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浣非：新一轮金融开放，中国要在哪些方面下功夫？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23期）
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在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方面，去年年底宣布的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要确保落地，同时要加大开放力度，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
中国正在开启新一轮金融开放的大幕，中国的金融开放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证明，开放不仅是一国参与国际交往的必然路径，也是提升自身发展能力、发展水平的必然过程。
>> 金融开放分为哪些层次？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金融开放一直采取“先进后出”的模式，即先放外国资本进来，之后是本国资本走出去，本国资本走出去亦有国有资本先出、民营资本随后的次序。
就“进”的程度而言，中国也秉持了很多经济体的习惯做法，采取了分层次开放的策略。
最初允许外资来华开设机构，但对机构的存在形式、存在地域、经营范围及股权比例设定限制，即不让外资控股金融机构，机构只能在限定的服务范围、区域开设，同时对国内金融机构“网开一面”，默许其以“跑马圈地”的方式占领市场。这实际上是一种对外资设防的开放，这种开放表面上热热闹闹，但金融业只处于一种低水平的同质竞争状态中，这种市场开放的结果不仅压制了市场竞争的效率，亦会导致国内资本市场主体对真正的竞争理解得过于肤浅、偏狭。
另外一种层次的开放是真正予以外资国民待遇，撤销股权比例限制，撤销服务地域及范围限制。再则就是在确信市场主体有能力平衡风险及收益，不会引致恶性竞争的前提下而对市场主体实现产品和服务创新的开放。而更深层次的开放则是资本市场的开放，努力使自己的金融市场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的一部分，实现资本自由进出。
在“出”的方面，除了机构向外发展、资本海外逐利，从长远看，人民币的国际化应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目前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的这一轮金融开放与以往预先设定限制的开放有本质上的不同，不仅大大消除了市场准入方面的种种限制，而且在金融机构股权比例方面也有了较大突破，如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允许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3年以后不再设限，为未来更深层次的开放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这一轮金融开放，应当是激励所有市场主体致力提升服务供给能力的开放，是促使金融机构进一步提升自我风险约束能力的开放，是促进全社会进一步提升金融资源配置及利用效率的开放，是金融监管体系进一步严密完善的开放，是促进金融体系更加协同无间的开放，是金融市场国际联系程度更加深广的开放，也是使中国金融业能经受得住金融全球化风浪冲击的开放。
>> 金融开放要解决与行业发展息息相关的外部问题
当然，不同层次的开放对一国的经济环境、市场环境、监管环境以及金融企业的发展水平要求是不同的。
在条件未成熟的情况下为开放而开放、拔苗助长，一定会造成行业发展先天不足，致使金融业发展走上弯路；而在开放条件基本成熟后，如果在政策层面依然原地踏步，必然会对整个行业发展造成压抑，抑制金融资源的效率释放，阻碍金融业供给水平提升。
一个国家究竟如何确定自己的金融开放层次？因对金融深化理论有重要贡献而知名的麦金农提出了金融开放的四步骤规则：
第一步，平衡中央政府财政，稳定宏观经济。为了避免国内债务危机和通货膨胀，应该限制政府的直接支出、削减赤字财政；应建立有效的税收制度、扩大财政收入，消除财政赤字，稳定物价水平。
第二步，开放国内资本市场，放松对利率的管制，使实际利率为正值。为了把银行恐慌和金融崩溃的可能性降到最小，必须硬化货币与信贷系统，强制长期负债企业偿还债务，并严格控制信贷流动，直到金融条件得到稳定。
第三步，推进汇率的自由化，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应大大地早于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首先应统一所有经常项目交易的汇率，使全部进出口交易都能以相同的有效汇价进行。推行贸易自由化，恰当地制定贸易政策，逐步取消扭曲性的配额和其他直接行政控制，代之以适度的进口关税或出口补贴，或者开放几个可以自由进入国际市场的免税区，而在其他地区缓慢地扩大出口商品的外汇留成权。
第四步，允许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只有在国内银行自由经营、利率由市场决定、通货膨胀受到控制的条件下，开放资本账户才是有利的，否则就会导致资本外逃或外债堆积，危害经济发展。
现代经济体的金融开放绝不是金融机构如何进入市场、在哪里体现商业存在那么简单，金融开放能否达到预期目的，不仅对进入市场的具体金融主体有系统的能力要求，还会对整体金融体系以及外部社会环境有一系列的要求。所以，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不仅要解决行业内部的各类基本问题，更要解决与行业发展息息相关的一切外部问题，对所有会影响到金融开放效率的政策、制度、市场、文化因素都应适时予以调整，而后者既关系到行业的发展速度，又会关系到行业的发展质量，更重要的是因金融业的功能所决定，更会影响到全社会经济的发展效率。金融机构只有在良好和谐的社会生态、金融生态里才能有健康发展，而有深度的金融开放更需要有与金融开放层次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与其说金融开放是为了解决金融业发展不足、效率不高的问题，倒不如说金融开放是对会影响到金融业发展的各方面加以优化、完善的过程。
>> 新一轮金融开放要求改变货币投放模式
中国金融业虽然已取得巨大进步，但迄今中国金融业所处的仍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环境，新一轮金融开放还有很多配套问题需要解决。
经济增长必须实现从依赖要素投放扩张支撑到依靠技术创新、管理提升的根本转变，整个社会要真正形成可供金融机构有效率配置金融资源的产业体系。否则，中国经济增长的水分会越来越多，表面上体量不断增大，但所释放的效率会越来越低，在如此环境里的金融开放也一定会事倍功半。
不同层次的金融开放，必然会对一国的货币投放模式产生不同的要求。从中长期看，此轮以给予外资国民待遇为标志的金融开放，势必会产生建立适应国内、国际集约化经济活动需要的货币投放体系及资金供给体系的要求，以确保金融机构能持续地提升自身拥有的金融资源价值。
一个国家可以依靠金融机构去创造信用，但却不能依靠金融机构去消化过剩的货币，如果幻想金融机构可以承担这样的使命，那一定会出现金融泛滥、体内空转、脱实向虚等不正常现象。
以为了维持所谓的经济增长指标而多年采用的大水漫灌式的货币投放在中国是难以为继的，现实的国际金融市场环境也不允许中国再走这样的道路。这一方面要求中国在确立风险容忍度的情况下逐步收回一部分过剩的流动性，同时更要考虑建立过剩资本的转移输出体系；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要建立起体现效率激励的货币投放体系，积极实现货币投放由数量型向价格型的转变，逐步消除货币价格的双轨制，全面建立包括金融机构资产负债比例、不良资产比例、股本回报率、资产回报率、camel评级等指标在内的效率评价体系，以此作为确定存款准备金率、存款保险费率、同业拆放利率的依据，通过系统约束金融机构提升自身经营效率来达到提升金融资源配置、利用效率的目的，达到扩大金融开放的目的。
>> 新一轮金融对外开放对监管提出了哪些要求？
因为这一轮金融对外开放的力度超越以往，相信外国金融投资者会像赶集一般前来中国，而对那些来自发达经济体的金融投资者来说，除了潜在的回报，他们最关心的一定是相关行业监管的清晰度如何及成熟度如何。他们不会怕监管严谨，但一定会怕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监管。
世界上关于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主要分为两大类：海洋法系和大陆法系，而这两大法系对市场的进入和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的约束有较大不同，前者更强调负面清单表管理，后者强调的是正面清单管理。此前中国一直坚持正面清单的监管模式，但已在逐步推开的自贸区管理方法更多强调的是负面清单原则，这就对未来更大范围的金融开放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的金融监管要以哪一种法律基础为导向？
来自不同法系经济体的金融投资者自然会有他们遵从监管的习惯，因此需要中国的金融监管者在吸收世界主要金融监管精华并考虑自身监管改革取向的条件下，系统地检讨和更新现有的监管政策和制度，使监管政策及制度能跟上开放的步伐，彻底消除监管的真空和灰色地带，以保证金融开放目的的全面实现。
在监管的具体取向上，一是要坚持未雨绸缪与亡羊补牢相结合的原则，但要立足于未雨绸缪。二要尊重金融各部门的专业特性，坚持走专业化监管道路。三是在金融体系日趋复杂的今天，还要求不同监管机构间要注意克服监管力度强弱不均的问题，以防止金融套利情况发生和出现风险控制死角。四是金融资源具有资本属性，天然地要追求效率，监管机构不能过度介入金融机构的资源配置。五是随着开放范围的不断扩大，金融市场的地理外延及虚拟外延亦不断扩大，因此要求金融监管机构要具备洞察全球资本动向及风险传染轨迹变化的能力，尤其要具备及时掌握做空自身货币资产、做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敞口的能力。
>> 开放金融业，中国要在哪几方面下功夫？
金融开放一方面会带来市场主体的增多，但另一方面又会产生完善金融体系及丰富金融体系层次的要求。这既是金融体系内部专业分工的需要，也是各专业机构间分享及利用货币资源、客户资源、服务平台、服务渠道的需要。金融系统内部各功能部门的发展质量及效率如何，各功能部门间、各专业市场间协同契合程度如何，都会最终影响到金融业的整体开放效率。
在未来的金融业开放过程中，中国主要需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
一是需在补齐金融服务短板上下功夫，要比照世界先进的经济体，在升华基础服务、完善各类市场建设上持续做出努力，如银行业信贷资产的二手市场、资产证券化市场及信用风险转化市场等等。
二是进一步清晰各专业机构的服务范围，明确各自的服务供给分工，如对资产管理在服务期限上做出银行、基金、信托、专门机构的分工，在资金供给上则可按银行、基金、保险公司、信托做出短、中、长期分工。
三是积极打通中国与世界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的联系，使自身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一部分。
四是要积极构建海外的金融桥头堡，通过系统部署，建造可抵御国际金融风险侵袭的现代开放金融体系。
五是要积极创造条件，致力改变多年来中国金融对外开放“进来的多、出去的少”的倾斜局面，以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及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金融业的全球竞争较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制度建设能力和执行能力，二是包括产品和服务在内的金融交易能力，三是全球动员、组织、配置资源的能力，四是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而这几方面目前恰恰是国内金融机构在发展和管理上的短板。
>> 国内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仍待提升
一些人常常得意于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市场所占份额的微小，把由于种种限制而导致的外资金融机构一直无法在中国获得长足的发展归结为是其竞争力不足，那借此而做出的决策及制度安排都将会是错上加错，一定会扭曲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方向，滞碍中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如果把中国的金融机构与国外的先进金融机构做比较，不是外国的金融机构竞争力不强，而是他们的合法合规经营意识太强；而中国的一些金融企业恰恰相反，不要说尚不清楚如何提升价格以外的竞争能力，就连起码的合规经营的自觉意识都远不足够，这样的企业不仅不会走得很远，而且其一定会损伤金融消费者。
因此，通过提升企业的治理水平而最终达到提升企业竞争力的目的，将是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企业的重要任务。在这方面，中国企业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约束股东。中国的企业投资人一无深厚的道德伦理自我约束积淀，二在企业发展上既未经历过纵向的重复进化洗礼、又无横向的充分竞争淘汰，三是尚未经历过高标准的监管约束，所以这种类型的企业在经营行为上必然表现出过度涉险、过于追求投机利润的特点，而这无疑与金融业长期存续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冲突的。
因而在未来的金融开放过程中一定要坚持优胜劣汰的原则，杜绝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出现，以此促进中国金融开放效率的不断提升。
最后，这一轮金融开放，应当是以改变金融服务同质化为目标的开放。产品和服务同质化的市场不能算是真正开放的市场，不能顺畅地带进新产品、新服务的市场也不是开放的市场。与海外成熟市场的创新大多由市场主导不同的是，中国金融市场创新机制仍较为僵化，准入门槛过高，创新激励不足，部分金融产品还处于模仿国外同类产品的初级阶段，不要说对中国的金融消费不能发挥引领作用，即使与中国消费者已达到的金融消费能力有一定距离。因此，这一轮金融开放一定要把鼓励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放到重要的层面，借此不断提升中国金融业的服务能力和交易能力。
（作者为某国有银行香港分行副行长，曾在香港及内地创建多家产险、寿险公司并任董事长、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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