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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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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增长放缓之谜》

周天勇  王元地著

这是一个历时四年研究成果的一半:事实求是地说清楚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放缓,是出于对深层次问题的准确认识,有针对性地提出通过更大力度改革、科学开放和开拓发展空间,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平衡生产过剩等方案和逻辑行动,将国民经济支撑和推进到中高速增长的轨道上。——笔者感言

第一篇      中国经济学界的未解之谜

中国,一个在1978年后的30多年中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并有着近14亿人口的大国,其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在2011年后开始持续放缓至今?形成这样一个几乎是突然从高速到中速的转折,其内在的因素和机制是什么?导致下行的负动力来源于哪里?国内外学术界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给出了解释,发表了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在我们看来,许多分析没有说明是什么样内在和深层次的巨大力量,使这样一个世界规模第二的巨大经济体,在21世纪前10年还高速成长,进入第二个10年后,经济增长曲线却急剧下降。经济学家们的使命和责任,就是要把中国经济下行的深层次原因搞清楚,再根据问题的成因,做出解决的方案。

1 问题的起因

1.1 中国奇迹:经济高速增长30年

1.2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因

1.3 2008年经济增速开始下行

2 经济下行的“两家争鸣”与质疑

2.1 经济本不应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2.2 经济下行不是外因所致

第二篇      学术争论与历史演变

工业化开始以后,农业技术的进步,使食物和其他工业产品供给大大增加;加上医疗技术的进展,饥荒和瘟疫对人口增长的抑制程度大大降低。而此时人们的生育观念和文化还没有改变,产生了爆炸性的人口增长。学术界开始了近现代意义上,人口与经济、人口与自然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理论研究。另外,人的生育权和迁移权的界定和配置也是我们研究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理论基础。生育权和迁移权的配置,对人口的增长和结构变动,以及人口在城乡和区域间的流动,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从权利配置来看,人的生育权和迁移权可以完全归个人和家庭支配,也可以完全由国家控制,还可以介于二者之间,而不同的配置方式会导致不同的经济结果。本篇从理论和发展实践上对以下问题进行了阐述:第一,对人口与发展的理论进行回顾与述评;第二,从经济学视角对生育权和迁移权的归属界限和权利行使进行了理论探讨;第三,梳理了世界其他国家对生育权和迁移权的不同配置方式,并总结了不同配置方式对经济的影响。

3 人口与发展:理论述评与事实

3.1 人口与经济关系理论的回顾与评述

3.2 人口增长与工业化发展

3.3 人口流动、城市化及工业化发展

3.4 人口、工业化与生态环境的动态协调发展

4 生育权与迁移权

4.1 生育权与迁移权的界定

4.2 生育权的经济学分析

4.3 迁移权的经济学分析

5 世界经验:基于不同生育权和迁移权的配置

5.1 基于不同生育权配置的国际经验

5.2 基于不同迁移权配置的国际经验

第三篇      人口再生产向下失衡的经济后果

中国是在实践上贯彻抑制人口理论较为彻底和强制的人口大国。从实施指导性计划生育至今达46年,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实施近40年之久,人口规模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8亿人左右,增长到了2016年的13.82亿人左右。作为人口规模全球第一的国家,既经历了计划经济阶段,又经历了市场调节的转型,为验证悲观派需要国家强行抑制人口增长和乐观派社会会自动抑制人口生育并实现增长转型两派理论的正确与否,特别是观察政府管制和社会自动机制双重力量调节下,人口生育和增长的变动,会对经济增长发生什么样的内在影响,提供了足够长时间和足够大样本的案例。本篇拟从数理和实践上分析中国人口生育管制的经济后果。在本篇中,我们将完成以下三个工作:第一,从人口的角度解释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内在的变动机理;第二,根据该理论分析人口生育行政管制造成的“人口坑”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第三,针对中国陷入“人口坑”之后面临的主要社会矛盾也即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和稳定的影响。

6.市场失灵型人口再生产失衡与生产过剩

6.1 习俗和成本与人口总和生育率

6.2 人口增长滞后20年左右影响经济增长定理

6.3 工业化:人口增长上行与生产扩张动力

6.4 后工业社会:人口下行与需求及经济增长下行

7.人口生育行政管制的经济后果

7.1 生育干预与“人口坑”

7.2 “人口坑”与国民经济损失的关系

7.3人口结构老化对增长和稳定的影响

附录:模型推导

第四篇  人口流动和迁徙管制的经济后果

与人口有关的,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来源除了人口合理的增长外,人口的流动和迁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除了对生育进行强制性管制,中国还对人口流动和迁徙进行了干预。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人口流动,尤其是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和迁移,是一个国家提升城市化水平,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而中国长期以来实行以户籍管制为主的人口流动干预政策,严重扭曲了城市化进程,也造成了经济增速推动力的损失。本篇主要从人口流动的视角来分析,中国一系列干预政策下造成的严重经济后果。首先,分析中国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成为市民的重重困难,并揭示农村人口退出农村的障碍;然后,描述干预政策下出现的人口漂泊和“青出老回”现象。最后,分析人口流动和迁移干预造成的经济后果。

8.人口进入城市和退出农村的障碍和问题

8.1 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进入障碍

8.2 进城农民工人口的农村财产退出障碍

9.人口迁移管制的消费和收入及产出损失

9.1 未市民化:青出老回与漂泊于城市

9.2  应有城市化与中国现有城市化的国际比较

9.3 结构转型分析的发现:错过城市化人口

9.4 市民化的城市化滞后与消费需求塌陷

9.5  结构偏差及城乡差距与收入和产出损失

第五篇  财富与收入分配传导的生产过剩

前面我们讨论了人口生育和迁移行政管制和干预造成的消费需求、生产过剩和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因果关系和内在机理。其实,中国2011后国民经济消费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和增长速度下行,还有分配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城乡居民间、城镇户籍居民与非户籍居民间、高收入人群与不富裕人群间,财富和收入向城市和向上流动,由于收入水平不同其投资率和消费率也不同,从而形成投资的生产能力过剩,导致了最终产品的消费需求不足;另一个原因是,金融业、房地产业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收益差距,政府强力分配与企业高税费,金融、能源、交通等土地垄断体制推高的实体经济成本,劳动工资与居民收入GDP的比例长期过低,也造成了国民经济消费需求的相对收缩、企业成本上升和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政府的宏观税负可以通过价格上涨和销量的扩大,转移出去;但是,在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高额的宏观税负,由于企业无法转移,企业倒闭和投资减少,就会成为加速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重要原因。第五篇中,我们就此展开分析和论述。

10  房地财富收入城乡差距传导的生产过剩

10.1 收入差距传导致生产过剩的一般机理

10.2 土地和住宅产权及市场二元体制及其运行

10.3 房地财富与收入差距传导的过剩与下行

11  政府和企业及居民间分配扭曲

11.1宏观税费负水平较高

11.2垄断领域分配过多与竞争性企业成本太高

11.3居民收入分配比例长期低迷

结语:消费需求不足型的国民经济下行

经济增长由生产与分配、需求与供给等两个方面的力量推动。虽然在一定的时间内,可以需求大于供给,或者在一定的时间内供给大于需求,国民经济增长是两种状态交替变动过程中推动和实现的。长期和总体来看,经济增长的条件是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动态平衡。如果需求长期大于供给,则会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动荡;如果供给长期大于需求,则会使生产严重过剩,进入萧条,发生经济危机。目前,学术界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下行问题出在供给方面,主要是生产过剩。本书的结论是:由于人口收缩、人口流动迁移的被限制,居民收入差距,居民收入占GDP分配比率较低,实际上发生了广大居民收入水平提高速度跟不上技术进步、资本集中日益使生产能力扩张的速度,人口收缩老化、市民化的城市化滞后、房地产财富收入差距拉大、居民收入GDP分配比例较低,综合形成的有支付能力的国内消费需求不足,是这次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主要方面原因。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对于这样的消费需求不足型的国民经济放缓,采取过去简单财政赤字、发行国债、增加投资、扩大基建等措施就能扭转。继续并且还是主要用借债、赤字和高杠杆,加大基建投资,或者依靠房地产,刺激经济增长,而不去提高和增强大众收入水平和消费需求能力,这样的政策主张,将严重误导中国经济的未来政策、改革和调整,会给国民经济长期的运行和增长,形成灾难性后果。中国还是需要从供给侧入手,实行供给侧的经济政策,也配之于需求侧的财政政策向民生转型一部分,并进行供给侧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挖掘和发挥中国经济潜在的优势,才能从根本上扭转生产不断过剩、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缓的势态。对此我们将在下一本《中国:走出经济下行》中进行较为系统和逻辑的分析和论述,为国民经济走出经济下行局面,实现中高速增长,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而做一些学者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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