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厂长的良心账本:寻找曾经的406名职工,领取772万元拆迁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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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厂长的良心账本:寻找曾经的406名职工,领取772万元拆迁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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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调侃,天上掉下的馅饼,砸中一个人,是幸福;砸中一群人,是板砖——因为馅饼如何分,可能闹翻天。
最近几年,重庆老人郭重智对此深有体会,但他说,自己“痛并快乐着”。
郭重智,原重庆通用阀门厂(曾用名重庆大渡口阀门厂)厂长,今年满70岁。2023年3月,这家已停产近20年的老厂,获得了一笔约772万元拆迁补偿款。在工厂原职工大量失联的情况下,年近古稀的他用一年多时间,带头整理出一份406人的分配员工名单;经过反复斟酌,多次协商,最终形成拆迁款分配方案。截至目前,共有371名员工及其家属领到了补偿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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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厂长的账本,是他制定分配方案最大的底气。
“我最大的底气,来自手头的几大沓老账本——也就是时间跨度近50年的职工工资台账。没有这些原始数据,就无法制定出扎实、让人信服的分配方案,工作就没有了权威性。”郭重智加重了语气,“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的这个分配方案,是见得天的!”
连日来,上游新闻记者接触了郭重智及其亲友同事,记录了他从2018年牵头制定分配方案五六年来,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
泛黄的老账本,天降的拆迁款
7月1日,重庆市九龙坡区郭重智家里,一摞摞老账本摆放在桌子上,泛黄的扉页上写着年份,全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本子,有些账页已经翻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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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账本因年代久远已发黄破损。
“这些职工工资台账基本完好,真实记录了阀门厂从1974年到2023年间职工工资发放情况。什么时间谁进厂、谁离厂、谁每月领多少工资,都一清二楚。”郭重智说。
记者任意翻阅了某一年的老账本,每个职工的月工资明细、总额以及领工资时留下的红色私章,均清晰可见。
重庆通用阀门厂的前身,是大渡口区新山村白铁组,成立于1971年,是新山村街道辖区一家集体企业。1974年,19岁的郭重智进厂工作。不久,工厂转型生产工业阀门,职工逐渐从十几人发展到鼎盛时期的400多人。郭重智也从工人一步步成长为车间主任、副厂长。
然而,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通用阀门厂一蹶不振。2000年起,阀门厂逐渐停产。2009年,郭重智接任阀门厂厂长兼法定代表人,想方设法为留守职工补齐医疗和养老保险,“不能让职工退休后没有生活保障,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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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975年的工资台账分门别类,都有记载。
2018年,阀门厂厂房被纳入市政用地的规划拆迁范围。“虽然当时不知道拆迁补偿金有多少,但对全体职工来说,这算是‘意外之喜’。”郭重智说。
持久的拉锯战,失眠的老厂长
第一个难题来了。
退休职工李家志,1980年进厂,干满20年后退休。2018年的一天,她突然接到郭重智的开会通知。到场才发现,17人参加的拆迁分配方案协调小组会议,离职职工也来了。“当时我们退休的都没想通,离职的为何也要来分拆迁补偿款?”
最初协商出的分配方案是:正常离职、在职的(含退休)都属正式职工,人人有份,不按级别高低,不按贡献大小,只将厂龄作为分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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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款分配方案协调小组在讨论中。
拆迁分配方案协调小组成员、退休职工曹泽珑说:“我在厂里劳资岗位干了十年才退休。郭厂长带领同事查资料,按人头梳理,根据厂龄分门别类造册,很快就摸清了大致情况。”
众人发现,如果按厂龄“一刀切”,可能出现问题——离职群体因为人多,将分走补偿款的80%,在职包括退休群体明显吃亏。郭重智说:“公平公正的做法,是按一定比例把补偿款一分为二,各自再按统一标准分配。”
离职与在职群体的利益冲突,让郭重智感受到了巨大压力,“有一次,一名退休老工人气冲冲找到我说:‘老郭,我们辛苦了一辈子,凭什么离职的拿走那么多?你是不是拿了他们的好处?’”
“那段时间压力特别大,我几乎天天失眠,眯一个多小时就醒了,半个月下来瘦了6斤。”但郭重智没有放弃或动摇,“第一任老厂长患癌症,临终前在病床边拉着我嘱咐:小郭,你为人正直,大家都相信你,你要把这个事情抓紧办好。”
协商分配比例,成了拉锯战。由郭重智主持的协调会,开了不下20次。2021年,分配方案终于敲定:离职群体划分比例为35%,在职群体为65%。
分配方案敲定后,执行却遇上新挑战。对于离职群体分到的35%补偿款,部分人不接受原定的厂龄统计分配方法,要求按其他方案分配。
“有些东西可以退让,也可以商量,但如果与分配原则相冲突,怎么行?红线不能触碰!有人向我施压,肯定不能答应。我有工资册、台账等原始资料作依据,我有底气。”郭重智说。
诉求得不到满足,对郭重智的言语攻击自然免不了。但维护分配方案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从程序上讲,我不能违规;从法理来说,我不能违反原则;从站位上看,我不能推卸厂长的责任。”
找人的艰辛,坚持的意义
第二个难题,是找人。
阀门厂建厂53年,停产接近20年,员工绝大部分不是离职、退休就是去世了,加上随子女迁户等原因,找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是,找人一直是贯穿始终的大事——协商分配方案,要找人;制定分配名单及结算金额,要找人;执行方案分钱,要找人;仍有35名职工失联,还要继续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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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联系上的失联员工另行发放清单。
几年下来,郭重智始终坚持一个信念:根据老账本按图索骥,找到每一个员工,不管是离职还是在职退休的,一个不能少。
郭重智和老同事们一直在想尽各种方法找人:一是张贴《寻人启事》,特意把“启事”用红色字体放大,远远看起很醒目;二是通过老职工口口相传,扩散消息;三是上派出所询问联系方式,因为一些老职工在九宫庙派出所辖区住过;四是联系电视台和媒体,报道寻人消息,结果一下子找到20多人……
老职工江仁惠去世多年,郭重智多次尝试联系其家人未果。2023年一个周末,郭重智的妻子张原琴参加老同学聚会,部分人曾是江仁惠的邻居,郭重智将找人“任务”交给妻子。通过这根“线”,郭重智终于接到江仁惠儿子的电话。对方感动地说:“谢谢郭厂长,本来以为妈妈去世多年,这些事都与我们无关了。”
老职工岳华禄,发补偿款时一直联系不上。去年下半年,郭重智打听到她住在大渡口马王五村。他去了两三次,敲门都无人应答。有一天他再次上门,一位面容憔悴的中年男子开了门,正是岳华禄的儿子杨华。“我向他说明来意,得知岳华禄已去世,我有些难过。把补偿金存单递给他,他有点惊讶。”郭重智回忆,杨华接过银行存单,低声说:“妈妈去世了,这些事我都不晓得。我身体不太好,正需要钱去动手术。”郭重智拍了拍杨华的肩膀,安慰道:“这是你妈妈应得的,希望能帮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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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厂长回到阀门厂原址,厂区周边安装了市政设施防护网。
“一个也不能少”,是郭重智找人的动力,也是压力。
离职员工向朝玉介绍,目前还剩部分余款,是失联职工的。如果找不到人,这笔钱就要再次分配。但何时分配,一直没下文。郭重智坚持继续找人,“有少数人叫嚷着要早点分钱,揣测郭厂长有私心。”
离职员工群体负责人梁明英说:“少通知一个人,其他人就可多分一点。但是郭厂长一个人也不想放弃。他通过电视节目,一下子找到了很多不晓得补偿款的离职职工。”
在郭重智看来,这笔补偿金更像是一种企业福利。“工资台账上有职工名字,白纸黑字。把福利送到每个职工手上,这是企业的传统,也是我作为厂长的责任。即使有些人走了(去世),也要让家属拿到福利。”
身患绝症的离职职工文志红,就在临终前收到了这份“福利”。
一张银行领款凭证上,记录着文志红应得的补偿款,其丈夫和儿子在2023年12月11日已领款。按规定,补偿款是通过银行转账。但郭重智特事特办,到银行提取现金交给家属。
7月1日,文志红儿子谢先生说:“妈妈患癌症,当时已经说不出话了。爸爸捧着现金送到病床前,让她安心。妈妈看到补偿金后没几天就去世了。我们一家人真的很感谢郭厂长。”
也许,这就是他坚持的意义。
家人的担忧,老厂长的承诺
协调小组成员李家志告诉记者,阀门厂厂房拆除后,厂里没有了办公场地。郭重智把厂里的工资台账等原始资料搬到家里,把家作为临时办公室长达一年多。在这里,郭重智带领协调小组白天黑夜核实职工厂龄,制作分配清单,对上门职工做解释工作……“他的爱人也常帮职工核查厂龄,被我们称为‘资料员’。”向朝玉说。
时间长了,家里人也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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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阀门厂职工聚在一起回忆往事。
郭重智妻子张原琴回忆,有段时间,一些人上门说事,情绪比较激动。“我有高血压、冠心病,这些人折腾得我寝食难安。我劝老郭早点把事情摆平,但他始终坚持原则。”
郭重智儿子也流露出对母亲健康的担心,“我爸脾气急。我妈心脏动过手术,还安了支架。我怕这些事情影响到我妈,再三叮嘱爸爸不要在家里冒火,不要把妈妈吓着了。”
这件事也打乱了一家人的生活节奏。“我们工作忙,爸爸照看孙子还要接送上下学。他基本上没有空闲时间,妈妈承担了更多家务。”郭重智儿子说。
“爱人的焦虑,儿子的担忧,我明白。但如果违背原则妥协了,后面的问题会更多。”郭重智说,“我跟家里人做了很多解释工作。补偿款发放到位后,没有一个人来找我。现在,我的家清静得很。”
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表示:“该分配方案是企业依据相关条例和企业管理规定,自主协商决定的。阀门厂的这个分配方案和工作流程,给今后老集体企业分配拆迁款,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案例。另外,企业负责人严格依据工资台账等原始资料制定分配方案并执行,确保每一笔款项都能准确、公正地分配到职工手中。这种公开透明的做法,值得借鉴。”
目前,还有35名职工了无音讯。找人,还在继续。
郭重智曾公开承诺,再等两年,等到2025年12月31日后,再对余款进行二次分配,“尽人事,听天意。到时候,我也问心无愧了!”
上游新闻记者 冯盛雍 文 冉文 图/视频 视频编辑 黄燕星
编辑:朱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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