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田飞龙
台湾郭岱君教授为胡佛研究院研究员，在到胡佛研究院之前，她曾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新闻秘书及英文秘书、第一局副局长、行政主管部门新闻局驻波士顿办事处主任等公职。
自2003年起，郭岱君参与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近代中国档案及特藏资料保存与研究”项目。她的经历给其研究提供了便利。其最新论著《台湾往事》就是这些复合背景的共同产物。
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对台湾经济从1949年至1960年代的结构转型进行了细致入微又钩玄提要式的解读，展现了台湾从威权政治下的统制经济向民主政治下的市场经济转型的最为关键的政策演变脉络。当人们沿着作者的台湾改革路线图重访旧迹时，定然会有超出日常模糊印象与理解的“历史新知”呈现。这也许正是此书的价值所在。
蒋介石的“反思”
毫无疑问，1949年的台湾在政治上属于“光复政治”下的威权统治，不仅有着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近距离创伤，更有着国民党败退来台所造成的本省与外省族群矛盾以及威权统治更高级别和更近距离的压制。
1945年至1949年的光复政治并未给台湾人留下美好印象，如作者所论，陈仪的接收政策与统制经济使得台湾居民产权利益受损，公务人员大量失业，社会流动性和活力锐减，通货膨胀加剧，经济生产不断下滑。
作为“二·二八事件”导火索的烟草缉私冲突本身就反映了这种统制经济的巨大弊端和矛盾。不过，彼时蒋介石的注意力聚焦于两岸战事，对台仅是有限怀柔，尚未触及对经济体制的结构性反思与调整。一旦决意来台经营，蒋介石之反思与决断就构成了台湾经济转型的直接而根本的动力。
作者充分利用胡佛研究院档案馆所藏之蒋介石日记，逐一还原了最高政治决断的来龙去脉。蒋介石是一有着日常反思习惯的军人和政治人物，“日记”恰恰是进入他内心世界的绝佳入口。
根据日记档案考察，作者发现1949年的蒋介石对内战失败的反思几乎是每日必做的功课。《台湾往事》归纳了蒋反思大陆失败的八大原因：迷信外交，顾此失彼；军事失败，人无斗志；派系倾轧，党国分裂；干部腐化，纪律松弛；经济失败，金融失策；民主进程，操之过急；本性浮躁，误党误国；民生挫败，信仰断绝。
作者亦坦言，蒋介石之反思侧重政治、军事与个人道德层面，于财政经济面并不聚焦和深入，这亦是实情。不过，从反思的“知耻”之举，已可约略推知今后改革上的意志与力度，可谓“后勇”。
作为1949年之后的台湾最高统治者，蒋介石的反思以及由此而来的党务整顿、机构重组与对改革的宏观支持，使得居于“执行长”地位的陈诚、居于“经济改革总设计师”地位的尹仲容以及其他围绕其间的技术型官僚，能够有充分的政策设计和推行空间，逐步铺平台湾的高效市场经济之路。
一本书改变一种命运
1950年代初的台湾总体上仍然处于统制经济模式之下，公营企业占据台湾经济绝对主导。统治集团在经济思想上仍然严格遵奉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其核心原则是“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在四大家族时代，所谓国家资本主要是官僚资本和家族资本，即便到了台湾，这一格局亦未有大的变动。
在经济思想未取得突破的条件下，早期改革主要聚焦于三个重要但并非直接经济相关的改革领域：党务改革、土地改革和地方自治。党务改革是为了甩掉旧的党国政治架构包袱，以“中央改造委员会”统摄权力，轻装上阵；土地改革是吸取农村失败教训，以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和耕者有其田三个阶段；地方自治是兑现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的固有步骤及“1947宪法”条款。
当然，这些基础性条件十分重要，作为经济改革总设计师的尹仲容先生的历史功绩亦不容忽视。台湾著名政治学家朱云汉教授在本书序言中称尹先生为台湾经济发展头号功臣。不过，即便是这位锐意改革的经济干臣，在经济思想上亦并非先知先觉。
正在台湾经济改革艰难前行之际，尹仲容与经济学家蒋硕杰1952年的会面及后者的赠书带来了台湾经济思想的突破。
彼时，尹仲容主持的“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正因职权扩张过大而面临裁撤风险，如何转进尚无思路。蒋硕杰是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也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哈耶克的入室弟子。蒋硕杰观察到台湾经济改革的需要和态势，有意向主持改革的尹仲容“传道授业解惑”，但初次会面难如预期，不欢而散。蒋硕杰在失望之余还是临别赠送了詹姆斯·米德的《计划与价格机制》给尹仲容。
奇迹发生了，尹仲容大为激赏，从此确立自由经济的根本观念，并延聘蒋硕杰担任特别财经顾问。也是在该书的启发下，尹仲容逐步成为台湾经济改革中民营化和自由化的代言人，并实际影响了台湾当局的关键性经济决策。“尹蒋会”成为台湾乃至于世界经济学界的一段佳话。
在经济思想取得突破的条件下，对民生的理解不再简单局限于“国家资本”优先的僵化教条之下，而是确立了“私人资本”与民生福利之间的正相关性。这一经济思想从哈耶克那里曲折转道其弟子蒋硕杰而影响到台湾改革当局，但基本原理更可追溯到奠定现代自由经济学基础的亚当·斯密那里。
思想的突破只是第一步，台湾经济转型还需要经历三次重大辩论：第一次辩论的主题是计划经济还是自由经济，结果是民营化取向获得肯定；第二次辩论的主题是如何推动外汇贸易改革，结果是打破了政府的外贸管制；第三次辩论的主题是如何在外贸改革之后开展综合改革，以确立更完备的市场经济制度以及在美援断绝的条件下形成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结果是引发了台湾的一场全面的社会革新运动。米德的书不是最经典的自由经济学著作，但却是台湾经济思想突破的催化剂。
《台湾往事》主要是一本经验分享书，作者意图借助对1949年至1960年代台湾经济转型成功经验的历史钩沉，鼓舞台湾人民勇于面对当前经济困顿，从历史中汲取智慧，重新出发。当然，作者亦深切关注着大陆经济改革的进程与困难，希望台湾经验作为两岸和平发展的共同历史财富。
作者贯穿始终且继续对未来写作开放的核心旨趣在《前言》中清晰列明：第一，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只有部分国家或地区可以从计划经济转型为高效的市场经济？第二，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了战后台湾高效市场经济的建立？第三，台湾为什么能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大致避免了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那么究竟什么是最为简明的台湾经验呢？作者在最后一章概括为八个要点：政治领导的决心和魄力；财经大辩论使政经领导转变观念；政经领导确定自己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德才兼备的技术官僚；雪耻图存的共同信念；清廉的决策当局；杰出的经济学家；美援及美国顾问的影响。
尽管作者高度肯定台湾经济转型的历史性成果，但也并不回避当下困局：“岛内外政经情势千变万化……正面临严峻的挑战，生产出现停滞现象，急需另一波改革、另一个转型。”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台湾经济的再转型于内部显然需要继续发扬市场经济之自由、平等与创造力，于外部则需要重思区域经济体系的归属和定位，在两岸关系新格局下从容再出发。
(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台湾法律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郭一晨 SF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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