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经网
一个连私人聚餐都要报备的律师群体，如何能挺直腰杆为公民权利辩护？
2025年6月8日，安徽一则要求律师“宴请需报备、一律禁酒”的通知四处流传，引发行业震动。
通知要求：党员律师向司法局报备宴请，非党员律师向律所报备，并明确禁止饮酒。
“骇我一跳，晚上喝两杯，压压惊。”重庆一位律师就此调侃。
这一政策被质疑混淆了律师职业与公职人员身份，也混淆了权力与权利的界限，折射出公权力对民间生活过度干预的倾向。
身份错位：律师≠公职人员
律师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一员，与公职人员有着本质区别。公职人员手中掌握着公权力，其行为直接关系到公共利益和政府公信力，对他们进行严格的吃喝限制，防止权力寻租、以权谋私，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律师虽然也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其本质却是提供法律服务的自由职业者。
根据《律师法》规定，律师依法独立执业，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将针对公职人员的“禁酒令”简单移植到律师群体，暴露出政策制定者对法律职业属性的认知偏差。
“最严律师禁酒令”
这种偏差在具体执行中更为明显。某地司法局要求律师“工作日晚餐禁酒”，却未界定“工作时间”外延——律师加班研讨案件后的私人聚餐是否算“工作相关”？某律所要求报备“所有三人以上聚餐”，但家庭聚会是否也要备案？这些模糊地带让律师陷入“自我审查”困境。
更荒诞的是，某地律协督查组夜间突袭餐厅抽查律师饮酒情况，被舆论批评为“执法权滥用”。
此类政策的法律依据同样存疑。《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没有法律依据的行政处罚无效”。目前尚无全国性法律授权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私人聚餐进行监管，地方性“禁酒令”的合法性基础薄弱。2024年重庆某社区“禁办酒席”事件中，当地政府最终承认“缺乏法律授权”，被迫撤回通知。
矫枉过正的治理逻辑
这种公权力过度介入民间生活的现象，反映出一种不良倾向。公权力的行使应当有明确的边界，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整治违规吃喝，本应针对公职人员中存在的“奢靡享乐”“拉帮结派”“权力寻租”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而不是随意扩大范围。
当公权力过度干预民间领域，会让民众产生不安感，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和活力。
其实，“禁酒令”的扩大化，折射出运动式治理的惯性思维。
各地律师竞相学习“违规吃喝”
近年来，公职人员违规吃喝整治取得成效，但部分地方将“经验”盲目推广：一是主体泛化，从公务员扩展到教师、医生，最终波及律师；二是场景扩大：从公务接待延伸到私人聚会；二是标准模糊：从“严禁酗酒”升级为“滴酒不沾”。
这种“一刀切”做法违背比例原则。广西某法院对缓刑人员发出“禁酒令”时，至少限定了“因酗酒犯罪”的前提。而律师群体中，99%的执业者从未因饮酒引发职业违规，却要承受全员监管成本。
更值得警惕的是监管手段的异化。一家律所设立“酒精检测岗”，律师上班需吹气测酒。这些措施名为“管理”，实为对人格权的侵犯。《民法典》第1032条明确保护“私人生活安宁”，司法机关却在带头突破法律边界。
权力越界的深层危害
当公权力无序扩张，势必产生连锁反应，比如职业伦理混乱、法治生态恶化、社会治理失效。
律师是法治社会的“啄木鸟”，其职业独立性是监督公权力的重要保障。当律师自身成为监管对象，法律职业共同体将失去制衡力量。历史经验表明，对律师群体的行政化管控，往往伴随着法治建设的倒退。
参照《立法法》第80条，禁止部门规章减损公民权利。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的监管，应严格限定在《律师法》第48条规定的“执业行为”范畴，不得介入私人生活领域。
全国律协已制定《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对“不当交往”有明确界定。应充分发挥律协的行业自律功能，避免行政力量越俎代庖。北京某律所试点“职业道德委员会”，由资深律师评议疑似违规行为，
律师手中的法典，既是维护当事人权利的武器，也是抵御公权扩张的盾牌。当法律人自己都需要“饮酒备案”时，这个社会的法治温度恐怕已降至冰点。
毕竟，一个连私人聚餐都要报备的律师群体，如何能挺直腰杆为公民权利辩护？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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