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到2016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大多集中在能源、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电信等大规模产业领域，这些项目往往投资回报周期长，而沿线国家的负债能力差异较大，因此必须要注重投资的风险、回报和财务可持续性等问题。
如何在“一带一路”投资与沿线国家债务可持续中找到平衡点，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研究部张岸天撰文认为，如果中国企业以港口和物流先行，配合以建立在产业园区上的国际制造业合作，以制度性安排减缓两国合作摩擦，那么中方的资金回报和东道国的债务可持续性问题都可得到更强保障。
对“一带一路”项目来说，尽管中国进行了积极的机制设计，例如以丝路基金等方式推动股权投资，但是股权投资在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上的进展势必会面临更多的制度性困难，债务融资仍是更易落地的方式。
文章认为，由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差异大，有些地区地缘风险较高，东道国与中国如何确定适用的国际合作规则变得格外重要。在遭遇不利局面时，中国与斯里兰卡使用了一种新的双边解决方案，至少给双方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尝试。
另外，作为开放性的倡议，未来“一带一路”可能出现多边合作的案例，对于债务可持续性问题的一些传统多边解决机制，例如巴黎俱乐部等，也应加强案例研究。
作者：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研究部 张岸天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离不开资金支持。但是，沿线国家的负债能力具有很大的差异，其中一些国家的外债规模和增速均大幅超过国际警戒线。对此，尽管中国进行了积极的机制设计，例如以丝路基金等方式推动股权投资，但是股权投资在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上的进展势必会面临更多的制度性困难，债务融资仍是更易落地的方式。
美国智库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的数据显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基础建设投资正在推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负债率，其中不乏本身外债负担已经较重的国家。例如，截至2016年底，吉布提的公共外债占GDP比例达到85%，中国资金在公共外债中占比74.5%，如果进行中的13亿美元“一带一路”项目按计划落实，吉布提的公共外债占GDP比例会被推高到91.2%。吉尔吉斯斯坦的公共外债占GDP比例为60.7%，中国占公共外债比例为37.3%，在47.7亿美元的“一带一路”项目实施后，上述数字将分别提高到77.3%和71.5%。蒙古的公共外债占GDP比为67.8%，其中46.7%的公共外债来自中国资金，未来预计24.7亿美元的项目将把数字提高到74.4%和61.4%。
中国在高债务风险的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投资正在引起一些担忧。一方面，对中国而言，问题主要在于投资的风险、回报和财务可持续性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非洲成功援建基础设施建设的安哥拉模式在许多“一带一路”国家都难以实行，该模式是指中方以资源产品的出口现金流为担保，向不具备贷款条件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优惠贷款。然而许多“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国家都缺乏可用的出口现金流来支持该模式运转。
另一方面，对东道国而言，问题在于发展中国家应如何借助外债来可持续性地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中国家需要吸收外资以弥补发展阶段的双缺口，而不合理地使用国际贷款可能引起反效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过拉美国家集中陷入债务困境的例子。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在出口创汇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引入了过多短期或浮动汇率外债并用于回报周期较长的项目，最终在国际经济环境变动、利率上行的情况下最终被迫债务违约。另外，当时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提供贷款时，在激励设计上（无论对贷款方还是借款方）存在一定问题。比如，虽然一些借款国家在接收国际组织的“调整贷款”时承诺进行政策调整，但调整的承诺并不可信，多年来政策调来调去回到原点的国家不在少数。
所以说，在这些国家投资本就是个大难题。对国际基础设施建设合作而言，资金的长期导向、合作双方的耐心尤为关键。中国与斯里兰卡的合作是一个例子。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时，双方采用了一种新的债务问题方案。斯里兰卡政府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从中方贷款33亿美元，其中过半为利率2%的优惠贷款，也包含浮动或固定利率的商业贷款。斯里兰卡前总统拉贾帕克萨（Rajapaksa）曾于2007年从中国进出口银行引入约16亿美元固定利率商业贷款用于汉班托特港（Hambantota Port）和马塔拉国际机场（Mattala International Airport）的建设项目，位置坐落在斯里兰卡经济贫困的南部地区，拉贾帕克萨曾计划以此推动家乡的旅游业发展。
然而斯里兰卡的外债规模从2007年左右起就增长过快，中国贷款只是其中的较小部分。截至2016年底，斯里兰卡的外债达到253亿美元，较10年前增长了近140%，其中超过50%是商业贷款。在外债压力下，加之汉班托特项目严重亏损，斯里兰卡的现任西里塞纳（Sirisena）政府向中方提出以债转股的方式来解决问题。2017年7月，斯里兰卡将港口的控股权转让给中国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以获得债务减免，该上市公司以9.74亿美元获得了港口85%的股权。
斯里兰卡当局希望，与中国企业的长期合作可以提振该地区的物流和制造业发展。在斯里兰卡的最大港口科伦坡，招商局集团已经在运营大型集装箱码头并投资14亿美元进行项目扩建，以期进一步巩固斯里兰卡作为南亚中转枢纽的位置。另外，2017年初，中国在汉班托特地区投资设立了1.5万英亩特别经济区。招商局集团此前在国内成功运营了以港口先行、产业园区跟进、配套城市新区开发的商业模式。
如果中国企业以港口和物流先行，配合以建立在产业园区上的国际制造业合作，以制度性安排减缓两国合作摩擦，那么中方的资金回报和东道国的债务可持续性问题都可得到更强保障。
由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差异大，有些地区地缘风险较高，东道国与中国如何确定适用的国际合作规则变得格外重要。在遭遇不利局面时，中国与斯里兰卡使用了一种新的双边解决方案，至少给双方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尝试。
另外，作为开放性的倡议，未来“一带一路”可能出现多边合作的案例，对于债务可持续性问题的一些传统多边解决机制，例如巴黎俱乐部等，我们也应加强案例研究。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问题，双边与多边、传统或新的方案都应得到经济和政策研究学者的重视。
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