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投资时报》
文｜帕夫洛斯·埃莱夫塞里亚迪斯
（Pavlos Eleftheriadis）
翻译｜胡琦
几年前，深陷经济泥潭的希腊走到了债务违约的危险边缘，几乎退出欧元区。如今，得益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主权救助，这个国家的经济开始呈现复苏迹象。雅典方面承诺实施激进的紧缩政策，作为交换，欧洲央行、欧盟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其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紧急贷款。在很多全球投资者和欧盟官员看来，这些政策已经取得了成功。剔除银行业一次性资本重组开支，希腊预算赤字已经从2009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的近16%降至去年的约2%。2013年，它实现了近30年来首次经常账户盈余。今年4月，它在时隔4年之后重返国际债务市场，以相对较低的收益率—仅为4.95%—发行了40亿美元的5年期政府债券。今年8月，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将它的信用评级提升两个等级，由Caa3级上调至Caa1级。
但这波复苏仍然掩盖了希腊深层次的结构问题。为平衡账面，雅典对中产阶级征收重税，并大幅削减政府雇员工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金等公共开支。虽然普通公民深受紧缩措施之苦，但政府在重大改革层面却未取得明显进展。在经济领域，希腊仍是欧洲最不开放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最缺乏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此外，它还是欧洲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之所以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维持现状可以让该国的精英阶层获得最大利益。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多个富有家族—实际上也就是寡头统治集团—主导了希腊的政治。通过控制媒体和利用传统的偏袒主义，这些精英分子与该国政客共同分享权力的战利品。通过支持愿意维持现状的行业协会和公共部门工会，希腊的立法议员将权力牢牢抓在手中。
当下，希腊面临的根本问题并不是经济增长，而是政治不平等。少数人受益、过度监管和机构失灵等现象并未得到明显改善。此外，希腊社会还面临着新的威胁。国内整体失业率高达27%，年轻人失业率更是超过50%，从而为左翼和右翼极端主义团体提供了理想的扩张温床。与此同时，寡头集团仍在大规模攫取私利，而它们损害的则是这个国家的利益和整个欧洲的利益。
这就是真实的希腊
在众多困扰欧元区的经济危机中，希腊的经济衰退最为突出。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希腊的银行执行了过于宽松的信贷政策，而是因为以科斯塔斯·卡拉曼利斯（Kostas Karamanlis）为总理的政府—卡拉曼利斯所在的新民主党自2004年至2009年执政—失去了对公共财政的控制。2003年，在卡拉曼利斯即将上任前，希腊债务占GDP比重约为97%，而到他任期结束时，这一数字已飙升至近130%。讽刺的是，卡拉曼利斯是以改革者的身份参加竞选的，他承诺削减行政机构雇员、开放经济和净化政治。然而，在上台之后，他却屈服于特殊利益集团。在掌权的5年间，卡拉曼利斯新任命了大约15万名公务员，使得公共部门的雇员数量超过100万人，这相当于希腊活跃劳动人口的21%。同一时期，公共卫生开支从占GDP的5%升至7%，养老金公共开支从占GDP的11.8%升至13%。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后的经济繁荣帮助卡拉曼利斯在2007年以微弱优势赢得连任。但在第二任期的最后两年里，他为赢得提前选举而篡改经济数据，最终导致新民主党在大选中惨败。
虽然卡拉曼利斯行事鲁莽，但他执掌的却是一个弱政府。希腊政治中的三种结构性力量限制了他的权力。首先是行政机构，其无力推进政府制定的改革计划。行政机构权力式微始于20世纪80年代，政党在组建政府方面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理论上，这种转变是为了应对国内官僚机构的保守主义倾向—1946年-1949年希腊内战的产物。但很快，政治干预就成了中央政府一个永久性特征，政府部长几乎可以随意任命自己的亲信。十年间，行政机构雇员数量增加了一倍。
1994年，在时任改革派部长阿纳斯塔西奥斯·佩波尼斯（Anastasios Peponis）的主导下，希腊议会通过一项立法，引入了一种建立在考核基础上的雇佣体系，但程序正义却被广泛忽视了。在之后的十年里，议会对该法进行了43次修正。公共部门工会仍决定着政府雇员的提升和调动，在纪律方面，它们通常不会惩罚自己的成员，即便他们犯有严重罪行；而高素质的公务员则很难获得发展机会，上升通道几乎被堵死。政府雇员士气由此一落千丈。
然后是议会。简言之，卡拉曼利斯对其政党的控制相当有限。按照希腊选举制度的结构，大多数政客都会在多议席选区竞选，而且经常与本党的其他成员竞争。在卡拉曼利斯上任时，希腊三个最大城市—雅典、比雷埃夫斯、塞萨洛尼基—的竞选已经变得非常激烈。在议会的300个席位中，仅这三个城市就占了96席。在这种激烈的竞争环境下，电视曝光和私人资金对候选人的上位至关重要。这样一来，若能得到富豪和媒体精英的帮助，这些城市选区的政客无需依赖政党机器便可以赢得选举，进而成为政坛的风云人物。很多人的成功都与寡头的支持有关。另有一部分人则与行业协会或工会组织的支持有关。因此，卡拉曼利斯在议会中的所谓盟友显然缺乏推进其计划的动力。
然而，卡拉曼利斯改革的最大障碍是媒体的反对。大多数希腊人都是通过电视获取新闻消息的，而8个私人频道都由知名商人控制，所占市场份额超过90%。在这些媒体大亨中，有的从事航运业务，比如创建Skai媒体集团的扬尼斯·阿拉弗佐斯（Yiannis Alafouzos），他本身就是航运巨头，对政府合同的依赖较少。但这只是例外，大多数人的业务仍严重依赖政府的施惠。比如，希腊最大私人电视台Mega的主要投资人瓦蒂斯·瓦季诺扬尼斯（Vardis Vardinoyannis）就控制着两家大型石油公司—希腊机油公司（Motor Oil Hellas）和维加斯油气公司（Vegas Oil & Gas），并持有希腊最大银行比雷埃夫斯银行（Piraeus Bank）大量股权。Mega电视台的其他股东包括乔治·波波拉斯（George Bobolas）和斯塔夫罗斯·普苏查里斯（Stavros Psycharis），前者从事的金矿业务依赖政府许可，旗下建筑公司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承包商之一，后者业务广泛，涉及印刷、房地产和旅游业等。
同希腊国内几乎所有的电视台和报纸一样，Mega也长期处于亏损之中。但据2006年美国的一份外交情报显示，电视台的所有者对运营亏损并不在意。他们维持电视台正常运转“主要是为了发挥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确保其能从政府那里继续获益。此外，波波拉斯和普苏查里斯等行业巨头也都办有自己的报纸。因此，在希腊，独立记者很难找到发展空间。
希腊的这种情况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政府垄断了国内的所有广播事业。但寡头从来没有购买过广播许可—政府向他们发放许可。1987年，政治反对派成立了多个电台，挑战国内媒体的垄断地位。作为回应，富有家族纷纷成立大型电视演播室，而政府也开始向它们发放临时性的电视台和电台许可。20多年过去了，一切没有变化。
电视台的确产生广告收入，但这其中通常存在利益交换。比如，希腊各大银行会投放大量电视广告，并为该国大型媒体集团提供巨额贷款。作为回报，媒体会主动避开它们的负面新闻。2012年，路透社发布了关于比雷埃夫斯银行执行主席米切里斯·萨拉斯（Michalis Sallas）向家族企业输送秘密贷款的报道，希腊媒体只是刊登了萨拉斯的回应，并未对指控内容进行核实。今年8月，在希腊检方对萨拉斯和希腊银行（Bank of Greece）前行长乔治·普罗沃普洛斯（Georgios Provopoulos）进行调查时，国内媒体此时多保持缄默。
强大的利益团体
除利用媒体规避公众监督外，寡头及其政治联盟还依赖政府规程保持其对国家的控制。在过去的30年里，两个高度组织化的利益集团所获好处最多：第一是精英专业人士，比如律师、医生和工程师等；第二是国家持有全部股权或部分股权的公用事业单位，比如希腊公共电力公司（Public Power Corporation of Greece）和希腊铁路组织（Hellenic Railways Organization）等。这些群体的成员并不是很多。希腊只有大约4万名律师、6万名医生和8.7万名工程师。公共部门的雇员数量约为60万人。虽然人数少，但在关键的城市选区，这些专业人士和公共部门雇员却可以发挥极其重要的拉票作用。此外，他们还享有超级特权。比如，多数行业协会都可以制定基本服务的标准价格，这在很多经济体中是一种非法的串谋行为，但在希腊却是合法的。希腊允许行业协会实行自我监管。在成员受到指控时，只有所在协会可以对他们进行惩戒。此外，希腊还通过特别税收对协会成员的医疗保健和退休金进行补贴。比如，自1960年以来，有一部分地产交易税就被用来补贴律师和法官的养老金，征收标准为地产售价的1.3%。再比如，处方药价的6.5%被用来补贴医生的养老金，几十年来都是如此。去年，在欧洲央行、欧盟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下，雅典被迫取消了这些补贴行业协会成员的税费。
专业人士—他们中的很多都是自我雇佣者，也是希腊最主要的逃税群体之一。在2012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经济学家尼科拉斯·阿塔瓦尼斯（Nikolaos Artavanis）、阿戴尔·摩尔斯（Adair Morse）、玛格丽塔·楚特乌拉（Margarita Tsoutsoura）利用一家大型私营银行的数据对希腊专业人士隐匿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其中一个最惊人的发现是，仅抵押贷款一项，律师的平均开支就超过其所申报的全部收入。
2010年，希腊立法议员提出一项议案，要求政府对申报年收入低于3万美元的专业人士进行审计。但该议案未获通过，事实上也不可能有机会通过：阿塔瓦尼斯、摩尔斯和楚特乌拉表示，如果议案通过，很多议员也将面临审计。当时，希腊议会中有40名医生、28名教育工作者、43名工程师、40名财务专业人士和70名律师，在总共300个席位中占到221席。
国有企业的雇员同样享有特权，而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中左翼政党—泛希社运（PASOK）的忠心支持。作为回报，该党在20世纪80年代帮助废除了竞争性的雇佣考试，并创造了成千上万个新的政府岗位。此外，泛希社运还为国有企业雇员提供慷慨的养老金计划。近年来，虽然希腊政府大幅削减开支，但他们的退休待遇仍高于其他公共部门的雇员。1999年，希腊政府公开承诺不会降低公共电力公司雇员的养老金。在希腊经济危机最严重的2012年，政府为此承诺支付了超过8亿美元的资金。
命运相连的共同体
在任何一个开放社会，富人和有组织的团体都拥有巨大影响力。鉴于大型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利害关系，它们发挥自身影响力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本质上也没有错。专业人士同样也可以靠自己的服务获得高额收入。但问题是，希腊的制度过于孱弱，无法阻止利益集团与权力合谋，获取暴利。
希腊在1981年加入欧盟的前身欧共体时，人们认为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善。然而，加入欧共体不仅没有弱化希腊传统的等级体系，反而强化了这种体系。在希腊追赶欧洲其他国家的道路上，国内寡头获得了更多的信用和现金资源。在社会流动率方面，希腊在欧洲国家中垫底，而在社会不平等方面，则排在前列。所有这些，几乎都被政客和媒体主动忽视。
即便是在危机前的开支鼎盛时期，雅典为穷人提供的福利也屈指可数。时下，希腊超过90%的失业者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政府救助，大约20%的儿童生活在赤贫之中，数百万人没有医疗保险。此外，在经历了7年经济衰退之后，没有一个主要政党提议进行重大改革，比如建立全民医疗覆盖体系。它们甚至都不愿意扩大公立学校的免费午餐试点项目。
在这种情况下，激进的政治运动开始出现。反移民和反欧洲平台的新法西斯主义政党—金色黎明党（Golden Dawn）在2012年的选举中异军突起，一举拿下18个席位。2013年9月，希腊当局逮捕了它的创建者尼克斯·米哈罗里亚科斯（Nikos Michaloliakos），指控他成立犯罪组织。与此同时，希腊左翼激进联盟（Syriza）则积极推动废除希腊与欧洲签署的救助协议，主张对银行实施国有化，并退出北约。
欧洲央行、欧盟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虽然为希腊提供救助，但却未要求它进行彻底改革，这只会强化其国内现状。更糟糕的是，这三家机构的救助资金最终流入了那些导致经济崩溃的人手中，而希腊并非个案。在欧元区经济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比如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欧洲的救助基金也起到了类似的效果。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将救助基金用于短期政治目的，而布鲁塞尔又无力应对它们国内的裙带行为。时下，欧洲一体化已经将欧洲大陆的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员国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无法解决希腊根深蒂固的不平等问题，欧洲将无法走出危机。
（作者系牛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