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不见经传的怀特战胜了耀目的学术明星凯恩斯，但这不是最终的胜利。
文/本刊记者 舒瑾
1944年7月1日，44个国家的730名代表避开战火和尘嚣，躲进美国新罕布什尔外的布雷顿森林，讨论战后国际货币安排。虽然参会的国家众多，但会议事实上是英美两国的对手戏，而代表两国出演的便是英国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美国财政部的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这场货币战争以怀特完胜、凯恩斯完败落下帷幕，并就此奠定了美国在世界金融市场的霸主地位。
而今，金融危机的阴影尚未远去，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危机四伏，世界是否又到了一个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关口？
《陆家嘴》杂志邀请到《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一书的作者、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国际经济部主任本·斯泰尔（Benn Steil）教授做客陆家嘴读书会，并就上述问题专访了斯泰尔教授。
布雷顿森林之“瑜亮”
布雷顿森林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外交背景之下，即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崛起，以及大不列颠的快速衰弱。二战后期，英国为了在战争中存活下来，与美国达成了一笔浮士德式的交易，这笔交易是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的一个核心背景。
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的两位主角都是个性极为突出的人物。凯恩斯1883年出生于群仆环绕、才华横溢的剑桥学术世家，他父亲在剑桥大学度过了四十年，先是伦理学讲师，后任学校管理者，母亲则是剑桥市的第一位女市长。凯恩斯1936年的鸿篇巨制《就业、信息和货币通论》红极一时，深深地影响了包括怀特在内的美国经济圈。在本·斯泰尔看来，凯恩斯是第一位成为学术明星的经济学家，他高调、雄辩、坚毅，在任何公开场合都风头无二。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为了把媒体的关注度从凯恩斯身上转移开，美国动足了脑筋。
跟凯恩斯相比，怀特的经历要坎坷得多。他1892年出生于波士顿工人阶级家庭，由立陶宛犹太移民抚养长大，38岁才获得哈佛博士学位（凯恩斯26岁即成为剑桥大学终身研究员），43岁才遇到贵人提携进入美国财政部，并最终代表美国参与到布雷顿森林的会议。
怀特个性坚韧，还在二战正酣的1941年，他就已经开始着手规划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虽然这在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并不招人待见。怀特的思想最终促成了战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并奠定了美元此后的霸权地位。怀特的经历也颇为传奇，他后来被指证是苏联特务，因为他满怀激情地认同苏联，并认为保护苏联的利益有利于美国。怀特因此与财政部长的职务失之交臂。
与怀特相对，凯恩斯也在1941年为二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设计了一种叫“班柯”（bancor）的超国家主权货币。凯恩斯认为，经济的关键是货币，正是因为货币的存在，摧毁了经济体系中被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能够经常发挥作用的自我稳定机制。凯恩斯将这一见解应用到bancor的设计中去。由于这一设计颠覆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怀特没有给它任何存世的机会。
凯恩斯到布雷顿森林的使命是保留英国在历史上享有的帝国特权，而怀特的任务则是树立美国在金融领域的霸主地位。结局是非常明显的，怀特代表的美国大获全胜，美国的金融实力持续增强，美元霸权非常稳固，三大国际组织也继续存续，而凯恩斯的班柯则只有在研讨国际货币体系的时候才会偶尔被人提及。
1971年，美国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宣告崩溃。此后，美元作为世界通用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时至今日，对于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的评价或许可以更全面一些。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说过：“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具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未能实施，而其后以怀特方案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显示凯恩斯的方案可能更有远见。”
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的林毅夫在历任世界银行之后，在凯恩斯bancor的基础上提出了“纸黄金（P-Gold）”的概念。所谓“纸黄金”，是由国际机构发行的以信用为基础的纸币，它独立于各国自己的货币体系之外，由各国用来作为储备货币。“纸黄金”可以避免像美元这种主权货币所导致的储备货币发行国的道德风险。
凯恩斯的主张似乎在回归。布雷顿森林的“瑜亮之争”还远远没到盖棺论定的时候。
时势造英雄。当年国际形势的纵横捭阖、新旧交替给凯恩斯和怀特交手的激情岁月提供了恢弘的背景。本·斯泰尔对这段历史情有独钟，他历时三年，查阅了英美双方的大量文献资料，将学术明星凯恩斯和一直不为人熟知的怀特两位人物的对手戏串接得严丝合缝、扣人心弦。斯泰尔说，他正在筹划将这本书改编成电影，并期待它能超越《美丽心灵》的影响力。
当下的国际货币体系迷局
谈到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本·斯泰尔认为，现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跟当年英国与美国的关系颇为相像。二战期间，英国的财政完全破产，能够从战争中存活下来，都靠从美国借债。“今天美国关于债权国需要进行调整的许多论调与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和破产的英国所持的观点如出一辙，而中国则采纳了怀特和美国人所持的观点，即债务国必须进行调整。”
“但今天的美国绝不是当年那个战后四处乞讨的英国，而中国也无意摧毁其积累的巨额美元资产的全球购买力。”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占比太低，加上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很不健全，因此，中国眼下无力策划一场布雷顿森林式的改革来重塑国际货币体系。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它没有必要为了顾及某种模
糊的全球利益而牺牲其超级特权。
中国持有数量惊人的美元储备，而美国则积累了全世界最多的国际债务。“两个国家的政府各自都焦虑不安地注视着对方规模巨大的储备或债务及其发展轨迹：中国担心其积聚美元的全球购买力突然崩溃，美国则担心其外国融资突然中断。”这种僵持不下的局面被拉里·萨默斯称为一种“金融恐怖平衡”。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原因在于，美国不可能同时实现以下两个条件：既向世界供应充足的美元，又使其黄金储备维持在满足黄金可兑换承诺所要求的水平上。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都无法担当这一重任。因而，怀特的计划有着深刻的内在矛盾。
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结束之后，美元作为一种没有实物支撑、缺少硬性财政纪律约束的信用货币，却继续担当着全球金融和贸易的首要储备货币角色。但美元作为美国货币和世界货币，担负着既维持本国经济运转又维持世界经济运转的双重角色。这种国际货币结构也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体现在：如果美国对外贸易处于顺差地位，则其他国家就不会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反之，如果其他国家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即意味着美国处于贸易逆差地位，也就意味着美国的赤字以及美元币值的不稳定。也就是说，世界其他国家充足的外汇储备与美元币值的稳定是无法同时存在的，而这却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两大基石。周小川对美元矛盾的描述可谓一语中的：“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特里芬（Robert Triffin）批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观点也是如此。
由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失败，以及美元霸权导致的国际金融秩序不稳定，世界各国都在寻求建立一种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欧元可以算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探索。但这种超主权货币所面临的矛盾貌似更加突出：各国经济发展程度差距甚大，货币虽然统一，但各国财政政策却各行其是。这次的欧元危机虽然勉强过关，但相信更大的危机就在不远的将来。
眼下可能还没有哪种现实的方案可以解决当下的国际货币体系迷局。也许，类似凯恩斯的“bancor”更加接近建立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合理选择，但在中美两国“金融恐怖平衡”、欧元伤痕累累的情况下，谁能振臂一呼，重新召唤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呢？
本·斯泰尔在书的最后写道：“中美两国蒙混度日的做法无望纠正两国间特有的失衡状况，而继续这样下去的后果非常严重。但是真正令人望而生畏的是，建立一个持久的货币体系必须满足极高的条件，而货币民族主义正是1944年那次伟大试验（怀特方案）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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