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投资时报》
文｜《投资时报》记者 曾娟
“是不是像电影《冷山》的风光？”
“我看一点都不输给罗马尼亚！”—罗马尼亚恰是《冷山》拍摄地。
一辆挂着“湘A”的小车在山路上穿行。车内人为窗外风光倾倒。
这是2014年5月，安徽黟县碧山村。碧山山高田广，阡陌如绣，村内则有保存完好的明清时期古民居和祠堂百余座。与之临近的世界文化遗产—以宏村、西递为代表的徽州古村落，早已经成了旅游胜地，熙熙攘攘，喧嚣嘈杂，而碧山则清寂许多，尽管历史上这里也曾有过显赫的位置—据《新安志》记载，隋开皇十二年（592年），改新安郡为歙州，设州治于此—但是在今天，它却正变得鲜为人知，只是一些艺术家心目中的采风圣地。
车上坐着的一拨人，来自湖南的艺术家和实业界人士，自称“湘湖交流团”，他们是受“碧山计划”发起人欧宁、左靖邀请，前来考察“碧山共同体计划”。
所谓“碧山共同体计划”，是欧宁、左靖发起的一场实验，旨在通过知识分子回归乡村，探索集土地开发、文化艺术产业、特色旅游、体验经济、环境和历史保护、建筑教学与实验、有机农业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新型乡村建设模式。
可以说，这是新时期的一个乌托邦计划。
耕者
抵达碧山已是傍晚。村庄不大，房屋错落有致，依田而建，白墙黑瓦，鳞次栉比。
远远地，一辆电瓶车朝我们而来。黟县满大街的电瓶车，在碧山还是罕物。稍具耐心，倒能看见务农的马车。外来者眼里，碧山的任何细枝末节都能展开浪漫主义抒情。
“欧宁，之前《天南》杂志主编。”长沙熬吧读书会创始人王来扶挨个引荐。
欧宁个头不高，光头。跟当地人一样“标配”，随意地穿着T恤、短裤。互相致意时，要不是他浓浓一口广东乡音，根本无法与此地村民区分开来。
“试试碧山的毛豆腐、水蕨。”美食一定是当地的、时令的。
整个晚宴上，欧宁话语不多，偶尔尽地主之谊寒暄，更多时候耐心地听其他人讲述。有书吧负责人、媒体人、艺术品经理人，以及他邀请的斯洛文尼亚摄影师老马。凭着多年积累的人脉资源，欧宁聚拢了一些像老马这样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他们是“碧山共同体计划”的重要参与者。
这批人是中国逆城市化潮流中的先行者。一个显著的趋势是，未来十年内，回归乡居生活、逆城市化将成为中国城市居民的潮流。按照他们的说法，当人们厌倦了城市的喧闹生活，便希望开始实践新的农业生活方式—或者说会恢复这种生活方式。
毫无疑问，他们创建“碧山共同体”，是基于对农业传统的忧虑和对过度城化的批判立场。这是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离城返乡、回归历史、承接本世纪初以来的乡村建设事业，在农村地区展开共同生活，践行互助精神，减低对城市公共服务的依赖，以各种方式为农村政治、经济和文化奉献才智，重新赋予农村活力，再造农业故乡的构思。
乡村建设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晏阳初、梁漱溟等人。梁漱溟认为，“中国是一个散漫的乡村社会，西洋阶级拿得住这个海陆军，中国乡村人哪有这个力量？外力之破坏乡村尚属有限，我们感受外面刺激而起反应，自动的破坏乡村，殆十倍之不止。”延续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在梁漱溟看来功德无量。
梁漱溟所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是试图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改造，寻找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路径。这位“中国最后一位儒家”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必须以农立国，从农村入手，以教育手段，以改良主义的方法来建设乡村，改造社会。
他的这套理念是欧宁、左靖碧山乡村建设的思想源泉。
最早到碧山定居的“知识分子”，是郑小光与寒玉。这对诗人夫妻最开始在西递投资100多万元，亲自对一栋明代的三层建筑进行改造，名为猪栏酒吧乡村客栈，集酒吧与客栈于一体。但随着西递旅游业发展以及猪栏酒吧名声鹊起，郑小光感到无所适从。“亲朋好友聚会进来都要交门票，不适合生活。”他们索性决定撤离西递移居碧山。之后，在碧山相继开设了猪栏酒吧二吧与三吧。
郑小光是左靖在安徽学生时代的语文老师。2007年，欧宁、左靖造访徽州农村，受邀相聚碧山。他们被这里的自然风光、文化和历史遗存吸引，遂计划在碧山村创建“碧山共同体”，推动、改变农村地区的经济文化生活。他们希望在北京798和上海莫干山这类城市改造和再生模式之外，拓展出一种全新的徽州模式。
“来碧山前，我跑了很多地方。去了福建培田、云南拉市海、河南南口、河北定县，以及江苏的一些农村，最后选了碧山。”欧宁说。
艺术家们下乡，在过去被表述为“采风”，即到农村去采集创作灵感。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对农村的索取，即便时有回赠，也只停留在对某些文化遗产的整理和传播，而较少在政治、经济层面对农村社会作出贡献。而欧宁动员各地的艺术家们前来碧山，一方面展开共同生活的实验，尝试互助和自治的社会实践，同时也着力于对这一地区源远流长的历史遗迹、乡土建筑、聚落文化、民间戏曲和手工艺进行普查和采访，在此基础上邀请当地人一起合作，进行激活和再生的设计，除了传承传统，“更希望把工作成果转化为当地的生产力，为农村带来新的复兴机会”。
“之前去过台湾做过一些考察。台湾农业在保存、恢复传统的小农经济上做的很不错，而且在台湾岛内引发了一股知识分子返乡运动。大批人离开大城市回到家乡去农村工作。”欧宁说。
显然，这让他看到了“碧山计划”的无限可能，也呼唤着一群毫不相干的水手登上了看得见风景的大陆。
目前，“碧山计划”是欧宁全力以赴的事业。不久前，他卖掉了大城市里的车子、房子，举家搬迁碧山，姿态有点决绝。“所有的钱都花在这里了。”他说要融入碧山，做好“村民”，并给自己的房屋取了个接地气的名字—“牛院儿”。
“碧山计划”启动后，他们邀约了国内外众多艺术家、建筑师、乡建专家、作家、导演、设计师、音乐人，与致力于乡土文化研究的当地学者、民间手工艺人和民间戏曲艺人进行了两个月的协作实验，共同拓展乡村建设的生存空间。同时，还在碧山之外的美术馆等空间，搬演与再现乡村生产与生活的某些场景，以唤起人们对乡村建设的关注。
最初，很多村民不知道欧宁来这里干什么。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个外地人竟然还在自家厅堂里保留着古徽州的“老三件”传统摆设。那天，他就在家里开了个座谈会，讲他来碧山的目的。村民挤满了“牛院儿”的厅堂，背后是家家户户都曾摆设过的摆钟、花瓶、镜子，寓意“终生平静”。
欧宁还在村里的大礼堂给大家放了碧山计划的纪录片。“我想跟村民们讲，我们来这里不是来做开发的，是想来这里做乡村建设的。”他说。
欧宁还将南京“先锋书店”引入碧山，在一座老祠堂里开设了“碧山书局”。这是一间真正的知识分子书店，或者说一间学院式的图书馆，选书质量不亚于北京的那些知识分子书店。读书与休闲相结合，楼下免费阅读，楼上喝茶、休闲，体现出一种全新的乡村休闲生活方式。
引入碧山书局的初衷，是为当地村民搭建了一个了解外面世界的桥梁，重新唤起村民对家乡独特文化和环境的关注，让农民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产生自信，通过文化建设改变乡村面貌。欧宁还把自家的“牛院儿”建设成了“水牛学院”，举办教育和讲座项目。如今，这些已成为碧山村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他们发起的“碧山丰年祭”也引起了广泛反响。
“丰年祭”是一个古老的仪式，用以向祖先神灵祷告，祈求保佑农作物顺利收获。欧宁他们希望借用这一名称，恢复和重建传统的乡村公共生活，并赋予它新的内涵。同时，他们也将“碧山丰年祭”作为一种全球化和在地化的交集实验。
在为期数天的“丰年祭”活动中，村民身着原始风味的“稻草装”表演祭祀舞蹈，集中展示黟县34项民间手工艺，邀请全国著名诗人在祠堂为当地孩子讲解诗歌和文学……
按照他们的想法，在今后每年一度的盛会中，将进一步融入当地生活和参与当地建设，将“丰年祭”办成与乡土生活紧密相关的、真正属于当地乡民的嘉年盛会。
最近他们又发起了一项“黟县百工”项目，以图片、影像的形式展示当地34项传统民间手工艺，如养蚕、榨油、黟县小调、做火桶、打斗笠等。欧宁在思考如何提高传统手工艺的生产效率，以便让产品价格更亲民，帮助村民增收。当然，在他们看来，“黟县百工”更大的价值还是在于对传统乡村文化生活的恢复。
“像碧山这样的农村，急需建立一种新的处理公共事务、维系村民联系的模式。这涉及到农村政治形态的建设，但是这种建设的空间在中国农村很小。”欧宁说。
还好，实施过程让欧宁松了口气：“碧山的领导者比较开明，算好打交道。”
争议
但是争议一直存在。
参与“湘湖交流团”到碧山考察的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叶强认为，乡村建设应该从产业政策、农村治理、人口政策、金融支持等多方面入手，形成一个完整的思路。“乡建本来就不是几个设计师、投资家、艺术家的试验品，而是一个真正的社会治理改革，必须要有系统的设计，才能把农村建设成真正农村的样子。”他说。
文化观察者陈豪想象着另一种可能：“欧宁、左靖们还需继承中国传统乡绅‘保护型经纪’的智慧，代表村民去与国家沟通，在顺应时局的基础上，对基于乡村个性资源的建设作出必要的修正、辅助。这才是理性的村民自治，也才是真正可以存在与持续的自治。”
而最近，碧山村的村民或许并未意识到，他们宁静的村庄最近在网络上“并不太平”—
2014年7月，哈佛大学女博士周韵在结束碧山考察交流后，发表了一篇文章—《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认为碧山计划只是一场精英主义式的自我陶醉，并提出质疑：远离村民的乡村建设值得信赖吗？7月5日，欧宁发出回应文章，对碧山计划进行辩护。随即，网友各自站队，微博大V也加入探讨。碧山陷入了一场互联网口水战。
在一些人看来，欧宁这次有点儿“没忍住”。
面对拇指党居高临下的“指点江山”式批评，欧宁也觉得“憋屈”。三年来，碧山计划不乏批评声音，各界质疑总是惊人的相似。在他看来，多数人忽略了他们在碧山做过的实事。
周韵认为碧山计划是“中产阶级品味”、“沽名钓誉”。这位女博士在微博上指出，在整个计划中，精英知识分子标榜的是“远离资本”建立“落地的乌托邦”，村委会不断强调的是“发展碧山村文化产业”，是请城里的“老师”来“打造我们包装我们”，建立农耕文化博物馆，“打造文化村、休闲度假村的建设”，普通村民的说法又是另外一套，“就是一群城里人来我们这买房子建房子，和我们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在这个“共同体计划”中，精英知识分子、乡村治理者、村民这三大主体的诉求是脱节的、互不关联的。
欧宁回应说：“做事并不意味着可以等着收获赞美，在农村住着做碧山计划并不能让我天然具有道德优越感。我努力做好，也许想头太大，也许个人能力或现实条件有限，但我试着尽力。”
“碧山计划想做的事可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乡村建设、文化生产和社会工程，前者是希望接续民国以来晏阳初和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实践，第二是我们的能力范围内比较擅长的，第三是探讨艺术与社会互动的可能性。”欧宁说。
但是碧山实验还是被赋予了更多的符号意义。当人们将碧山实验与梁漱溟们的乡村建设之间划上一道连线，欧宁就不得不面对更多的追问了。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建立在他对中国社会特殊性的认识的基础上的，被很多人认为是复兴中国的一剂长效药。而当今的乡村建设倡导者，不仅面对着梁漱溟们曾经面对过的问题，还面对着中国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涌现出的更多问题。他们必须对此有充分认知，才能在这个时代找到自己的位置，担负起自己的使命。
面对举步维艰的乡建，“湘湖交流团”的发起人孙麟说：“我在做乡建的时候，经常觉得自己像一只趴在窗户上的苍蝇，外面是一片光明，但是被玻璃挡住了，飞不出去……”
我们希望欧宁能够飞出去。（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