中找到机会。
制约民间投资的另一个重要制度性因素是准入限制,如在能源、电信、金融、军工、公共设施等很多领域,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问题仍较突出,民间资本甚至包括这些领域之外的一些国有资本要进入这些行业都还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如果在完善监管的同时能尽快并最大限度地打开行业准入的大门,既可促进效率提高,又能为民间资本增加新的投资领域,这对激发民间投资有重要意义。当然,我们还可在一些政策上,如金融支持、重大项目、税收政策等方面加大对民间投资的支持。
(内容节选自《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论坛2017会前刊》)
“2017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定于2017年3月19-20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届时,全球商界领袖、知识精英将汇聚一堂,共议“中国与世界: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