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外企还能在中国找回过去的辉煌吗？
进博会释放出的信号是积极的，但外企在过去五年积重颇多，重回高光时代并不容易。
《财经》记者 周源 | 文 谢丽容 | 编辑
11月6日，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中国电信与爱立信、三星、思科、诺基亚、日立、IBM六家外国科技公司达成总金额100亿元人民币的采购合作意向。
次日，电信设备厂商诺基亚宣布，已经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三家运营商分别签署框架协议，总价值超过20亿欧元（约158亿元人民币）。
3G时代，外资在中国经历了一个高光时刻，但4G时代外资全面溃败。5G是各大电信设备厂商必争的高地，目前尚不能预计外资企业在5G中占的盘子究竟会有多大，但看上去这个开端不错。中国表达了长期扩大进口的意愿：预计未来15年，中国平均每年进口总额为18.67万亿元人民币。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进口总额为12.46万亿元人民币。
官方还明确表示，中国坚决依法惩处侵犯外商合法权益特别是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显著提高违法成本。
多项信息显示，科技外企在中国有望迎来可观的增长空间，但多位外企从业人士表示，因为本土科技公司已经起势，科技类外企在中国很难再找回过去的辉煌，他们更期待的是落实诸项开放承诺，希望中国以及各国政府都能不断完善在商言商、公平公正的经营环境。
30年高光、“棱镜门”与“去IOE”
1979年，沈阳鼓风机厂引进IBM 370/138大型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IBM向中国大陆出售的第一台计算机，是中国和IBM合作的起点，也是中国信息化建设与世界接轨的起点。30余年来，IBM、惠普、SAP、思科、甲骨文等全球各大高科技公司接踵而至，它们为中国带来领先的技术、产品与理念的同时，百废待兴的中国也成为滋养其壮大的“蜜奶之地”。
直到2010年，外企仍然对高校毕业生有显著吸引力。IBM、微软、惠普等大外企长时间扮演着中国高科技人才“黄埔军校”的角色。例如，李开复（创新工厂董事长）、张亚勤（百度总裁）、王坚（“阿里云”之父）、汤晓鸥（商汤科技创始人）等诸多科技行业领军人物均来自微软亚洲研究院。
“棱镜门”是一个关键转折点。2013年6月5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向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爆料称，美国国家安全局（NSA）2007年启动一项名为“棱镜”的监听项目，从包括微软、谷歌、雅虎、Facebook、PalTalk、AOL、Skype、YouTube以及苹果在内的九个公司服务器收集信息。他还称美国政府自2009年以来监控了中国内地及香港的数百台电脑系统。
“棱镜门事件”引发了其他国家政府对网络信息安全的重视和美国科技公司们的怀疑，美国通信设备商思科首当其冲。
尽管思科迅速声明从未参与过“棱镜”项目，但当年7月，中国电信2013年第一批IP设备的集中采购里，思科在其传统优势项目——高端核心路由器项目上颗粒无收。
思科当时的CEO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随后在11月份举办的财报电话会议上承认，美国政府的监控行为在中国产生了恶劣影响，中国企业在购买思科产品时变得更加迟疑。
也正是这一年，“去IOE”一词在国内突然大热。
“去IOE“本是阿里巴巴2008年造出的概念，意思是在阿里巴巴的IT架构中，将“IBM小型机+Oracle（甲骨文）的数据库+EMC存储设备”典型IT架构组合，改为“相对便宜的英特尔服务器+开源软件”架构。
今天看来，“去IOE”背后的真正驱动力是科技行业正在发生的重大变革：传统封闭的IT模式被以开源开放为特征的新型IT所取代，IBM、甲骨文等传统IT公司商业模式受到云计算的严峻挑战，并非中国所独有。
当时，这种变革以一种运动式、具有针对性甚至含敌意的方式表现了出来。2015年，“去IOE”的敌意渐渐淡化，但出现了另一个相对温和的词——“国产信息化替代”，即鼓励中国公司和机构在IT建设时首选本土科技公司的产品与服务。后期的结果显示，这个舆论导向效果非常明显。
服务器承担计算的功能，是企业信息化建设中核心设备，它的销量被用来衡量科技公司实力。IDC数据显示，2013年下半年开始，华为、浪潮、联想、曙光在中国的服务器市场份额快速上升，至2015年已经占据中国市场主流。
为了适应新形势，IBM与浪潮、惠普与紫光、思科与浪潮纷纷成立合资公司，通过合资公司出面服务中国用户，本质上意味着放弃了部分利润——合资公司通常采取外国公司占比49%、本土公司占比51%的股权架构。
大势之下，过去五年是在华科技外企集体走衰的五年，多家科技外企在中国面临营收下滑、规模缩减、人员大规模流失、光芒不再的窘境。
未来怎样？
“在IBM中国黄金时代，从一个人的背影就能看出那是不是IBM员工，但我来了之后一直强调，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IBM大中华区董事长陈黎明告诉《财经》记者，为了推动公司转型，他上任之后数次告诫员工要正视现实。
陈黎明还对《财经》记者说：“今年政府传递的政策很好，如果能够落实，整个投资环境能够得到很大的改善。”
但更多的行业人士没这么乐观，他们普遍认为，科技类外企在中国的黄金时代确实已经过去了，即便政策回暖，未来也不会有显著改变。
科技外企在中国的困境不纯粹是因为“国产信息化替代”风潮，而是有其深刻的内忧外患。
首先，云计算引爆了一场席卷全球科技行业的商业模式大变革，至今方兴未艾。中国人熟悉的科技外企如IBM、惠普、甲骨文等均被视为传统IT的“遗老”，不转型就会被亚马逊AWS、Salesforce等云计算公司所颠覆。
转型谈何容易。2014年，具有75年历史的惠普被拆分成两家独立公司，一家负责PC与打印机业务，一家专注企业级IT业务；IBM董事长兼CEO罗睿兰采取了组织机构变革、业务拆分并购等一系列措施，但仍连续23个季度营收下滑，股价相比四年前下跌近40%；甲骨文也号称全面向云转型，可业界并不认为已经到达“完成时”。事实上，老牌外企中，仅有微软因为在公有云领域冲到了全球第二，被视为基本完成新旧IT的转变。
中国科技公司走得越来越快。在电信设备市场，华为超过爱立信与诺基亚，在全球已经排名第一，在IT领域，华为的实力也不容小觑。另一个更本土化的关键领域云计算，阿里、腾讯等公司优势明显。
“（中国公司）有些竞争优势部分得益于主场作战，例如外国公司在中国推公有云服务面临的规则多、门槛高，起步就晚于中国公司不少；而有些竞争优势确实是中国公司实打实地拼出来的。”一位著名外企中国区前资深副总裁对《财经》记者说。
另一家外国芯片公司的亚太区总监告诉《财经》记者，包括互联网公司在内的很多民营企业其实一直就不太受政策影响，但它们近年越来越多地选择中国公司的产品。
“中国公司提供的产品与技术已经不弱于外国公司，但价格还更低、服务更及时更周到，还愿意提供定制化服务，而想让外国公司为中国用户提供定制化产品很难。”该芯片公司市场总监说。
营收下滑使得外企在华的投资大幅减少，外企裁员、缩小甚至完全关闭在华研究机构的新闻屡见不鲜。外企对人才的吸引力已明显衰减：根据清华与北大所发布的2017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华为吸纳两校毕业生最多，阿里腾讯百度网易等互联网公司也较有吸引力，科技外企中仅微软一枝独秀。
一位著名外企中国区前资深副总裁分析，不仅毕业生们更偏爱本土科技公司，由于存在“玻璃天花板”现象（指外企在核心领导岗位更倾向于任用本国或来自中国港台地区、甚至新加坡的经理人，本土经理人晋升机会极为有限），加上业绩压力越来越大，外企中高层们也纷纷跳槽至BAT和各大创业公司。
阿里云一位中层管理人员也曾向《财经》记者戏称他所在团队是“八国联军”，因为来自各大外企的人都有。
“关键还是要保持技术上的领先。”上述芯片公司亚太区市场总监说。他所在的公司近五年来在中国的营收状况持续向好，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但他也承认，中国公司的强大学习能力令外国公司普遍具有危机感。
技术一向是国际科技巨头眸睨中国公司的有力武器。即便在今天，无论在基础科研还是软硬件应用技术方面，中国公司目前仍处于追赶状态。但前者起点高，脚步放慢，后者起点低，已经开始奔跑。典型如中国的华为和阿里，已经开始释放向基础科学领域进军的信号。
所有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外企人士都认为，优秀公司会让人心生敬佩，人们乐见中国科技力量崛起。核心是，要让外国公司在中国，中国公司在国外都能拥有公平公正的经营环境，地方保护主义培养不出全球顶尖企业，自然的优胜劣汰才能促进真正的科技进步。这已经超出了狭义商业竞争的范畴。
（本文首刊于2018年11月12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责任编辑：刘万里 SF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