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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加·格鲁辛:这是一个有关希望的故事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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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尔加·格鲁辛:这是一个有关希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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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9-26

  罗四翎

  1988年,一群研究苏联媒体的美国教授参观莫斯科国立大学,他们中的一位问其中一位17岁的苏联女大学生:“你是否有兴趣到美国学习?”这位学生回答说:“当然。”

  随后,这位学生忘了这件事,和自己的同学在暴风雨的晚上,游荡在红场上背诵着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完全没有意识到她的命运开始向一个陌生的方向转移。来自美国的邀请信是春天到达她手中的,里面还有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埃默里大学提供的四年奖学金。就这样,十八岁的苏联女大学生奥尔加·格鲁辛来到美国留学,成为第一位到美国留学的苏联本科生。

  格鲁辛出生于苏联知识分子家庭,其父鲍里斯·格鲁辛是苏联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苏联民意调查研究先行者、苏联社会学创始人之一;其母亲为记者。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格鲁辛从小热爱阅读与写作,作家成为其人生自然而然的选择。

  在美国留学期间,苏联解体,格鲁辛留在美国做各种工作,一边坚持文学创作。2006年,第一部长篇《苏哈诺夫的梦幻生活》出版,获得2007年纽约公共图书馆幼狮小说奖,同时还被《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选为年度最佳十本图书之一。如今,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14种语言。2010年4月《排队》出版;2016年2月《四十个房间》出版。

  目前,格鲁辛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居住在华盛顿,写她的第四部长篇小说。虽然她用英语创作,其作品却有着鲜明的俄罗斯民族风格;其对小人物生命尊严的捕捉,让作品的荒诞感有了某种卡夫卡或是贝克特的质地。

  2016年6月,《排队》中文版出版,这是格鲁辛第一部翻译成中文的小说。这部小说取材于当时苏联的一个新闻事件:1962年,离开故土半个世纪的著名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回到苏联举办音乐会,音乐会门票提前一年开售,而购票过程便成为了格鲁辛的“排队”:一个带有卡夫卡荒诞色彩的苏联故事。近日,在华盛顿的奥尔加·格鲁辛接受了笔者的采访,谈她的文学创作与人生。

  问:你是1989年来美国留学的,当时是第一位来自苏联的本科留学生,对吗?在那个时候,从苏联到美国来留学有多难?

  答:当我在埃默里大学注册的时候,我确实是第一位来自苏联的本科生。在我前一年,也有一位苏联学生拿到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奖学金,为了能够上学她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苏联公民身份。我只是在时间上比较幸运:刚好在1989年。当然,为了得到官方的离开许可,我经历了一个非常艰苦的申请过程,苏联官僚是可怕的。埃默里大学的邀请信和四年的奖学金是春天收到的,我整整一个夏天都在排各种队、做许多无谓的体检和给文件盖章;实际上,到八月底我被允许登上去美国的飞机前,我一共完成了48个申请步骤。

  问:1991年苏联解体,你还在留学。这件事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吗?

  答:1991年8月,苏联政变的时候,我正在莫斯科。一天早上,我的母亲和我离开公寓去买东西,街道上一排爬行的坦克震惊了我们。有一段时间,甚至不能确定我是否能被允许返回美国接着我的大二学习。那段时间,我拿着笔记本和照相机在莫斯科游逛,站在路障上和行人交谈,看抗议者用铁锤锤克格勃总部门前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雕像。我看到人行道上的新鲜血液,我听到叶利钦对人群说话,我写下我看到和听到的一切。

  我不知道,这段动荡的日子是否深深的改变了我的生活,但它无疑坚定了我的愿望,无论我在哪里结束我的生活,我都要全身心的投入到艺术与写作中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身处政变期间的莫斯科,是一个冷静与清晰的完美时刻,就像站在飓风眼里:我很强烈地感觉到,艺术超越政治,而且,我确切地知道我这辈子想要做什么。

  问:你的经历非常丰富:做过前总统卡特的翻译、爵士酒吧里的鸡尾酒侍应生、世界银行的翻译、华盛顿一家法律公司的分析员,最近你在敦巴頓橡树园研究图书馆及馆藏库做编辑。我非常好奇,你怎么成为卡特总统的翻译的?

  答:一直以来,我的愿望是成为小说家,所以,简单地说,我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支付我的账单,直到我能靠写作养活自己。不过,我还是努力到有趣的地方工作,到那些能有好故事的地方工作,这方面我一直很幸运。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兼职工作是在卡特中心一个苏联媒体项目做研究员。卡特中心是美国卡特总统成立的一个非盈利的公共政策组织。卡特中心经常举行各种会议,我经常去帮助说俄语的参观者。一次,他们安排我做吉米·卡特总统和俄罗斯代表团在社交场合上的翻译。在会议用餐时,我坐在他们中间为他们翻译。卡特总统非常容易接近,也非常体贴,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绅士。在这种场合,我几乎不可能吃东西的:卡特总统说的时候,俄国代表在吃;然后俄国代表说,卡特总统在吃;而我不停地听、做笔记、翻译,周而复始,没有停顿。过了一会儿,吉米·卡特注意到我没有吃一口午餐,于是他中止了他们的谈话几分钟,让我可以吃一点东西。这让人很感动,也很美国。

  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苏汉诺夫的生活梦想》和《四十个房间》是关于什么的?

  答:写作已经融入我的血液,虽然我是家族里唯一一位小说作家,不过在我成长时,围绕我的每一个人都是以写作为生的:我的父亲是一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写过好几本书,我的祖母、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和他的妻子都是记者。我自己也曾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新闻系学习过一年,也在地方报纸短暂工作过。从很小开始,写作便成为我的日常生活,父亲机械打字机的咔哒声是我童年永不消逝的伴奏乐。当然,还有我们莫斯科的小公寓里无处不在的书籍。我四岁时便开始阅读,不断地阅读。在我四岁的时候,我就写下了我的第一个故事和诗歌。实际上,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考虑别的职业。大概20岁的时候,我开始发表我的短篇小说。不过,从天性来说,我更是一位长篇小说作者,目前我已经完成了3部长篇小说,他们在主题上有共同之处: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复杂关系;梦想与社会期待、我们的地位,以及也许最重要的,梦想与艺术在我们生命中扮演的角色之间的复杂关系。实际上,有时我会认为这三部小说是我的艺术三部曲:第一部关注的是绘画;第二部是音乐;第三部是诗歌。

  《苏汉诺夫的生活梦想》这部小说背景是1985年的莫斯科,一位富有天赋的俄国艺术家,他放弃绘画成为一位成功的官僚,然而过去的历史一直缠绕他,把他的完美生活变成了一个超现实的噩梦。《四十个房间》是我最新的一部小说,和前面两部有很大的不同:它讲述了一个女人一生中的四十个故事,这四十个故事分别发生在四十个不同的房间里,从她的童年到她死去。它探索我们的日常生活选择,一些选择改变我们的生命,其他看上去很小;它还探索许多方式,在其中,我们的成年生活与我们年轻时候所期待的生活有所不同,甚至背道而驰。我认为,如果必须概括的话,《苏汉诺夫的生活梦想》是有关背叛的故事;《排队》是一个有关希望的故事;而《四十个房间》是一个有关妥协的故事。

  问:你小说题材都是写苏联生活的吗?《排队》这部小说更关注于苏联时期普通人的心理。我很好奇当时你们的生活?

  答:我的前两部小说背景都是苏联,主题与政治有一点关系,但我最近的小说写的是更熟悉的范围,背景设置在美国,尽管主人公还是俄国人,故事起初发生在俄国。至少在接下来的写作中,我还是会继续转向其他主题,写其他地方。当然,在我所有的作品中依然有可能感觉到一些俄国场景。

  对于《排队》,我有意塑造一种高度夸张的苏联生活图景。当然,排队也是那个时代一个无所不在的生活景象。不过,我小说里的排队已经进入一种荒诞的境地,更像卡夫卡的《城堡》或是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这个队排了整整一年,日夜在排,而且没有人知道到底要卖什么,可是每一个人都希望是一种美好的、能改变命运的东西。这不是一个现实写照,而是苏联主题的一个黑色幻想。实际上,我特意选取了三个不同时期:斯大林压迫的1930年代;赫鲁晓夫希望的1950年代和勃列日涅夫停滞的1970年代,我把他们自由的混合起来,制造出一种没有时代感的非历史的感觉。与这种背景相对,我想讲述的是普通百姓的普遍故事和生活方式,在其中,他们最深切的希望与最秘密的梦想被他们的日常生活所修改;反之亦然。

  问:你在苏联生活时感受到这种荒诞吗?你为什么还保留着俄罗斯公民身份?

  答:我决定保留俄国公民身份与现代政治没有关系,简单说,我不认为我自己是一个移民,而是觉得我有两个家,我试着在这两个地方尽量花时间。除开我的两位有一半美国血统的孩子外,我所有亲人都生活在俄罗斯。我做梦是用俄罗斯语。我的写作完全归功于我在成长路上读到过的那些俄罗斯大师。我最喜欢的作家是果戈里,他可能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我14岁的时候,发现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在我心中特别占有一席之地,他所描写的老莫斯科无人可比。我在写《苏汉诺夫的梦想生活》时,写到莫斯科时,想到的就是他。高中最后一年,曾被禁掉的纳博科夫的一些书开始在苏联出现,我立即爱上了他,可我只能读我能找到的那一点点。到美国后,我在埃默里大学图书馆读到了他其他的著作。纳博科夫是一个出色的双语作者,他同时用俄语和英语写作,这对我自己的写作很有启发。当然,我试图创作一种语言、一种风格,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语言和风格,但我依然要归功于纳博科夫。此外,我想提到契诃夫和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 ——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以及勃洛克——他们都对我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我一些最快乐的记忆是我童年时候,在莫斯科附近我父母的乡间别墅度过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不会对压迫视而不见,不过我觉得我的俄国国籍不过是一个个人选择的小事,就如同我的眼睛颜色和我的母语。

  问:你是用母语写作还是英语?

  答:英语是我的官方出版语言,但是我觉得我的英语有着一种独特的俄罗斯口音——俄罗斯语调和深藏的俄罗斯表达方式。一位评论家曾说过,我的作品读起来像是用俄语写的,不过单词全是英语。这个评述让我很高兴。我自己私下的写作,我只用俄语。我坚持写日记有很多年,现在差不多有五十册了。我从来到美国后就开始写日记,部分原因就是不想让自己的母语变得生疏。我前面两部小说被翻译成俄语时,我和我的翻译一起合作,那个经历非常奇妙。也许有一天我会用俄语写一本书,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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