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敲响大清丧钟

　　义和团运动敲响大清丧钟

　　羽戈

　　义和团运动后期的口号是“扶清灭洋”。不过深究起来，这两个词语，皆成疑问。先说“灭洋”，义和团到底消灭了多少洋人呢？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庚子事变的外国死难者共计231人，其中儿童53人（这些人并非尽数由义和团所杀，如杀死日本书记官杉山彬的是甘军，杀死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的是虎神营）。

　　相比“灭洋”，“扶清”的争议更大。研究义和团的书，往往都要就其与清政府的关系进行辨析与澄清，或者认为义和团从未反清，或者认为义和团从反清转向扶清，或者认为义和团一面反清一面扶清。相蓝欣提到，英国学者维克多·普塞尔《义和团起义的背景研究》一书，“在义和团究竟是反清还是保清的问题上则模棱两可，不敢下判断”。由此足见这个问题，何其令人头疼。

　　对此问题，我觉得一些研究者不幸钻进了牛角尖，一定要寻觅、确立一个标准答案，以至各执一端，不容异见。事实上，基于义和团的性质及运动过程，反清与扶清，未必如鱼与熊掌，必须二选一，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甚至交叉、重叠，譬如前天反清，今天扶清，彼地反清，此地扶清，甲团反清，乙团扶清……质言之，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它考量的不是结论，而是视角。每一个视角代表一块拼图，追寻历史真相就是一场拼图游戏。

　　那么，义和团究竟是什么性质呢？我们先看其起源。与反清与扶清之争一样，有人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上穷碧落下黄泉，一定要为义和团确定一个明晰的源头，这么做纯属自讨苦吃。因为义和团并非起源于一个点，而是多个点，而且这些点之间，几无联系。大体而言，义和团有三个源头，一是鲁西南的大刀会，二是鲁西北的神拳会（以朱红灯为领袖），三是直鲁边境的梅花拳（以赵三多为领袖），其中大刀会和神拳会“强调刀枪不入的神秘主义”，梅花拳则属真功夫，“画符、念咒、烧香、下神等一概没有”；“义和拳”之名即出自梅花拳，不过所衍生的义和团却日渐倾向神秘主义，就连不拜神佛的赵三多，都打出了“神助义和拳”的旗号，作为统一战线。

　　三大源头之下，则有百千山头（坛口），偶尔联成一气，更多时候却是各自为战。说白了，他们在诸如军法、组织、文化、意识形态、最高领袖等，几乎无一不缺。其实从造反的角度而言，义和团所面临的时局，要优于太平军，后者的对手，是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近世中国第一流人物，他们所统率的湘军、淮军皆是精兵强将；前者的对手，除了袁世凯，并无什么厉害角色，聂士成的淮军（武卫前军）还有点战斗力，董福祥的甘军（武卫后军）则与土匪无异。可惜义和团手中并无好牌，不消说大小王，连一个小二都没有，如果能从太平军中借一个领袖过来，哪怕是杨秀清这一档，北中国的局面将大不一样。

　　与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相比，义和团最混乱的一点，即在意识形态，或者说信仰。戴玄之把义和团所信奉的神灵分为四种，一是玉皇大帝、孙悟空、八仙等神仙，二是关羽、诸葛亮等忠臣，三是黄三太、黄天霸等侠客，四是西楚霸王、托塔天王等武将。这些神灵大多来源于戏剧、说书、评词，而非宗教，故而不具神圣性。诸神之间，常有争执，不过只能视之为权力与利益之争。质言之，这种多神的信仰体系，注定了义和团无法建构一种独立、有效的意识形态。

　　缺乏统一的组织、制度和意识形态，必然导致义和团的政治立场漂浮不定，随波逐流。由此再来说“扶清”。需要注意，义和团的口号，并非一开始便是“扶清灭洋”，而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以时间为序，余栋臣的口号是“顺清灭洋”，赵三多的口号是“助清灭洋”，朱红灯的口号是“兴清灭洋”，此后还有“保清灭洋”等，到了庚子年（1900年），曹福田率义和团入津，所举起的红旗“侧书扶清灭洋天兵天将，及某县某村义和神团字样”，此刻，“扶清灭洋”已经风靡一时。

　　从顺清、助清、兴清、保清，直至扶清，不难发现，义和团的政治水位一路看涨。一个“扶”字，充分呈现了义和团的主体性，俨然凌驾于清政府之上。对其目的，主张剿灭义和团的清朝官员袁昶和许景澄洞若观火，1900年7月23日，二人上奏朝廷：“夫扶清灭洋四字，试问从何解释？”

　　“……若谓际兹国家多事，时局维艰，草野之民，具有大力能扶危而为安，扶者倾之对，能扶之，即能倾之，其心不可问，其言尤可诛。”“能扶之，即能倾之”七字，道尽了义和团潜伏的威胁和杀机。

　　回头来看，从顺清到扶清的转型路上，有些义和团已经明白表示了对清政府的怨恨与敌视，如借天神之名斥责朝廷：“今天庭震怒，命诸神降世，不分尊卑，普查人间。罪魁乃当今皇帝，业已后断无人，断子绝孙。满朝文武，花天酒地，纸醉金迷，难以言状，置寡妇孤孀哭声于不顾，毫无悔过从善之心。”更有甚者，反意毕露：“众人未看清，上帝降神兵，扶保真君主，挪位让真龙。”“先拆电线杆，后拆火车道，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诚然，这些揭帖不是义和团的主流论调，却可能暗示其政治方向。

　　义和团对清政府的态度，除了与自身属性有关之外，还与朝廷的决策有关。朝廷对义和团，虽在剿抚之间摇摆，然而纵使主张招抚，却未把义和团当作自家人，只是以其为利器，在民心论的粉饰之下，一面对抗列强，一面打击政敌。所谓君之视民如手足，则民视君如腹心，君之视民如土芥，则民视君如寇仇，当朝廷视义和团为工具，义和团则视朝廷为幌子，彼此都是做戏，谁在乎“扶清”这两个字几笔几画呢？

　　这出戏落幕之际，双方的政治态度终于图穷匕见。朝廷在流亡途中，下旨“剿匪”，通令各路官兵对义和团斩尽杀绝；1902年，景廷宾起义，赵三多参与，他们的旗帜已经改作“扫清灭洋”。

　　以今人的“后”见之明来看，义和团对于清政府的统治，不啻是一记丧钟。这不仅因为，清政府的对策纯属玩火自焚，充分显示了其颟顸与虚弱。更是因为，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等，为了使自己治理的地区不受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战乱波及，达成东南互保协议，如论者所云，东南互保的出现，足以证明朝廷权威解体，名存实亡。从庚子到辛亥，尚且相距十年；从东南互保到武昌起义，只是一步之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