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历史虽然无法为我们提供未来的行动路径，但却会为我们提供宝贵的教训
来源：《投资时报》
文｜玛格丽特·麦克米伦
（Margaret MacMillan）
翻译｜陈召强
去年早些时候，我在科西嘉岛度假，碰巧走入了山中一座小村庄的教堂。在那里，我发现了一个刻有一战死者姓名的石碑。在这个人口不超过150人的小村庄，有8人死于那场冲突。类似的名单在欧洲随处可见—无论是在中心城市还是在偏远乡村。类似的纪念碑也遍布世界各地，因为这场“伟大的战争”也将亚洲、非洲和北美的士兵卷入其中。
时至今日，一战的阴影仍未散去。原因之一，这场战争造成了庞大的人员伤亡—总计超过1000万名士兵战死沙场，而受伤的则更多。此外，无数平民也被军事行动、饥饿或疾病夺去了生命。在这场战争中，帝国被摧毁，社会被撕裂。
但阴影迟迟没有散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战争？在这个问题上，至今我们仍未达成共识。是因为当时的一些掌权人物的野心太大了吗？比如，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他的幕僚们希望建立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德意志帝国，于是他们对英国的海上霸权发起挑战。还是因为意识形态的竞争、国家之间的对抗或军国主义的扩张？随着军备竞赛的日益加剧和不断升级，那些制定计划的将军们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攻击性，而他们的思想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僵化。是他们使得战争无可避免吗？
或者说，如果不是因为奥匈帝国后院的偶然事件，这场几乎席卷整个欧洲的战争永远都不会发生？在一战进入第二年时，一个冷笑话开始流传开来：“你看今天的头条新闻了吗？‘大公还活着：战争是错误的。’”在所有关于一战爆发的原因中，这是最令人沮丧的解释—这场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它是一个愚蠢的错误。
关于一战原因的研究，早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初就已经展开，而且从未停止过。从贝尔格莱德到柏林，各国学者从纷繁浩瀚的档案资料中寻求线索。迄今为止，仅以英文出版的关于一战的专著就有3.2万种之多。于我而言，这种研究并不仅仅是因为学术上的好奇，更是因为一种时代的紧迫性。一战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冲突之一，如果我们连它爆发的原因都无从确定，又怎能希望未来不会再发生类似的灾难呢？
看看我们这个世界，再看看那些正在发生或可能发生冲突的地区。比如中东—该地区大部分国家的现有边界都是一战的产物，它是当今世界上最混乱的地区之一，而且这种混乱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之久。始于2011年的叙利亚内战为该地区更大范围的冲突埋下了隐患，同时也是对世界主要大国外交技巧的考验。因为阿萨德政权使用毒气—这种化学武器首次被大规模使用还要追溯到1914年的堑壕战，叙利亚差点遭到美国空袭。在历史上，政策制定者往往会发起一些最终连他们自己也无法制止的行动，所以去年夏天，很多人都担心，若美国发起空袭，或将引发规模更大、持续更久的冲突。
在一战爆发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应该重新反思人类面临人为错误、突发灾难和偶发事件的脆弱性。所以，在展望未来时，我们也要回望过去。正如马克·吐温（Mark Twain）所言，“历史从不重复，但有韵律。”过去的历史虽然无法为我们提供未来的行动路径，但却会为我们提供宝贵的教训。
全球化的危险与希望
一战之前的那个时代，还是煤气灯和马车的时代。现在看来，那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年代，距离我们似乎十分遥远，但细察起来，在很多方面却与我们这个时代相似。1914年之前的那几十年，如同我们这个年代一样，是一个充满动荡和剧变的时期。电灯照亮了街道，也走入了更多的家庭；爱因斯坦正在研究广义相对论；精神分析等新兴学科开始起步；掠夺性意识形态如法西斯主义的种子已经播下。
全球化—我们通常认为它是一种现代现象，是由国际商务和投资的扩张、互联网的发展和人的广泛流动所造成的—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之一。这与当时的很多变革有着密切关系，即便是世界上最偏远的地区，它们也已经被铁路、蒸汽轮船等新的交通工具和电话、电报、无线电等新的通讯手段连在了一起。就跟我们这个时代一样，在那个时代，全球贸易和投资在大规模扩张。就跟我们这个时代一样，在那个时代，移民潮在兴起—印度人移徙到加勒比和非洲，日本人和中国人移徙到北美，数百万欧洲人移徙到新大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所有这些变化—尤其是欧洲和北美的变化—都被视为是人类进步的明显证据。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而文明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在很多人看来，至少在欧洲，战争将不会再成为解决国与国之间争端的手段。国际法的发展、1899年和1907年分别举行的两次海牙和平会议，以及国家争端中仲裁手段的广泛使用（在1794年到1914年的300件仲裁案中，有超过一半发生在1890年之后）让欧洲人产生了一种自鸣得意的信念：他们已经超越了未开化的野蛮时代。
自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欧洲的确迎来了一段少有的全面和平期，而这也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这种幻觉，一如国家间相互联系的日趋紧密让人们认为战争将不会再发生一样。这是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的论断。安吉尔是一个身材矮小、瘦弱、充满热情的人，他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养过猪，也做过美国西部的牛仔，后来成为广受欢迎的记者。正是因为看到国与国之间经济联系的日趋紧密性，他在其著作《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中指出，战争不会让任何人受益，相反，它还会摧毁所有人。此外，当时的大银行家和知名经济学家也普遍认为，大规模战争将不会长久持续下去，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担得起如此庞大的开支（但现在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足够的用于破坏性目的的资源）。1909年在英国出版并于次年在美国出版的《大幻觉》红极一时，然而它所主张的观点，即战争让人受益只是一种幻觉，却在几年之后成了一个莫大的反讽。
安吉尔和其他人所没有看到的是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负面性。回到100年前，在地主阶层看来，国家之间联系的日趋紧密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国外廉价农产品的进口使他们在经济上受损，而中产阶级和新的城市财阀的崛起则动摇了他们的社会主导地位。因此，很多旧的上层阶级开始走向保守乃至反动，而与之相关的政治运动也由此拉开序幕。另外，由于城市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的服务，所以这些人也被吸引到极右翼运动之中。在资本主义和现代世界的前进道路上，犹太人成为替罪羊，反犹太主义在欧洲蔓延开来。
现在的世界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在欧洲和北美，极右翼运动团体如英国国家党（BNP）和美国茶党（Tea Party）开始崛起，很多抗拒世界变革并为这种变革感到不安的人成了它们的成员或支持者。特定身份的移民—比如穆斯林—已被一些社区视为公开的敌人。
全球化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反哺地方主义和本土主义。基于恐惧心理而建立的“志同道合”的小团体越来越多。比如，互联网就产生了这样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后果：有些用户只会浏览那些与其观点相符的网站，而挑战他们观点的网站则被一概避过，因而视野也就会受到限制。
全球化使得极端意识形态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让那些致力于打造“完美”社会的狂热分子走到一起。在一战之前的那段时期，欧洲和北美的无政府主义者读的都是相同的作品，且有着相同的目标：推翻现存的社会秩序。在某种意义上，那些在萨拉热窝刺杀奥匈帝国斐迪南大公的塞尔维亚人，是受到了尼采和巴枯宁作品的鼓舞与激励。从印度的加尔各答到美国的布法罗，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相互效法，不仅袭击证券交易所、破坏铁路，而且还刺杀他们眼中的压迫者—无论是奥匈帝国的伊丽莎白皇后（Empress Elizabeth）还是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而今，新技术和社交媒体为狂热分子提供了新的平台，信息传播速度更快，而受众也更广。通常，他们会宣称自己受到了上天的启示，而以宗教名义发起的恐怖行动更是层出不穷。由此，我们看到，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乃至英国和北美，一些出身穆斯林家庭的年轻人，投入到狂热的宗教战争中：加入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阿富汗的塔利班或基地组织在北美或也门的分支。
在国家层面上，全球化会让一些原本相安无事的国家进入敌对或仇视状态。一百年前，在一战爆发前夕，世界第一海军强国英国和世界第一陆军强国德国互为最大贸易伙伴。英国儿童的很多玩具，比如著名的铅制士兵，都是德国制造的，而在位于伦敦中心科文特花园的皇家歌剧院，人们也经常听到德国歌剧。此外，这两个国家还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主要人口都是新教徒，而且皇室之间还存在着家族关系。但所有这些并未转化为友谊。相反，德国对英国传统市场的蚕食及它在殖民地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强势，让英国感到了威胁。1896年在英国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德国制造》（Made in Germany）就描绘了一个不详的画面：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正在崛起，它将损害我们的世界贸易，它将危及我们的繁荣。
对于英国，很多德国人也持敌视态度，认为这个日不落帝国及其海军阻碍了德国的发展。于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他的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决定建立一支深水海军，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如果德国商业实力的增强只是让英国感到不安的话，那么这种军事实力的增强已经让它感到了恐慌。
爱尔兰作家厄斯金·柴尔德斯（Erskine Childers）在其于1903年出版的畅销书《沙岸之谜》（The Riddle of the Sands）中描述了一个关于德国入侵英国的虚构故事，激起了英国人对本国战备不足的担忧。当时更有传言表示，德国在伦敦地下埋了很多用于作战的枪支，而在英国餐馆中，有5万名服务生实际上是德国士兵。另外，德国政府也非常担心英国会对它的海军舰队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而德国公众也同样担心英国的入侵。为安全起见，居住在滨海小镇的德国家长还会把孩子关在家里，不让他们去上学。
英德两国的冷静人士希望这种日趋高昂的军备竞赛能够停下来，但作为一种新的决策因素，民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推动两国关系朝着敌对而不是友好的方向发展。虽然德国和英国皇室之间存在血缘关系，但这种关系不仅没有起到改善两国关系的作用，反而还加深了彼此间的厌恶情绪。威廉二世是一个性格古怪、行为乖张的统治者，对舅舅、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从未有过好感，称他是“欧洲十足的密谋者和搬弄是非者”，而爱德华七世则称这个外甥是一个“恃强凌弱者和炫耀卖弄者”。
时下，新兴大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同一个世纪前德国与英国之间的关系颇为相似。就跟那个时代一样，全球化的前进步伐让我们感到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比如，我们被告知，那些国内有麦当劳的国家是不会彼此为敌、彼此开战的。再比如，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在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世界范围内的民主传播和自由贸易是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最可靠保障”。但事实并非如此，随着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各国之间的关系不是日趋紧密，而是走向了敌对。一方面，贸易摩擦与纠纷不断，敏感领域的投资引发猜忌，而对国际市场、资源及影响力的竞争，也加深了大国之间的矛盾。
大众媒体会不会也像20世纪初那样，煽动民众的负面情绪，进而导致国与国之间的敌对状态更难控制？时下，通讯手段越来越发达，而这也让政府应对危机的压力骤增。为迅速平复危机，决策者甚至连制定应对措施的时间都没有。
民族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崛起
时下，国际权力结构的转变同一百年前颇为相似，都是新兴大国对传统大国发起挑战。正如1914年之前相互猜忌的英国和新兴大国德国之间的关系一样，现在传统大国也开始受到新兴大国的挑战。就跟那个时代一样，民意也会挤压政治家的回旋空间。
一旦国与国之间划出红线，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将会变得难以调和。自1979年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政权被推翻以来，美国和伊朗的关系一直处于僵持状态（当然，在巴列维统治时期，两国关系就已产生裂痕）。随后发生的各类事件—包括伊朗劫持美国人质、美国击落伊朗客机、伊朗谋求制造核弹、美国竭力阻止伊朗核行动，再加上各种充满敌意的、火药味十足的宣传，两个国家越走越远。当一国试图缓解这种敌对关系时，比如在去年6月当选伊朗总统后，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就做出了一些缓和举动，但过去那种不美好的记忆往往会成为难以克服的障碍。
对历史的误读和操纵也会激起民族仇恨甚至引发战争。在一百年前的欧洲，民族主义情绪的上涨—上层授意，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民俗学家以远古、近代或当代历史为素材创作仇恨故事，进而激发底层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会让那些有可能成为朋友的国家转而成为敌人。比如，在1914年之前，博学的德国教授向国内民众灌输这样一种观点：条顿人一直受到来自东部的斯拉夫人的威胁。因此，德国和俄国之间的和平也就成了一种不可能。在巴尔干，民族主义情绪也在不断上涨，各种与战争胜败相关的故事将几百年来一直和平相处的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对立了起来。如今，他们之间的这种对立不仅没有得到缓和，而且还呈加剧之势。
如同家庭中一样，最激烈的宗派争端往往发生在彼此最熟悉的派别之间，比如前南斯拉夫的宗教和民族战争、中东地区国家的内战，以及穆斯林世界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冲突等等。弗洛伊德所说的这种“微小差异的自恋性”可能会导致暴力冲突事件。如果一个大国试图成为其他国家的保护国，超越本国边界去保护那些有着共同宗教身份或民族身份的人，那么危险性就会大大增加。一战之前，塞尔维亚为奥匈帝国内部的塞尔维亚人提供资金和武装援助，而俄国和奥匈帝国则在彼此边境挑起民众争端。希特勒也曾以保护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德裔少数民族为借口，将它们瓜分。时下，沙特阿拉伯支持逊尼派以及世界上逊尼派占人口多数的国家，而伊朗则把自己视为什叶派的保护国，支持真主党等激进运动组织，都埋藏着极大的风险性。
附属国的诱惑
在大国的保护伞下，小国之间的仇恨和冲突可能会产生更难预料和更难控制的后果。在一战之前，俄国是塞尔维亚的保护国，它的名义是泛斯拉夫主义，而且还将触角伸向了伊斯坦布尔和黑海海峡。在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时，德国认为，即便引发世界大战，它也必须支持奥匈帝国，于是对俄国宣战。基于过去几十年建立起的联盟和友谊，法国和英国先后加入俄国阵营。几乎在一夕之间，战争就成了另外一种规模。
虽然历史不会重复，但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时下的中东和当年的巴尔干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这里同样充斥着“有毒”的民族主义的组合，战争的爆发将有可能把美国、土耳其、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卷入其中。俄罗斯会不会像当年支持塞尔维亚一样支持叙利亚？如果它选择支持叙利亚，那么其他国家会不会卷入呢？
在保护小国问题上，大国经常会面临一个两难境地：不保护它们，则会失去自身利益；保护它们，则会助长它们的鲁莽行为。而且，这些附属国还经常会背离大国的意志。比如，美国为以色列和巴基斯坦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武器装备援助，但仍无法影响它们的国内政策。高度依赖美国的以色列有时甚至还试图推动美国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而巴基斯坦则为美国的全球头号敌人—乌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提供庇护。
此外，基于不同的立场，人们对国与国之间的联盟和友谊也有着不同的解读。在1914年之前，德国的政治家认为法俄之间的军事协定是以摧毁德国为目的的。时下，巴基斯坦人认为印度和阿富汗的联系已经威胁到了它的利益，而在美国看来，中国在中亚、非洲和拉丁美洲影响力的上升则是对它的一种挑战。
更糟糕的是，无论介入冲突会给自身带来多大风险，也无论附属国如何折腾，大国都不愿意放弃它们的附属国，因为这样做会让外界认为它们软弱可欺或优柔寡断。在1914年之前，大国讲的是荣誉。一百年后，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重拾话题，但他讲的是美国的信誉或威望。不管是荣誉还是信誉或威望，从根本上讲，都是一码事。
和平的自满
同一百年前的先辈一样，我们现在也认为大规模的、穷兵黩武的战争将不会再发生。无可否认，在世界各地，冲突和杀戮仍在上演，但很多都是内战、民族战争和宗教战争。自1945年以来，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较先前大为减少，即便有一些战争，伤亡人数也无法与两次世界大战相比。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造成至少50万人死亡）和非洲大湖地区的区域性战争是近30年来少有的例外。
简而言之，我们已经习惯将和平视为一种正常事态。在冲突发生时，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够介入，尽快控制并结束冲突。但事实未必如此。法国著名社会活动家让·饶勒斯（Jean Jaures）对此有着深刻理解。在20世纪初，他曾竭力阻止法国军国主义的崛起，后遭民族主义分子暗杀。“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欧洲经历了很多的危机。”他在一战前夕说道，“由于这些危机都没有引发战争，所以人们认为战争已经不再是威胁。而对于习惯了的巴尔干冲突，他们也变得越来越不关心。”
作为一个整体，国际社会已经创建了致力于平息冲突和制止侵略的机构。事实上，这些机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欧洲列强创建的“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就为1815年之后的欧洲带来了近一个世纪的和平。但要记住的是，这样的机制并不会永久存在下去。人会变老，机构也会变陈旧。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各国嘴上不说，但它们不再相信一致的协调行动能够避免冲突。而最终的结果就是，世界秩序开始解体，而灾难性后果也随之而来。
1908年，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此举激怒塞尔维亚，因为在波斯尼亚人口中，有大约44%是塞尔维亚人。德国向作为塞尔维亚保护国的俄国施压，要求让步。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道：“德国此举的方式和方法—我是说针对我们的方式和方法—是粗鲁的、不可原谅的。”但最终，他还是作了让步。而在1914年危机爆发时，一向表现软弱、更喜欢和平的尼古拉二世及其幕僚做出决定：这次俄国既不会屈服于德国的压力，也不会屈服于德国盟国奥匈帝国的压力。1911年，意大利公然违反欧洲各国达成的关于维持奥斯曼帝国完整性的不成文规定，侵占了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这两个北非省份—现为利比亚领土。对此，欧洲列强虽然心怀不满，但也未采取任何干预行动。在1912年和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中，虽然欧洲列强达成了一个协议，但彼此之间的对立越来越严重。到1914年一战爆发时，它们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当前的国际秩序是不是也呈现出了一种日渐衰微的趋势？在某种程度上，现在的联合国或可视为欧洲协调的继承者，在干预冲突与恢复和平方面的确发挥过一些作用。但在安理会，作为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和中国经常会对联合国的干预行动投反对票，在它们看来，这是西方国家借干预之名谋取私利。就叙利亚而言，阿萨德我行我素背后就有俄罗斯和伊朗的支持。对于阿萨德使用毒气的指控，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和他的外交部长均以“荒谬”回应。
最后的威慑
在英国外交官弗朗西斯·伯蒂（Francis Bertie）看来，战前军备竞赛实际上是一件好事。在与国王乔治五世交谈时，他说：“要想维持大国之间的和平，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彼此产生畏惧心理。”然而，他所坚信的这个早期版本的“确保相互摧毁”的理论却是错误的。当时欧洲的很多军官都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他们或认为战争时机有利，或认为他们能够赢得战争。但“冷战”时期不同。在该时期，美国和苏联掌握了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核武器，确保相互摧毁是有效的。鉴于原子弹和氢弹的巨大威力，美苏双方都不敢贸然发起核战，因为在这样的战争中，没有赢家只有输家。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威慑还有效吗？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有着潜在危险的新时代。现在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已经达到9个，而其中就包括脆弱的巴基斯坦和鲁莽的朝鲜。另外，除伊朗之外，日本等其他很多国家也有可能追求核武器选项。这将会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非常危险，因为它有可能重新创造一个引爆巴尔干战争的火药库，只不过这一次爆炸后产生的是蘑菇云。
即便所有国家都认为核战非明智之举，且都远离核战，但常规武器战争也存在很大的危险性。而对于这种危险性，很多军事领导人并不了解。如同1914年之前的那个世界一样，我们这个世界也在经历巨变，而人们对未来战争的认识也才刚刚开始。
一百年前，很多军事家和文人政府对那场即将到来的战争的认知就出现了严重偏差。长期的和平推动了欧洲科技的巨大进步，而科技进步的一个后果就是：战争的代价越来越高昂，人的生命越来越脆弱。就杀伤距离而言，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杀伤距离仅100码（约90米），而到1914年时，杀伤距离已经超过1000码。此外，步枪、机关枪和大炮等新式武器的射速、准确度、威力也都有了大幅提升。在一战之前的几场小范围战争中，比如1861年—1865年的美国内战、1870年—1871年的普法战争和1904年—1905年的日俄战争，都清楚表明这种变化将意味着什么。对于发起进攻的士兵来说，他们的生命安全将遭受更大的威胁，而防守方的士兵则相对安全，因为他们可以躲在战壕中，而且有沙袋和铁丝网的保护。然而，即便是欧洲最优秀的参谋部也拒绝面对这个新现实。因此，在始于1914年的那场战争中，欧洲列强无一例外都采取了进攻策略。正如一名英国少将在1914年所言，“对英国人来说，在战争中采取防守策略是不可接受的。”这种随心所欲的盲目举动让英国以及其他很多国家的士兵付出了惨重代价。
我们这个时代也存在一种谬误。随着科技发展的突飞猛进，人们认为快速的、聚焦式的、压倒式的军事行动—“外科手术式打击”和“震慑与畏惧”—足以在短时间内结束冲突，并可赢得决定性胜利。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初期，美国就采取了这种低成本的军事策略。
但现在的问题是，非对称战争越来越多—作战一方是装备精良的、成建制的武装力量，而另一方则是装备低劣、分散作战的反叛分子，他们的活动地域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个地区，而是遍及整个大陆乃至全球，且与地方军阀、宗教势力或其他利益团体交织在一起。阿富汗和叙利亚就是明显的例子，针对当地恐怖势力或叛乱武装的军事行动很难取得真正意义上的胜利。
军事行动的最终目标一定是为了实现预定的政治目的，要么是通过提供安全赢得当地民意，要么是让冲突各方走到谈判桌前，要么是让世界普遍认同其军事行动的正当性和正义性。那些认为采取“精确打击”就足以赢得战争的人，实际上是走在了一条错误的战争道路上。
失败的统治者们
就当时的统治者而言，若换一批人，一战或许可以避免。1914年的欧洲需要俾斯麦或丘吉尔式的强力人物。但事实恰恰相反，当时主要大国的统治者要么内心软弱，要么优柔寡断，要么缺乏远见。在危机爆发之初，威廉二世是倾向于支持和平的，但他也知道，他被他的将军们称为“胆小的威廉”（Wilhelm the Timid）。因此，在1914年，当德国将军敦促他对俄国率先发起攻击时，他害怕让人看出他内心的软弱。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在斐迪南大公遇刺之后，德国立马开出了一张“空白支票”，承诺全力支持奥匈帝国。威廉二世不止一次表示：“这次我不会让步。”在奥匈帝国，主战派现在也已占据上风。这是因为主要的主和派人物已经被除掉了，而这个人正是被刺杀的斐迪南大公。说起来，这多少有些讽刺意味。至此，只留下年迈多病的弗朗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f I）独自对抗整个鹰派。
同德国一样，俄国的尼古拉二世也是一个手握重权的软弱统治者。同样，他也害怕让人看出他内心的这种软弱。虽然不愿意发起战争，但最终他还是让步于主战派，并下令发起全国总动员。如此一来，俄德之间的冲突也就变得不可避免。
对英国政府来说，如果在危机爆发之初就采取坚决行动，或可对德国形成一种震慑，但当时它正全力关注爱尔兰内战，而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则被卷入桃色丑闻，无暇他顾，未能遏制战争爆发势头。在大西洋彼岸，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惊愕地看着欧洲所发生的一切，但当时他更关心身患重病的妻子，而且认为美国没有理由介入这样一场纷争。
与1914年时的各国统治者相比，50年后的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表现或会让他们感到汗颜。在世界面临更大威胁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这位年轻的美国总统在与苏联的对抗中获得胜利，不仅维护了美国的利益，而且也延续了世界的和平。
时下，美国仍面临众多挑战，比如来自俄罗斯的挑战。俄现任总统普京是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比起当年那个不幸的沙皇尼古拉，他更加强大，也更难对付。同当年的威尔逊一样，现任美国总统也是一个伟大的演讲家和富有远见的领导人。但现在，他也面临威尔逊所面临的问题：解决国内两党纷争。从现实角度看，现在奥巴马领导的美国更像是1914年阿斯奎斯治下的英国，由于国内分歧太大，它不愿意或已无力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积极的和建设性的角色。
国际警察的更迭
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英国扮演了世界领导者的角色，但最终它发现，世界对它的需求太多，而它付出的代价太大。因此，在二战之后，英国人民不愿意它再扮演这样的角色，而英国的经济也无力支撑它继续扮演这样的角色。
此时的美国已经做好了维护国际安全和世界稳定的准备。西奥多·罗斯福（Teddy Roosevelt）和伍德罗·威尔逊虽然是两种类型的人，但却有一个相同的信念：美国对这个世界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我们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罗斯福说，“我们必须承担起这样的责任。”自此之后，虽然国内孤立主义情绪时有抬头，但在大多数时候，美国都是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从参加二战到“冷战”时期遏制苏联再到当下的全球反恐战争。
今天，虽然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实力已经有所下降。它不仅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遭遇军事挫折，而且也已很难找到坚定盟友，去年的叙利亚危机就是一个例证。鉴于可信赖的朋友越来越少，潜在的敌人越来越多，美国现在正考虑要不要重新回归孤立主义政策。
同当年的英国一样，现在的美国是否也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如果美国不再扮演世界警察角色，那么哪些国家将有可能主导国际秩序？这对世界和平的前景意味着什么？
未来谁会成为世界警察，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俄罗斯致力于恢复前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但它首先需要解决经济不振和人口数量下滑的问题。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但它的战略重点可能主要在亚洲。当然，为确保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它也会把目光转向更远的地区，比如非洲，但它可能不会介入与自身利益无关的冲突。欧盟也在谈论世界角色的问题，但从目前看，它并没有发展军事资源的强烈意愿，在外交政策上，内部也存在很大分歧。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更多的是一种理论层面而非现实层面上的国家组合。
或许，只有当真正的危险到来时，世界主要大国才会结成联盟，采取一致行动，共同应对挑战。但从历史上看，这种缺乏准备的临时行动—如果有的话，往往会让我们付出惨重代价。在一战爆发一百周年之际，除了反思我们人类的错误之外，我们还要反思，怎样才能建立一个真正稳定的国际秩序。
（作者系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院长，英国前首相劳合·乔治的曾外孙女）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