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伟志
一
1984年1月，33岁的王石骑着一辆自行车路过深圳国商大厦，看到很多警车、警察和聚集的人群。一打听，才知道邓小平来到了深圳。他后来回忆说，“我感觉干大事情的时候好像到了。”
很快，这位年轻人用自倒卖玉米赚的钱成立了一家公司，“除了黄、赌、毒军火不做之外，其他都涉及了”。这便是后来的万科。
1984是中国改革的“小高潮年”，空气里流淌着躁动和激情。“小平南方视察”以及经济特区的示范效应，吸引了一大批先知先觉者纷纷“下海”改写人生。“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正是当时的流行语。
这一年，柳传志在在中关村的一间传达室里创办公司，张瑞敏开始改造青岛日用电器厂，李经纬推出“东方魔水”，南存辉和同学胡成中投入5万元创办求精开关厂，刚刚从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的李东生则在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开辟了自己的工厂。
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企业家群体中的领军人物。也因此，1984 被人们称为“企业家元年”。
从这一年开始，在这一代企业家的带动下，整个国家的气质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用张维迎的话说，他们不仅是企业的灵魂，也是经济增长的国王，更是时代的英雄。他们用自己的成就，为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实的背书。
此后，他们和更多的后来者，克服重力拼命提升自己，纵横跌宕三十年，苦辣酸甜，谈论不尽。
二
以上这段历史，被陈海和金凌云写进了《1984》这本书里。注意，这个世界上有两本《1984》，一本是乔治·奥威尔的，一本是陈海和金凌云的。
奥威尔的《1984》描绘了一个假想的、令人窒息的极权主义社会，而真实中国的1984，却有一种突然而至的宽敞与明亮，商业力量初兴，思想启蒙初始，一副生机勃勃的样子。
两本《1984》，实际上是截然不同的两条历史发展路径。
陈海是我的朋友。我们2009年4月在四川的一个活动上第一次见面，一拍即合，当年10月便各自辞职，约上另外几个朋友合伙创办了一本杂志。从这一年开始，这位曾经的《南方周末》调查记者、《中国新闻周刊》副主编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位知名的商业作家，专注现当代商业研究。在《1984》之前，他还出版了《九二派》，那本书写的是1992年小平南方谈话后一大批官员和知识分子下海创业的历史。
陈海和金凌云这本《1984》，记录了一段英雄辈出、波澜壮阔的历史，勾画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企业家的群像，自有其史料价值。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商业中国的方法论。
这本书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在中国是如何蕴育和成长的？2、既然市场是企业家出现的必要条件，而产权又是企业家成长的关键，那么产权与“企业家才能”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们携手回到当代中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3、企业和企业家的价值观为什么重要？为什么要实践企业公民？
无疑，这本书受到了张维迎和周其仁学术思想的很大影响，它用大量的笔墨，记述了三十年间诸多企业产权纠纷与控制权之争，其中包括万科历史上早就遭遇过的所谓“野蛮人敲门”事件。
了解这段历史，就能看清时下这次万科之争，你就会明白，这其实是一个大时代的问题。聪明如柳传志，与大股东中科院几经博弈，才共同解决了产权与控制权问题，另一智者张瑞敏，刚一伸手即身陷改制泥潭（杨绵绵一语道出个中酸涩：企业发展太快，大了不敢分了），刘永好兄弟在压力下甚至差点将企业无偿捐给政府。小心驶得万年船，在那种时代氛围中，你就是给了王石更多股权，估计他也不敢拿。因此，现在指责王石过去30年在所有制问题不断犯错，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王石接受了历史赋予他的角色，至今仍然相信自己还能出色扮演这一角色。但是这部历史大剧的导演，以及舞台下的观众，早就换掉了。
三
我们无法继续浪漫化这一群人的风云际会。
做过多年财经媒体的人，对企业家群体的评价，总体上积极正向。他们既是我们的读者，也是我们的作者，还是我们的客户。在报道他们的时候，为了保持中立，我们会尽量把好的事情说坏一点，把坏的事情说好一点，但总体上，态度是友善的。
正和岛创始人刘东华说，企业家不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且也是这个时代最卓越思想的源泉，对待他们的功绩，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对此我也认同。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社会都在崇拜、追捧企业家，诸多大佬一度被神化。我们或多或少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过，似乎是从2008年开始，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突然进入了一个景气下行的时代，企业家群体开始面临祛魅危机。
以我个人经验，让我们这些财经媒体人也参与到祛魅行动的引爆点，是那些我们曾经不吝溢美之词的名牌企业，为我们生产了添加三聚氰胺的“毒奶粉”。这一事件所引发的恐慌、悲伤与愤怒，让人们开始重新评估那些为创造社会财富作出巨大贡献的企业家们。这种怀疑情绪迅速蔓延，让整个中国企业界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这种打击甚至远远超过当时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因为这一事件，几乎砸掉一个社会对企业家的支持。
我们一直相信，企业家群体的出现和成长改变了中国，他们是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参与者、推动者，是中国奇迹的创造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作为一支积极的变革力量，人们对他们寄予厚望。他们也曾经急切地谈论社会责任、公共责任，但是最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却没有承担起自己分内的职业责任、道德责任。我们为之奋斗了30年的现代化，难道就是这个样子吗？
这个观点，我写进了当年我所服务的《经济观察报》的年终特刊。
甚至于，那些一度口碑良好、产权结构清晰、没有“原罪”压力的、高科技领域的新一代企业家，也有人在“毒奶粉”事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同谋，这就是我们冀望的最有可能赢得世界性声誉的新型企业家群体？——而且直到现在，类似情况仍然存在。
当时，我们希望有人出来承担责任，即便他真的“不知情”。我们相信，如果有一个人站出来承担责任并发起反思，就有可能完成对整个阶层的救赎。或许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里，让企业坚守道德底线、严格履行合约，似乎有些苛刻。有人会说，你怎么能指望一家商业机构出淤泥而不染？但是我们一直认为，企业家在社会结构中处于重要位置，影响着社会价值体系的塑造，他们当然要担当起道义与责任。遗憾的是，我们只看到过一些无关痛痒的道歉，更多的则是叫屈不迭、流泪求助。
四
从那之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裂痕似乎就加大了。及至今天面对万科之争，当我们互不信任，还怎么好好说话？
当然，企业家不可能独自承担责任。一个社会出现了问题，人人都有一份责任。我们痛痒相关，可能都不清白。我们应该更多检讨自己，并负起每个人自己的责任。
企业家的责任，就是要成为市场经济的信仰者、市场规则的践行者，而不是权力资本的拥趸。企业家应该成为有恻隐之心、廉耻之心的社会公民，而不是被社会嘲讽甚至仇视的对象。
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的政治家也负起自己的责任，这种责任不仅仅体现为亲商、清廉，更应该是勇于反省、敢于担当、有着特殊信念和道德勇气的人，引领社会往正确方向前进。
而我们，这些做媒体的的人，也要负起自己的责任。在一个尚未成熟的多元结构社会中，我们应该学会更有建设性的表达技巧，而不是热衷于撕扯。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对一部分人的爱转换成对另一部分人的恨，而应该在宽容的基础上，唤起全社会对现代文明的理解与信任。
我们所有人，在这个技术上互通互联的时代，更不能用嘴上的风暴中断社会的联结。我们都应该具备对话与妥协精神。
那么，在眼下的万科事件中，我们都是怎么做的？
五
陈海是贵州人，最喜欢喝茅台，在他看来，白酒只有两种，一种是茅台，一种是假茅台。还好，在写《1984》的时候，他的价值观、方法论没有这么二元对立。他敬往事一杯茅台，往事敬他一杯醇酒，而不是假茅台。
印象中的贵州人，在喀斯特地形上长期与天斗与地斗，形成了一种隐忍固执的性格特征。相对而言，陈海更兼容并包一些。这些年他经常换挡，改变着人生的速度，但依然带着问题认真生活。比如，如何能踢出贝克汉姆式弧线，如何能用微波炉做出回锅肉，如何在不伤害你的前提下告诉你，你喝的真的是假茅台……
他也试图把这种态度带入到自己的写作中。比如这本《1984》，因为感情过于饱满，导致叙事不太松弛，但其最大优点是，无一字无来历。
这是一本向王石一代企业家致敬的书。这一代人配得上更热烈的掌声。这更是一本向那个时代致敬的书。1980年代上半叶，社会上权力比较分散，还没有形成什么利益集团，所有人都在靠自己的眼光、本事、冒险精神打拼，整个国家充满朝气，一切皆有可能。
年与时驰，我们无法回到那个时候了。怎么办？向前看吧。
电影《1942》结尾时，已经家破人亡的老东家说，“我当过财主，知道如何干到财主，去了陕西还是财主。”
所以，永远也不要丧失希望。只要这个社会有着企业家出现的必要条件，比如私有产权明晰、公司治理规范、公权力受到必要约束，有才能、有担当的企业家就会层出不穷，我们依然有可能迎来又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
所以，这本书的那个副标题颇有深意：企业家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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