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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的独立与盲从

创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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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秦朔朋友圈

作者:鲁舒天

朋友最近在某互联网社区做财经视频,最深的体会就是“动辄得咎”,同样的内容放在另一个视频平台,评论区就会温和很多,朋友表示,前者的用户虽然学历更高、网龄更长,但大多年轻,生活经历不够。其用户画像用平台官方数据总结,即是“用户的平均年龄是22.8岁,其中86%的用户是35岁以下的,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大概占了一半以上”。

为什么“开眼看世界”的一代人却似乎更喜欢一言不合就贴标签、搞批判,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一段话或许可以解释这种矛盾:“有那种完全愚蠢而学得很多的人,和学得很少但是很聪明的人。他们懂得生命、内心和正确的生活方式,这和学习没关系……知识培养不出道德。它首先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然后是自我教育,通过这种方式,通过种种经验。”

但至于因此批判年轻人的“道德缺陷”,却大可不必,其一,并非“年轻”造成了一代人的心智癫狂与思维封闭,另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其二,“年轻”是一个相对概念,我们90后也曾是前面几代眼中确凿无疑的年轻人,也都曾因为追星、早恋和玩游戏而“劣迹斑斑”。

更重要的是,曾几何时,批评年轻人还是一件不那么政治正确的事情,但随着饭圈文化、二次元文化及其它网络亚文化的流行,风向变成了一有问题出现,就该年轻人背锅。

在批评者看来,年轻人似乎已经成为不记得历史、不熟悉传统、不清楚礼节、不明白事理的代表,只会滥用公共资源,给社会添麻烦。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里讲,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话虽很好,可从字面意思理解,却很容易弄错因果。

因为正确的顺序,是国智先于少年智,国进步先于少年进步,国自由先于少年自由。原因显而易见:年轻人的效仿与对抗,都来自于对既定现实的反馈,不存在一个理论上的真空地带,能引领他们摆脱社会的例行塑造。

2019年,北京师范大学与中国社科大撰写了一份《97后报告》,系统性地探究了频繁出现在社会议题里的代际变化。

与50后、60后、70后被赋予“吃苦耐劳”与“责任担当”的印象相比,80后、90后、00后的特质是“佛系”与“丧”,在后者还来不及组织有效的话语体系进行反击时,判决书就已经下达了,仿佛是在责难“嬉皮士”的态度是不足以支撑起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的。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社会始终处于“高欲望社会”,今天的年轻人面对主流话语与消费主义的说教,对“奉献”“996”“福报”“本分”进行的非暴力不合作,应当视为自主意识在起作用,距离“低欲望社会”相去甚远。

何况真去研究历史,你会发现年轻人的低欲望,也都来自于成年人欲望失控后导致的系统性崩盘。

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在《世代的问题》中认为:人们常常受到他们青少年时期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尤其是一些重大事件,以一个时期内的共同经历为前提,可以对不同人群进行如下区别。

1944-1964年出生的人被称为“婴儿潮世代”,他们共同经历了二战后的乐观主义时期、冷战与嬉皮士运动;1965-1979年出生的人被称为“X世代”,他们在冷战中长大,伴随着电子科技的二次革命;1980-1994年出生的人被称为“Y世代”,他们感受过全球化的经济萧条、互联网的突飞猛进与突如其来的国际恐怖主义;1995年出生的则是最近的“Z世代”,他们与智能手机和网络交互如影随形,他们熟悉一切最新的技术,也遭遇了人类社会“分久必合”的固化问题。

其中,95后、97后受互联网影响最深,智能设备是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媒介与信息环境的剧变,使得作为“网络原住民”的他们呈现出了一些与前人不同的特性——“面对面社交能力差、善于在网络事件中发声、喜欢立即迅速地达成目标、多任务执行能力强,但专注力有限、是独立且高要求的消费者,也是新兴行业的主力军。”

一面有学者指出,Z世代是第一批受到全球文化的影响、并具有真正的开放思维的一代;另一面就有事实表明,Z世代相比于Y世代,更容易受民粹主义的影响,动辄在虚拟世界中党同伐异,直到不同的声音完全消失。看上去矛盾的地方,在对青年人的“主流凝视”中无处不在,矛盾的根源,是被观察的对象无比复杂,还是观察者的切口太过单一?

在《97后报告》里,研究者根据消费观、社会价值观、社交特点、家庭观念、个性及创意这6个维度去分析新一代青年,并结合数据整理出了100多个关键词与拓展词,关于97后的特点,可作总结如下:

以自我体验为导向的理性消费;

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广泛的文化包容度;

在被动中发挥主动的社交属性;

跳脱束缚的家庭观念;

坚持自我的个性;

在生活细节上饱含创意。

这似乎是独立、内敛与乐观的一代,又抑或是自私、怯弱与盲目的一代。在孟子那句“尽信书不如无书”面前,自相抵消的标签显得毫无意义。有人迎合他们,就有人消费他们,有人调侃他们,就有人收割他们。他们本身如何,似乎不重要,他们参与这个世界的运转,倒是非常重要。

可究竟什么才构成了真正的他们?

我想说的是,代际划分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社会观察的坐标,至于代际划分本身,却很可能是个伪命题。就像我们常说,95后、00后工作中一被批评就裸辞,很可能不是因为他们任性,而是他们还没活到一个无法任性的年纪。

当95后也人到中年,被房贷锁住、被股市套住、被孩子的习题搞得晕头转向,他们是否还能活出“一言不合就走人”的自信,这非常值得怀疑。

某些言之凿凿的幼稚,是年龄、阅历造成的幼稚,而不是代际本身的幼稚。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年轻人是否变了?按照尼尔·波兹曼的理论,媒介与信息环境的变革当然对人是有影响的,如在印刷机不再“统治”美国人的思想后,伴随着电子时代的突然降临,“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也无可奈何地沦为社会演进中被抛弃的部分。

我们的确不应无视技术对人的影响——它使得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喜欢的东西——但我们更应该谨记的是:人性在上千年的历程中进步得很慢。技术的飞速迭代,改变的只是选择,而不是人性。

偏悲观的观察在于,这一代年轻人的自我反省能力与独立思考能力同前几代人相比,并没有多少本质区别,附在他们身上的“独立”“自我”与“有性格”,更多来自于商业广告的标榜——毕竟只有强调“自我”,东西才好卖。

而“自我”二字的真正含义,不是你要追求被消费主义所认可的不同,而是你本来就可以与众不同。或者说,与众不同不能作为一个价值,它只是一种形容,它和独立思考是不一样的,个体在经历了独立思考之后,是可以向同一种价值倾斜的。

在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真正有共性的是教育。不同社会时期内最为关键的变量,是年轻人受到教育的类型、日常读的东西对他们产生的影响。如果这一代的年轻人什么都没有读,他们的三观就必然受制于他们周围的好友亲朋。

许知远曾有一个“周期性”的观察,与此不谋而合,他发现年轻人的习惯有时候会“退回去”。比如在婚姻这件事上,70后更倾向于以个人主义解决问题,去抵消原子化和血缘关系对人的影响——“但是过去几年是剧烈的回潮,我们想都想不到,年轻一代又需要父母来帮他们决定婚姻。”

同样的道理,年轻人不爱读沉重的历史,懒得翻开厚厚的大部头,所以他们对往事的认知注定要拱手让人,任凭一些惟利是图的网站任意误导。

王尔德说过:“老年人相信一切,中年人怀疑一切,青年人什么都懂。”是的,每一代年轻人都很肤浅,这近乎真理,但另一桩真理却是,误导年轻人的从来是成年人。

影评人梅雪风有过一篇文章,叫《我不敢论断现在的年轻人》,作为70后的他回忆道,二十年前,周围用王朔、王小波的话语嘲讽父辈,指责他们老态龙钟屈从于权力的样子;二十年后,周围又开始对下一代口诛笔伐,指责他们无脑幼稚、易于躁动——“是不是只有我们这代人最为清醒呢?”

在他看来,每代人都被时代洪流、被其所处的阶层、圈子和小集体的价值观所笼罩,人们远没有自己假象中那般独立,看似观点对立的双方,极有可能一开始就被同一种狭隘的意志所驱动——“你的众人皆醉我独醒,其实只是你那个阵营的意淫;你的洞见,其实只是一个更细分意义上的盲从。”

真正独立的表现,是平和与宽容,是博雅与洗练,是冷静与收束,是广施与兼爱。是《十三邀》里徐浩峰讲的那句“是我们这代把生活搞坏了,我们给他制造了紧张,然后我们还埋怨他们,你们为什么这么急”。

一代年轻人在思想与行为上所体现出的深刻的失败,更多是负责对他们这代人进行启蒙和引导的成年人的失败。无论年轻人做错了什么,舆论都不该过分责怪他们,毕竟他们不过是刚刚参与这个世界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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