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尹文强 芮萌
普惠金融是金融行业成长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出现塑造了更高级别的人类商业文明。普惠金融是一种非利益驱使下的包容性金融，其重要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尽可能包容、服务更多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达到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繁荣的目的。
为此，人类对其一共进行了4次试验，每一次成果都夹杂着收获与教训：
普惠金融1.0版本是缺乏技术支持的、原始粗放、高成本、低效率的试验品，在互联网技术的初步应用下，它淡出了金融历史舞台，但奠定了普惠金融未来发展的正确方向和概念；
普惠金融2.0版本，在科技应用上虽然逐步提升了信息的精确度并塑造了如今所用的征信原型，但繁冗的人海战术则成了拖累其进化的绊脚石；
普惠金融3.0版本，信贷工厂采用了工业集中、标准的模式，但缺乏科技上的创新和运用也多生弊端；
普惠金融4.0版本则开启了互联网信贷市场，智能风控、大数据、云技术、生物特征等先进技术层出不穷，降低了金融的成本与门槛。花呗、借呗等普惠型金融服务出现，极大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率。但同时，行业亟待统一的管理规范。“714高炮”、“校园贷”等乱象，也在被整顿、清理。
因此，我们从这一不寻常之路可以总结，高成本、高门槛、低效率是妨碍普惠金融囊括更多弱势群体的因素，而这些完全能通过科技力量来弥补。另外一方面，科技应该成为普惠金融的核心力量，因为科技能不断打破原有的金融高墙、提高信息搜集效率、摆脱时间地域对传统金融拓展的限制、压缩实际运营成本。
本文将梳理普惠金融发展的四个阶段，分析科技对普惠金融的决定性影响。
关键词：普惠金融 金融科技 成本构成 生产效率
普惠金融概念的源头——技术缺位下高成本低效率的1.0版本
普惠金融的1.0版本是没有技术、高成本、低效率的原始粗放型金融。20世纪末，在科技生产力还很低下的时期，社会孤立（Social Exclusion）概念的提出让人们更深层次发现了社会的不平等性。[1] 而其中最容易被大众忽视的则是来自主流经济的孤立。[2] 在学术领域，根据“被银行服务排除在外会使贫穷持久化”这一假设和推论，支持包容性金融的人鼓励每一个人至少拥有一个非名存实亡的银行账户，因为这是减少收入不平等、脱贫、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3]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宣布2005年为国际小微信贷（Micro-Credit）年时说：当前无法回避的现实是无论是存款、信贷还是保险服务，世界上绝大多数穷人仍无法触及可持续金融服务，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挑战是找出那些阻碍人们充分参与金融产业的限制性因素。[4] 在联合国的大力倡导下，包容性金融（Inclusive Finance）应运而生，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普惠金融。
关于普惠金融的概念，有这样几种观点：①包容性金融指在一个公平、透明、成本可控的环境下接触金融及金融服务[5]；②包容性金融是一种为所有阶层的人提供的、以福祉为基础（非利益驱使的）、可靠、成本可控、可获取的金融服务[6]； ③无论它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包容性金融是一种渴望的成果，因为它能帮助贫困人群以更低廉的成本接触金融服务并减少社会贫穷总量。[7]
在普惠金融1.0时期，最具代表性人物是来自孟加拉国的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他是Grameen Bank（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创始人，也是全球普惠金融最早的实践者，是他凭借着“穷人有信用，信用有价值”信仰主创了无抵押小微贷款服务，主要向社会地位低下的女性和贫民窟家庭提供金融贷款。孟加拉乡村银行创于1976年，并在20世纪90年代末在小微贷款方面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截至1996年1月，孟加拉乡村银行在68000个村庄其中的35569个村庄提供了贷款，借款人数超过206万，其中女性群体占比94%，97%的贷款都能够及时付清，为了表彰他在金融扶贫领域做出的贡献，2006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是在这背后是没有技术和信用体系加持的原始粗放型普惠金融，一切放贷都要靠人力亲为，所以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和风险也高居不下，效率也极其低，但是它在形态和初衷上为未来发展打下了概念与实践基础。[8]
普惠金融的2.0版本——IPC（Interdizciplinäre Projekt Consult）信贷科技
科技应用程度低是普惠金融进一步降低门槛的绊脚石。2004年左右，互联网技术在中国起步的初期阶段，受穆罕默德•尤努斯的影响，复制中国版的“孟加拉乡村银行”成为了很多金融创业者的目标，其中之一就是师从尤努斯的宜信创始人唐宁。但当时国内金融体系的不健全、技术的不成熟、成本降不下来、信用机制的缺失以及政策导向等问题导致普惠金融（小微信贷）这条路在初期非常难走。因此开发、引进合适的信贷技术成为了发展普惠金融的关键，2005年，国开行引进了德国国际项目咨询公司（简称IPC）的信贷技术，并与世界银行合作，将包商银行、台州市商业银行作为试点，探索拓展方向。时至今日，一些传统型金融机构仍在把这套技术视为珍宝，抵触更有效的技术。在技术还没有普及的年代，IPC的确顺应了时代潮流，通过搜集客户软硬信息、绘制打分卡、自编资产负债表、交叉检验等手段有效考察了借款人偿还贷款的能力（放贷的唯一依据）、意愿并指导了银行信用体系及风控系统的建立。
但是，在与IPC中国总部负责人交谈时，负责人坦言IPC采取的是关系型、繁冗庞大的人海战术，因为其要求雇佣很多信贷调查人员频繁接触客户，好的一方面是搜集企业、行业以及个人相关信息更加精确，为日后降低信息成本打下基础，但人力成本在IPC体系内占比也相应地高（如下图）；同时，负责人还说道，在科技的大浪潮下，IPC技术采用的仍是传统人海战术，在技术层面只有很小一部分与时俱进，业务层面主要为经营金融，而非消费金融，所以很多合作银行坦言很难大范围复制这个模式，接受程度也有所降低。但是，IPC评估模型对需求者的实物抵押要求少之又少，这也是它受小微企业主欢迎的原因；IPC的培训体系要求参训员工完成为期8周的理论培训，退出比例为20%，培训方法严苛，尽力排除个人对信贷的思维模式，对参训人员的分析能力、沟通能力、抗压能力、动手能力有着非常高的执行标准。但是这些标准大部分是由主观决定的，因此也有较高的道德风险。
在用户数据搜集后，信贷分析体系对个人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下图）。首先，信贷员要根据各项信息手工编制出客户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并模拟出客户未来6个月的现金流及还款能力；第二步为通过使用“输入-本企业-输出”关系图分析、揭示借款人及行业风险因素；第三步为交叉检验数据并确认信息的完整性，一般包括权益校验、毛利率校验和营业额校验，如果数据偏差不超过一定范围，则被认为是合理的；最后是提交给审贷会做出主管审贷意见，这一步行业一般要求审核人员要至少有2-4年的行业经验和数据判断能力，而这些则需要长期的培训投入和实践。
尽管IPC在实际运用当中实现了坏账率低、信息对称性高、为信用系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它的体系非常繁杂，又以人力为重，而且经常出现一人分管上百客户的情况，效率低下。同时IPC技术的目标客户为小微客户（体量小），本身存在利润与成本失衡的风险。所以IPC信贷架构是极难进行大范围复制的，它的成本属性也注定了IPC更适合存在于某一小圈层的上下游，包商银行和Procredit银行的现状就是佐证。
ProCredit集团曾是运用IPC信贷技术最成功的金融机构，它2005年在非洲创立的银行曾是非洲地区第七大银行，总资产超过2亿美金，净资产超过2500万美元，拥有客户超过17万人。但是从2014年9月到12月，仅仅三个月的时间，ProCredit银行开始变卖旗下银行给它的竞争者，从2007年左右的20多家银行变成2015年完全退出非洲市场。实际上，从2010年开始，IPC模式在各大网点中的矛盾就开始凸显，并有意变卖银行网点，尽管它能直达市场中的长尾，拓展更多潜在客户，但更长的时间成本和更高的人力投入让自己难以承受。“其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这种传统老旧的模型在科技越发发达的今天逐渐失去了它的优势，世界银行小微金融影响力投资官Hannah Siedek陈述道。因此在科技更加先进成熟的今天，普惠金融2.0已对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陈旧的IPC技术时代也应该告一段落了。
普惠金融3.0——信贷工厂
人力成本不断上升而缺乏技术创新的传统信贷工厂模式，也在逐渐没落。信贷工厂模式，也就是今天绝大多数银行和保险公司在采用的商业模式：通过仿照工厂流水线加工工序，将不同类别的信贷信息和产品进行集成处理，即处理贷款申请、审核、放款、贷后管理与风险控制。同时，它还集成了客户管理、业务受理、产品营销、集中清收、尽职调查等功能。这一模式的优点就在于，它是一种规模化的平台，平台上产品标准化、人员责任细分化有利于扩大规模、提高审批效率并降低运营成本，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小微贷款人群对融资的迫切需求。以平安普惠为例，它的贷款流程图与下图相似。
看似分工明确又兼具效率的信贷工厂近乎完美。但是这一模式缺乏技术创新，而技术又决定了信贷工厂的成本，可以说现存的1.0版本信贷工厂是IPC模式在人员责任细分上的一个简单垂直升级，并没有达到利用技术对运营成本实现可控的目的。
同样地，在《贷款决策的流程化、标准化——“信贷工厂”之成本节约》一文中提到，能否降低不良贷款成本主要依赖于信贷工厂一开始对用户软信息的准确搜集和客观评定性，这样才能保证贷款的安全，并进而降低贷款成本；此外，信贷工厂模式能否降低贷款时间成本取决于“工人”的专业程度。[9] 在如今人力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利用高新技术对信息精确高效搜集，对信贷工厂成本可控性一定会起到积极作用。实际上2.0版的信贷工厂也正在加速向数字化、科技化转型，满足普惠金融对更先进技术、更低廉成本和门槛提出的新要求。
普惠金融4.0——科技创新加速互联网信贷市场增长
科技大规模应用降低金融门槛是互联网信贷市场扩大规模和满足更多金融需求的原动力。在过去以信贷工厂模式为主的时代，冲量、追求规模化、集成化是市场浮躁的主要表现。除了上述问题外，在技术应用上还存在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普遍欺诈、行业内多家公司扎堆同一场景建模、多头贷款等问题。而普惠金融4.0版本则针对这些问题升级部署了有效技术工具，从而推动了互联网信贷市场在2014年左右的高速成长。
普惠金融4.0版本的代表互联网信贷，在高科技运用和进一步降低金融成本与前三者相比有了很大的提升。它主要通过数字信用、用户行为数据判断还款能力，并应用了更多智能风控、人工智能等技术，将金融服务触达更大的长尾人群，尤其是原先被传统金融排除在外的人群。在这方面，蚂蚁金服的花呗、借呗是典型代表。
但互联网信贷也出现了一些“雷区”， 比如P2P的金融“大跃进”。P2P泡沫里，技术被应用在唯利是图的方向，偏离了服务弱势群体的初心。一个健康的普惠金融既不能缺少技术，更重要的是不能偏离初心。
在普惠金融的4.0时代中，我们将金融科技和科技金融类企业的成本构成放在一起对比后可以发现，二者的主要差别就在于经营成本和资金成本。对于那些原本就在科技领域深耕的企业来说，他们早已认识到了智能营销、智能客服、智能风控技术对生产力提高、成本压缩的积极作用。但碍于准入门槛限制，因此其资金成本相对较高。而对于拥有强大资本实力、金融专业能力和客户资源但缺少技术能力的传统金融企业比，则有更高的经营成本和更低的资金成本（如下图）。因此，如若传统金融机构注重运用科技的力量对经营主体进行改造升级，相信经营成本将进一步降低，如此一来，传统金融机构会越来越强，在普惠金融这条路上走得也更远。
结语
普惠金融的概念从其起源开始是极富人文内涵和持续性意义的。这一内涵现在不会变，将来也不应当变，因为普惠金融的根本是服务更多弱势群体。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应用科技创新进一步优化过时的繁冗程序，压缩金融成本，含括并造福更多在金融上有诉求的弱势人群。
普惠金融应做到技术上与时俱进，而不是只停留在技术舒适圈。从一开始的人工放贷模式到技术模型、互联网、 P2P智能大数据技术，再到今天的区块链技术，甚至是量子技术。我们可以发现，每一种新技术都是人类文明的创新成果，而且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伴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和运营成本的降低。普惠金融发展的历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金融最初由于高成本无法汇集更多有需求的人群，所以具有排他性。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出现，缩进了人们的时间和空间限制，进一步降低了金融成本，并通过这个渠道使得金融惠及更多群体变得可能。
综上，主动拥抱科技，与时俱进，不断运用新智能技术降低普惠金融门槛应当成为日后常态。我相信，科技是普惠金融实现更广维度的保证。
参考文献
[1] （Byrne，D． （1999）， Social Exclusion，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2] （Hills，J．， Le Grand，J． and Piachaud，D．（2002）， Understanding Social Exclus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Conroy， J． D． （2008）， Financial Inclusion： A New Microfinance Initiative for APEC， The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Microfinance Workshop， Jakarta 23 January2008， retrieved from：https：//www.abaconline.org/v4/download.php？ContentID=4244，last accessed 3 June 2011．）
[4] （Cnaan，R.A．， Moodithaya，M.S．， and Handy，F．（ Jan， 2012）． Financial Inclusion： Lessons From Rural South India．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Cambridge， Vol.41，Iss.1， Doi： DOI：10.1017/S0047279411000377）
[5] （Sarma， M． （2008）， Index of Financial Inclusion， Indian Council for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ICRIER）， Working Paper No． 215， Delhi： ICRIER， retrieved from： http://www.icrier.org/publication/WORKING_PAPER_215.pdf， last accessed 3 June 2001）
[6] （Fuller， D． and Mellor， M． （2008）， ‘Banking for the poor： addressing the needs of financially excluded communities in Newcastle upon Tyne’， Urban Studies， 45： 7， 1505–24）
[7] （Alpana， V． （2007）， ‘Promoting financial inclusion： an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banks’， Indian Journal of Social Development， 7： 1， 107–26．）
[8] （Ameen， F． （1996）． The Economics of The Grameen Bank．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 ProQuest Dissertations Publishing．）
[9] （http://www.doc88.com/p-67811049309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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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介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与会计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