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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刘少奇都痴迷的经济学教科书

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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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林茶话】

遗憾的是,中国的经济理论界至今没有出现一部对最近30年进行全面深刻阐释的政治经济学大作。

建国十周年前后,有一本经济学教科书颇为流行。与1980年代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现今斯蒂格利茨、曼昆等人写的经济学原理相比,该教科书当时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地位更高。

当时,不仅很多经济学者和中共高级干部在研读此书,甚至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各自带最权威的理论家或经济学家,花了一两个月时间专门研读。如此规格际遇,这在中外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

为什么区区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会受到中共高层核心如此垂青?这有必要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

1957年,中国的“一五”计划提前完成,通过苏联援建的156个工业化大项目,中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全面工业化的基础。但相关问题也随之逐渐暴露,“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开始在中共高层的头脑中盘旋。

对此,毛泽东在1956年历时两个多月,先后听取中央34个部委关于经济建设问题的汇报,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思考,并经过中央政治局的几次讨论,最终在《论十大关系》这篇历史大作中予以集中概括总结。

但这仅仅是一个初步而粗略的总结。此后,中共高层领导核心继续对此进行思考探索,这就有了1959年毛泽东和刘少奇领衔的、对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社会主义部分)的批判性研读。

从时间上看,首先是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利用1959年11月的休假时机,带着当时的大牌经济学家王学文、薛暮桥等,在海南一起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历时21天。

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则从1959年12月10日开始,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一起研读该教科书,之后又在广州等地继续研读,直到1960年2月9日结束,总计时间约一个多月。

在刘少奇的两位读书辅导者中,王学文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受教于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薛暮桥则是本土自学成才的经济学家,同时有着相当丰富的实际经济领导经验,在当时的经济决策中枢担任要职。陪同毛泽东读书的理论家主要偏重政治理论或意识形态方面,其中陈伯达是当时党内最大牌的理论家。

从毛、刘两位主席的读书心得来看,刘少奇显然更关注生产力,关心具体的经济工作,认为“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就是要全面的经济分析,要加强计算工作。不能只注意总产值,不注意成本、劳动生产率”;在上层建筑方面,刘认为“从国家职能的发展趋势来看,专政的作用越来越少,组织教育的职能越来越多”。

毛泽东则更关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多次批判教科书中对个人物质利益关心的绝对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少奇在研读中没有对教科书中关于物质刺激的提法有过任何发挥或批评。

当时,毛泽东在研读时还特别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

也就是说,在56年前,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就提出了当下颇为热门的“既得利益集团”问题。

在这些研读心得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位主席在治国理念上的细微差别,也可以看到历史在此埋下的伏笔,辨识历史洪流在此的分岔。

也是在1959年底,当时刘少奇召集孙冶方、薛暮桥等经济学家座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称“政治经济学是党纲的基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从理论上说明党的纲领的科学基础”。

在中国,中共的党纲实际上就是治国纲领的指引,一部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应该是既能总结过往,又可启迪未来。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6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建设有如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在经历了筚路蓝缕、跌宕起伏的前三十年后,又经历了融入全球的后三十年,目前正在探索引领全球的下一个三十年,但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却至今没有出现一部对此进行全面深刻阐释的政治经济学大作。

中国的大卫·李嘉图安在?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