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圣父的青年宣传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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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特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运动组织,将来有望扮演更重要的政治角色
来源:《投资时报》
文|亚历克·鲁恩(Alec Luhn)
翻译|陈召强
一
在莫斯科闹市区的一栋高档写字楼内—这里每年每平方米的办公租金高达750美元,有一家名叫塞特(Set)的公司。表面来看,这像是一家互联网出版企业或新兴技术公司。办公室中,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衣着考究,或坐在大屏幕电脑前敲打键盘,或懒散地靠在长沙发上摆弄苹果手机。在办公室一角,有一个篮球架,篮板上贴着一张倒置的亚历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的画像。纳瓦尔尼是俄罗斯主要的反对派领导人,从今年2月起已处于软禁状态。
公司的办公环境显然是21世纪的风格,但它的宣言却像是20世纪的政治运动口号或狂热的宗教团体的教义。
“……圣父为我们指引的路,是开放世界为我们指引的路。在这条路上,我们和我们的圣父在一起。”公司在宣言中写道,“我们不会与圣父争权,相反,我们分享权力、学习权力和掌握权力,我们和我们的圣父在一起,把权力的能量引向当下和未来。”
这里的“圣父”,指的是俄罗斯现任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
这就是塞特,一个将前苏联共青团、街头爱国团体和个人崇拜组织的众多特征集于一身的机构。
塞特是最新成立的亲克里姆林宫的青年团体之一,旨在赢得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俄罗斯人的支持,让他们投入到“普京的俄罗斯”的事业中去,而不是同情和支持自由主义价值和西方式的民主。但同过去的类似团体不同,塞特对乱糟糟的街头政治—比如在大规模集会上敲锣打鼓或在抗议活动中高喊口号—并不感兴趣。相反,它希望招募到有创意的年轻人,通过他们的才能向全世界推广俄罗斯的价值观。塞特的联合创始人阿图尔·奥马罗夫(Artur Omarov)就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要通过爱国的‘公司文化、企业家精神、意识形态和艺术’,来反映和传递我们这个国家的立国之基。”
二
10月7日,为庆祝普京62岁生日,塞特的艺术家在加里宁格勒—坐落在波罗的海的俄罗斯飞地,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喷绘了一张巨幅壁画。壁画的内容是:在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市,一个“彬彬有礼的人”在战争纪念碑前将一只猫递给一个小男孩;壁画中间有一个大大的字母“S”,是底部俄语单词“Sila”(意为“力量”)的首字母。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彬彬有礼的人”,是塞特新创的一个流行专用词,特指那些在今年3月平静接管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的、未佩戴军人标识的俄罗斯军人。
该壁画是塞特推出的一个重大项目的组成部分。在普京生日之前的一周内,塞特还在另外6个俄罗斯城市喷绘了类似的巨幅壁画,每一个城市都以不同的单词为主题,它们分别是纪念、北极、主权、历史、安全和奥林匹克。实际上,这是以爱国名义进行的一种班克斯式的街头艺术。若将这6个单词的首字母拼在一起,便是一个俄语单词—“SPASIBO”(意为“谢谢”)。用塞特的话说,它是用这种方式向“这些胜利的主设计师”致谢。
“在普京正式上任之后,俄罗斯被彻底改变了。”塞特30岁的媒体部负责人马卡尔·维克林塞弗(Makar Vikhliantsev)说,“我们拿下了克里米亚,举办了冬季奥运会,赢得了冰上曲棍球世锦赛冠军……而在之前,我们一直都在输。”
在某种意义上,塞特脱胎于本世纪初俄罗斯最著名的青年运动组织之一纳什(Nashi)。据报道,纳什是由与克里姆林宫联系紧密的政治幕僚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对抗民众革命,比如2003年—2005年在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克兰等后苏联时代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作为一个有着明确政治目的的团体,纳什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亲普京集会活动,回击反对派举行的抗议运动,对反对派领导人发起抹黑大战,并以讨伐“法西斯”的名义攻击外国驻俄使节。此外,纳什每年还会组织名为“塞立格”(Seliger)的青年夏令营,活动内容包括体育比赛、爱国演讲以及为年轻成员举办集体婚礼等。
随着形势的变化,俄罗斯当局从2011年开始采取另外一种策略对抗彼时发生的街头抗议活动,其主要动员对象由愤怒的年轻人转为领取退休金的老年人和国有企业工人,而且还发起了一系列颇为高调的逮捕事件。如此一来,纳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2012年,该组织正式解散。据报道,当时纳什的领导人表示,时任纳什旗下团体斯塔尔(Stal)的前领导者奥马罗夫将会成立一个新的青年运动组织。奥马罗夫和同为纳什成员的维克林塞弗建立了塞特的意识形态体系,并于2013年11月成立该组织。
按照该组织成员的说法,塞特是为吸引“普京时代的年轻人”而成立的。这里所说的“普京时代的年轻人”,是指那些年龄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人;通常而言,他们对普京2000年上台之前的俄罗斯领导人缺乏清晰的认知。这代人与他们的上一代人不同,在20世纪90年代时他们还未成年,没有经历过俄罗斯的市场转型(当时的“休克疗法”导致财富大量流失),也没有经历过1998年的金融崩溃。相反,他们经历的是一个俄罗斯经济不断扩张的时代,而这个时代恰好又是社交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时代。
塞特知道,普京时代的年轻人“并不了解政治”,他们“只想穿好看的衣服,喜欢在墙上喷涂各种涂鸦”。俄罗斯《生意人报》(Kommersant)负责报道亲克里姆林宫青年运动的记者格里戈里·杜曼诺夫(Grigory Tumanov)说:“在塞特的组织和宣传下,与政府合作成为一件时髦的事。”
同纳什等组织一样,塞特走的依然是亲普京的路线,但维克林塞弗表示,他们现在更重视的是“质量而非数量”。“塞特的成员大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的表现更温和。”他说,“让年轻人走上街头参加抗争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塞特定期举行爱国时装展,邀请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或文化人物进行演讲,同时还举办电影节,影片主题包括“家庭”、“祖国”和“普京”等。此外,它也是最早在克里米亚举办爱国夏令营活动的组织之一,对乌克兰东部地区的亲俄居民也曾提供过人道主义救助。
三
塞特表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其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伏尔加格勒、叶卡特林堡、伊尔库茨克、加里宁格勒、新西伯利亚、顿河畔罗斯托夫、圣彼得堡、塞瓦斯托波尔和雅罗斯拉夫的分支机构已经招募了1100名成员。(据报道,在本世纪初,俄罗斯各青年团体的总成员人数超过10万人。)维克林塞弗说,他们的招募程序包括营地度假等,在此期间,新加入的成员需要制定一个为期一年的爱国创意计划。大多数成员是在参加塞特资助的讨论会后加入该组织的。对参与者来说,参加这种活动通常会收到10美元的现金。
同纳什一样,塞特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的关系也是不清不白。维克林塞弗承认该团体与总统办公厅有一定联系,但拒绝透露具体细节。他说,塞特与国家组织不同,它的经费来自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但并未指明是哪些企业。他也承认,总统办公厅内政管理局负责人奥列格·莫罗佐夫(Oleg Morozov)曾接见过塞特的活动人士。
塞特的创始人希望他们的文化“特工”能够挑战美国通过媒体宣传的软实力。虽然维克林塞弗使用的是苹果手机,并表示“在俄罗斯制造出更好的手机之前会一直使用”,但他的这个组织的目标却是对抗“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影响。他说,冷战结束后,随着麦当劳和好莱坞电影的大量涌入,俄罗斯文化已经受到严重冲击。
“一个不同的世界走进来说,‘过这样的生活’。我们不拒绝它,但我们希望提供另外一个选项。”维克林塞弗说,“这个选项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价值观、语言、宗教以及政治等。”他口中的政治,指的是普京的治理策略,实际上就是一党统治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为此,塞特正计划筹办一次以“俄罗斯形象”为主题的时装设计大赛,创造一款广受欢迎的、可取代印有“我爱纽约”字样的俄罗斯T恤衫。此外,它还计划在本月举办一次名为“攻占世界的13个工具”的装置艺术行动/政治行动,道具包括面值为零的美钞、华尔街轮盘赌和印有“美军”标识的棒球棒等。
塞特计划在未来10年里向世界推出10位俄罗斯名人,并将其命名为“名人品牌项目”。不过,在开展国际项目方面,塞特还缺乏经验。到目前为止,它只举办过一次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项目—塞尔维亚电影节,但从历史上看,该项目与俄罗斯有很深的渊源,并非其真实实力的体现。
除了自身举办的竞赛活动和项目外,塞特还为其成员提供资金支持、搭建人脉,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爱国创意理想。一些成员似乎也将这个组织提供的机会视为职业机遇。25岁的罗曼·普塔诺夫(Roman Putanov)留着长发,喜欢冲浪和滑板运动。他说,塞特帮他联系到了一家制作小型风车和其他俄罗斯民间艺术品的木器厂,而这也让他开始了在圣彼得堡的销售生涯。亚历山大·卡兹比耶夫(Alexander Khazbiyev)是塞特在圣彼得堡分支的成员。他说,在塞特的帮助下,他在圣彼得堡曾经举办过一个轮胎物品展览会。他的这个创意源于基辅抗议活动:抗议民众在广场焚烧汽车轮胎,并最终导致乌克兰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ich)黯然下台。“我希望圣彼得堡人能够看到,在一个文明国家,轮胎是如何使用的。它们并不是设置路障的物品。”他说。
四
分析人士表示目前尚无法确定该组织所能发挥的政治功能。对反对派持同情态度的政治分析师德米特里·奥雷什金(Dmitry Oreshkin)认为,塞特的目标同前苏联时期各青年组织的目标颇为相似:吸引和培养未来的政治领导人和各行业的优秀人才,确保他们也会支持当前的这种政府模式。俄罗斯独立媒体《新报》(Novaya Gazeta)援引总统办公厅内部一名消息人士的说法称,设立塞特是“为了让纳什组织的剩余成员帮他们做事,但具体做什么,目前克里姆林宫还没有定论”。“当前,俄罗斯反对派已经无力对抗普京主导的政府,而政府也没有必要再将这些年轻人推上街头,让他们为自己卖命。”这名消息人士表示。
《生意人报》记者杜曼诺夫表示,塞特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运动组织,将来有望扮演更重要的政治角色”。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年轻的活动人士仍在等待他们的“圣父”的召唤。
(作者系英国《卫报》驻莫斯科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