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传言引发的躁动 双轨制发明权之争的历史考证
■张学军 边勇壮
十多年前关于价格双轨制发明权的一场争论，随着2011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颁发，终于尘埃落定。由约200名中国知名经济学家民主投票，将第四届创新奖授予了华生、何家成、蒋跃、高粱、张少杰研究组、田源、张维迎提出的价格双轨制。当时华生、张维迎等均亲临颁奖现场，分别发表获奖感言，领走了奖牌、奖金。华生的获奖感言开头就强调，价格双轨制实际上是莫干山会议“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这些人只是“扮演了一个时代的符号”。当年莫干山会议最核心的领导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还对双轨制获奖表示了祝贺，看起来似乎皆大欢喜。
不料近10年后，张维迎又高调挑起双轨制发明权问题争论，这次干脆把他自称独创的双轨制思想，摆到莫干山会议之前和之上。2019年5月16日，人文经济学会主办了“双轨制思想与中国经济改革——张维迎双轨制论文发表35周年研讨会”。茅于轼、张曙光、石小敏、张维迎、姚洋、盛洪、刘国恩、毛寿龙、冯兴元、朱海就、刘业进等近 20 位经济学者出席研讨会。张维迎在会上说，“许多人通常把‘双轨制’与‘莫干山会议’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我有关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形成及其论文的完成，比莫干山会议早四个多月，与莫干山会议本身没有关系”。莫干山会议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我有机会宣讲双轨制改革主张”，使更多人认可，最终变为价格改革的主导方式。他说他在会上与坚持计划价格目标模式的调派代表、国务院价格中心总干事（误，应为常务干事）田源发生了激烈争论。他本人以市场价格为目标模式的主张是放，放就是双轨制的放，不存在另外一个双轨制思路。他提出的双轨制“缓解了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使得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成为了一个帕累托改进，而不是一场争夺既得利益的革命”。（见张维迎：我的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是如何形成的，原载张维迎：经济学原理微信公众号。）而茅于轼、张曙光等人在发言中更是盛赞张维迎才是真正提出双轨制、影响了中国改革的人。
不到一个月，2019年6月12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主持，北大国发院再次出面召开“双轨制与渐进式改革暨张维迎双轨制价格改革论文发表35周年研讨会”，邀请刘世锦、常修泽、王晓鲁、刘佑成、张维迎、卢锋、李力行、韦森等众多专家出席。这样突如其来不同寻常的密集高调造势到底是什么意思？不免让人疑惑。看了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的发言才让人若有所悟，姚洋说，“今天回过去看，过去40年里头，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理论能够改变世界，恐怕也只有价格双轨制。我们现在看诺贝尔奖发经济学奖，……都是发现世界的一个规律，我觉得价格双轨制是创造一种思想，这思想改变世界贡献是非常大”。 “我记得我们理论创新奖是给了价格双轨制，但是给了好几个人。如果按照诺贝尔奖给法的话，按理说，比如说是屠呦呦吧，发现青蒿素得奖，估计很多人不服气，说怎么给屠呦呦一个人？但诺贝尔奖有个原则就是原创性。我觉得如果以原创性这个角度说，这个奖应该是给维迎一个人”。姚洋这样的大咖把话说得直白到这个份上，难免让一些国人浮想联翩，不淡定了。
是啊，中国短短40年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穷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影响举足轻重，中国经济学家功不可没，而双轨制又是中国转型变迁最具独特性的产物。说其可能获诺奖关注，也不能说完全空穴来风。难怪已经开始大写回忆录的张维迎教授，突然四处给人打电话，组织一个又一个肯定他对双轨制原创贡献的研讨会。
在张维迎关于双轨制的介绍中，莫干山会议上第三种观点完全从历史上消失了，调派代表田源也成了坚持计划价格目标模式的保守派典型，只有张维迎自己才是双轨制的唯一发明人和贡献者。对此，华生、高粱、张少杰三人十年前就曾写文章澄清过。如今物是人非，少杰已去世，何家成人生也成悲剧，当事人都不愿重提旧事。但同样作为从80年代改革走过来的人，相互交流谈到此事时，总觉得历史不应该这样任意涂抹。很多人认为，此事应当说清楚，这不仅关乎当事经济学家的品行问题，也是对历史负责，不要等到真有什么奖的时候，又窝里斗起来，让外人看了笑话。有人甚至说，如果大多数当事人都还在的时候，这样的大事情都说不清楚，我们以后还敢相信历史吗？恰好因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更多宝贵的历史资料浮现出来，于是我们认真整理了相关历史证据与材料，遂成此文。
一、莫干山会议上发生了什么？
张维迎曾说，“在莫干山会议上，价格改革问题是讨论最热烈争论最激烈的议题，一开始就形成‘调’、‘放’两派，田源是‘调’派的代表，我是‘放’派的代表。最终我的观点说服了大多数人，会议组织者以政府领导人‘容易听得进去’的方式将我的观点做了一些修正，向国务院提交了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价格改革新思路，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双轨制’由此成为中国价格改革的官方政策”（见张维迎著《价格、市场与企业家》10－11页）。他这次在会上继续说，他带着早已写好的双轨制文章上山，在会上宣讲他以放为主的双轨制改革思路，放就是双轨制的放，因此根本没有所谓第三种双轨制观点。按张维迎的说法，他一个人带着已经完成的思想， “基本上是单枪匹马轮番应战”说服了会议的大多数人，成为莫干山会议进而引领中国改革的英雄。这是真的吗？
莫干山会议即首届中青年经济工作者会议最初是由媒体发起的，作为发起单位的媒体之一《中国青年》杂志，在会后写过一个专访，开篇就是“九月的莫干山，竹清泉秀。1984年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正在这里召开。围绕价格改革，会上旗分三色，势成鼎立 ”，然后详细介绍了作为第三种意见代表华生阐述的放调结合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见《中国青年》1985年第4期 “到2000年我46岁”）。
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国务委员张劲夫的秘书孔丹后来在书中回忆这一段时表示，“现在听说大家在争什么双轨制最早的发明权，或叫首创权，以及怎么看价格改革，是彻底的一步到位，还是通过双轨制过渡，等等。我那个时候的脑子里头更注重的，是把这种研究理念和成果，通过劲夫同志的推动，能够和社会的实践结合起来”。因此，他认为不能夸大某一方面的作用。“莫干山会议在理论上的建树是一个方面，一些青年学者主张被吸呐。它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批人才被重视了，分别在不同的岗位崭露头角，逐渐发挥了他们的作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成果”。他回忆当时他与四中老同学、时任总理秘书李湘鲁一道受命上山，“到了莫干山那天，我记得在山上，基本上是彻夜未眠，我们找了间屋子开‘神仙会’。在场的有王岐山、陈一咨、张钢、黄江南等人”。 “谈了以后，我说这样好不好，你们把这次会议的主要观点整理出一个东西，先给我一个材料，看了材料后，如果有可能我请劲夫同志和你们在杭州当面谈一谈，这样他们很快草拟了一个材料，我就拿着下山了，我在山上就呆了一天”（见《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164－165页）。
拿了什么材料呢？据李湘鲁回忆，“劲夫同志派他的秘书、我的老同学孔丹和我同去。我们上山时，会议小组讨论已经基本结束，进入总结阶段。孔丹和我选了几件比较重要的意见建议（论文），记得有周其仁的改革粮食统购统销和华生等人整理的关于会上价格改革的综合意见等，先到杭州向劲夫汇报。然后，我回到北京，报告了总理”（见李湘鲁：回忆给总理当秘书的日子）。
莫干山会议后，与华生共同提出放调结合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张少杰、高粱、蒋跃以及张维迎都去了国家体改委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该所的所长、也是80年代改革的风云人物陈一咨回忆，当年曾向国务院领导当面汇报会议情况，介绍“莫干山会议上关于价格改革的争论最激烈。第一种意见比较激进，认为价格必须全面放开，不放开不能形成市场机制，原则上对，但具体操作性不大，提出这种意见的青年学者了解西方经济学，但对中国实际情况了解不够；第二种意见过于稳健，认为当前只能做价格调整，调的比价比较合理后才能进行价格改革，问题在于主观的价格调整永远不可能调得‘合理’，调出一个价格机制来；第三种意见被会上多数人接受，以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华生、张少杰、高粱为代表，认为能放开的价格必须逐步放开，以形成市场机制，放不开的价格则进行行政指令性调整，叫作放调结合，先放后调。这种办法可以逐步扩大市场份额，使指令性计划的原材料和产品比重逐步缩小，最后达到大部分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问题可能出在有些人会利用两种价差搞投机，但不可能有完美方案，只要利大弊小就可以”（见《前哨月刊》2006年5月号）。
体改所副所长、也是莫干山会议纪要主起草人徐景安这样回忆，“当时田源是调派，维迎主要是与他辩论，阐述了‘放’的主张，他就成了‘放’派。华生综合了他们的见解，提出了‘改调结合’。我受了他们的启发，着重在如何‘放’的操作层面上提出了办法”（见徐景安：价格双轨制的由来真相——莫干山报告起草人答香港商报问，《香港商报》2012年1月30日）。
在莫干山会议上主持价格改革讨论的宏观综合组召集人马小冈的回忆则有很生动的细节，“我们综合组讨论价格议题的场面最为火爆，由于代表发言过于踊跃，我这个召集人不得不采取发言限时15分钟的规定，到点则以敲茶杯提示”。
“小组的研讨会上，华生、田源、张维迎等人在价格改革的核心问题上，争论异常激烈。其他组的代表闻声后，纷纷跑到我们组加入论战。在我们这间小会议室里，一时间竟然挤进近百人”。
“因为座椅不够，许多人便站在桌子上或听或辩。尽管我把茶杯几乎敲碎，仍然无法阻止激辩者之间的唇枪舌剑。那种热闹火爆的场景，犹如打擂台一般，各种观点你来我往轮番上阵，各派代表慷慨陈词，彻夜不眠”。
“后来，华生等人在莫干山上提出的价格双轨制议案，被纳入国家经济改革试点”（见马小冈：初心 走下莫干山，来源微信公众号，发表于2018年3月31日）。
莫干山会议价格辩论的主要当事人之一、调派代表田源这样回忆：“就在我做过价格改革汇报后不久，著名的‘莫干山会议’召开。张维迎、华生等朋友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了发言，分析了中国价格改革在经济改革中的中心地位，介绍了当时国务院领导在价格改革方面的忧虑与思考等高层内部信息，以及解决价格改革问题的几种不同的思路与战略选择。由于我当时的地位接近决策层，我的发言成了‘莫干山会议’中重要的信息来源与讨论背景。在夏日的晚上，讨论热火朝天，极其有创见。在我们几方激烈争论过程中，以华生为代表的一批年轻人，综合了各方意见，明确、系统地发表了实行‘双轨制 ’价格改革的意见和建议，此报告经过一位国务院领导送达最高领导，对于坚持和扩大双轨制作为实现价格改革的重要机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见田源：我们是摸石头的人，《经济观察报》2009年11月20日）。
实际上，参加莫干山会议宏观综合组讨论的还有两位著名的价格问题专家，一是曾长期在物价部门担任过领导工作，在莫干山会议之前就提出和研究过双重价格理论与政策问题、后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马凯，以及后来担任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研究司司长的李晓西。李晓西曾于1987年发表过《从双轨制到市场化》的论文，对双轨制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建议，成为当时社会上很有代表性的意见。1999年他在点评自己这篇1980年代的论文时，对当年双轨制的产生作了一个说明：“‘价格双轨制’是1984年全国第一次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理论研讨会即‘莫干山会议’提出来的。在此之前，价格管理中也有过类似规定，但形成很大影响并被推崇为经济改革的主要思路，则是自这次会议始。在‘莫干山会议’上，有三种价格改革方式的争论：一种主张价格以调为主，这是以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田源同志为代表；一种主张价格以放为主，这是以张维迎同志为代表；还有一种主张搞价格双轨制，这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华生、何家成同志为代表。回过头来看，以调为主思路趋于保守，……。价格以放为主，……可能欲速不达，反导致改革失败。多数人认同价格双轨制的观点。……这种思路，后来也得到中央有关领导同志首肯。因此，价格双轨制成为价格改革的一项重大政策出台了”（见《二十年观察与思考：李晓西论文集》，1999年）。
另外，由于“莫干山会议”成为中国改革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2012年出版的《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张卓元等著），发表了当年莫干山会议的亲历者、著名学者常修泽教授撰写的《1984年中青年经济学者讨论会——“莫干山会议”》（第14章），在学术界引起重视，被称为“史纲版1984年莫干山会议”。但由于《史纲》的字数限制，一些史料未能纳入。此后，作者根据自己亲历和保存的历史资料并参考相关文献，完成了《史料版1984年莫干山会议》。《学术研究》杂志刊登了这篇有史料价值的文献。其中这样记述，“三是关于价格改革的路径问题。这是会议讨论最深入、争论也最激烈的问题，形成三种意见：一是主张‘以调为主’（以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田源为代表）；二是主张‘以放为主’（以西北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张维迎为代表）；三是主张‘调改结合’（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华生、何家成等为代表）。在讨论基础上，会后，会议副秘书长徐景安以会议讨论的有关价格改革的思路（加上他自己的考虑）专门撰写了一份报告，题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指出“上述两种思路，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并不互相排斥和对立，在改革中可把‘调’与‘放’结合起来，能放的先放，能调的先调，互相促进、相辅而行”。
“实践表明，在调放结合、双轨推进的改革思路形成过程中，无论是‘以调为主’，还是‘以放为主’，还是‘调改结合’或‘放调结合’，都从不同方面、程度作出了贡献。从更大视野审视，中国价格双轨制改革的思路是莫干山会议诸多中青年学者共同讨论、集体智慧的结晶”。
如此等等。总之，在参加莫干山会议的所有正式代表中，还真没一个人出来说，是张维迎在莫干山会议上独自一人提出了双轨制，说服了大多数人。
因此，张维迎为什么要否认放调结合双轨制的第三种观点存在，撒这样一个明显改写历史的大谎呢？这实际上是参会的几乎所有人都感到无法理解的。也许只能是华生、高粱、张少杰三人十年前签名文章“令人遗憾的双轨制发明权之争”（见《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0月13日）中所解释的逻辑：90年代中当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失败，双轨制从受指责批评变为开始受到较全面积极的评价，特别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克利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通版文章，盛赞双轨制是中国人找到的天才解决办法后，张维迎首次出来反驳“双轨制是莫干山会议集体智慧的结晶”的说法，称自己持有内部文稿证明，他是在莫干山会议之前“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随着张维迎名气上升、首创双轨制说法流行，加上张维迎又说他本人携此论文入选莫干山会议并在会上宣讲，由于任何人当然都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他的思想和已经写好的文章抢走，合乎逻辑的就必须是他一个人用双轨制说服了会议的大多数人，变为会议成果并被中央采纳。这样放调结合的第三种观点就必须从历史上消失。
就像徐景安文中所说，张维迎这样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追求利益最大化，有点失去理性。因为撒了第一个谎后，就要有一连串的谎话来圆场。张维迎多次说他以文章入选和宣讲于莫干山会议，实际上限于当时条件，入选文章多是抄写的手稿。因此莫干山会议按问题分组讨论攻关，根本没有人知道谁写了什么文章来参会。为了向媒体解释为什么他的观点得到会议大多数人的肯定，但会议却不派他去向张劲夫同志汇报时，张维迎先后给出了不同解释，大体是说徐景安本来前一天也通知他去的，后来又没叫他，可能是因为他说话冲，陕西口音重，年纪轻、人微言轻之类。其实张维迎说他的放就是双轨制的放，分步放，那就谈不上冲了。张维迎说他在大会上发言辩论受到大家热烈欢迎，怎么会去小会汇报又变得口音重不好懂？况且当时那些人都是在读硕士研究生，多数会前根本不为人所知，反而张维迎因之前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为向钱看正名》，引起全国热议，一上山就是知名人物。所以徐景安并不记得有叫他这回事，而徐景安本人也是被王岐山点将来的（据岁月丨柳红：莫干山会议30周年再记，莫干山会议的主要经费来自王岐山代表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资助的一万元，各发起单位资助一千到二千元不等）。因此，让谁去向张劲夫这样国务院的领导汇报，完全由王岐山、朱嘉明、陈一咨等核心层与孔丹那里商定。孔丹在上述书中回忆说，“材料交给劲夫同志后，他看得很认真。之后，他说：这样吧，我召开一次座谈会，确定一批人吧。现在这个名单我不太记得起来，可能有楼继伟、徐景安、张钢、华生、黄江南等，但我记得马凯、岐山没参加”。（注：其实楼继伟并未来莫干山参会，据浙江省政府的刘佑成记录，参加人员为张纲、徐景安、田源、华生、周其仁、陈申申、沈水根、一位天津代表及刘佑成，因为莫干山会议的核心决策人员在北京本来就可以见到领导，故把机会都精心安排给了青年学者来汇报，以期年轻人的新思想能够给领导决策提供启发）。
其实，从上面领导秘书们和会议重要组织者参加者的回忆一看便知，张维迎放的观点未被大家接受，根本不会被派去参加汇报。莫干山会议结束不久，河南省成立省政府经济咨询团，以王岐山为团长，朱嘉明、李军、陈一咨为副团长，团里十几个人，几乎全是莫干山会议的人马，有马小冈、卞敏方、王小强、黄江南、卢健、卢迈、华生、张钢、周小川、周其仁、徐景安、曹远征等（见《河南日报》1984年12月4日头版），而还是没有张维迎。实际上张维迎在莫干山会上被冷落后，从此退出这方面的讨论，即便在80年代因价格双轨制改革在实践中出现诸多问题而争论白热化，华生等人受到普遍责难（仅《经济研究》上1989年就有两篇点名批评华生等人及双轨制的文章），张维迎从未对双轨制的争论表态过，没说自己和双轨制有任何关系，发表其会前写的价格改革文章也把双轨制价格改为双轨价格，更未对关于双轨制的媒体报道和所谓发明权提出过异议。
张维迎在回答记者关于是否会后留下来写会议纪要时，最初说法是“应该有我”。这次在研讨会上干脆直言他留下来参加了写纪要。但纪要中主报告之一“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为徐景安执笔，该报告有两个附件，附件1即价格改革的建议之一是田源执笔的以调为主思路，附件2即价格改革的建议之二是华生执笔，题为“以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完成价格改革”，在提法上为了淡化放，提了改、调、放、导（国家物资部门参与引导）。徐景安定稿时干脆连华生分报告的双轨制标题也去掉了（但文中有一处提到双轨制因他当时未看到而被保留）。在徐景安自己起草的主报告中更一字不提双轨制（从后来对双轨制的巨大批评压力和双轨制从未被写进任何正式文件来看，徐景安是很有智慧和有自己的独特贡献的，难怪王岐山点名要他来写纪要）。徐景安还为谨慎起见，把“调”摆在“放”前面，将价格改革的两条思路分别称为“调放结合，以调为主”，和“调放结合，先放后调”。这一点后来倒是国务院领导更开明更洒脱，既然肯定的就是先放后调、以放促调的第二种思路，批示中就直接改回了莫干山会上说的放调结合。因此，张维迎参与起草了哪个报告呢？
在2019年6月12日北大国发院召开的会议上，张维迎请来了当年莫干山会议重要发起人之一并参与接待和安排莫干山会议的东道主、原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佑成。据研究这段历史的柳红（朱嘉明夫人）说，刘佑成在封笔28年后终于“现身”，于去年纪念改革开放40年之际出现，写了一篇《莫干山会议始末》的文章，其中依据他保留的会议记录，介绍了很多细节，提到了好几十个人的名字，提到了价格改革三种观点，提到张维迎有一处，为“其间西北大学经济学研究生张维迎做了精彩发言，阐述价格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价格改革应该以放为主”。
也许正是这篇权威回忆录和刘佑成再现引起了张维迎的关注。张维迎自己说2018年12月16日出差时约刘佑成谈了4个小时，并在2019年1月专门写了一篇《被遗忘的刘佑成》的万字长文，介绍刘佑成的坎坷经历与生活家庭，盛赞他这位陕西老乡，说“莫干山会议的成功举办，是一种机缘巧合，刘佑成功不可没”。“莫干山会议之所以能在浙江举办，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刘佑成以文会友的结果”。据张维迎的文章，人们知道刘佑成上世纪90年代初下海在俄罗斯及国内经商，因而早已离开这个圈子。时隔一年，刘佑成这次来参会，发言题目是“张维迎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对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贡献”。说“我知道张维迎是因为他在宏观组研讨中对价格管理体制改革的精彩发言轰动了整个莫干山会议”。 “我理解，宏观组讨论的三种意见，实际上只是两种意见，调和放”。“放的思路是新思想，是真正改革的思路。所以，张维迎的观点当时在莫干山会议上被称为关于价格管理体制改革的新思路”，说张维迎虽然因陕西口音重没去向张劲夫汇报，徐景安还是介绍了张维迎的价格改革新思路，得到当时国务院领导的肯定批示。 “从那时至今三十五年中国改革发展实践，基本是按照张维迎教授当年提出的市场经济逻辑和体制转换路径展开的，最终基本实现了渐进式市场化改革。张维迎双轨制价格改革的理论贡献居功至伟”。“张维迎双轨制价格改革思想，不是即兴产生的对现实经济问题的一种对策，而是他的一个完整理论体系在一个大国改革发展中的自觉运用”。乃至“中央决定中的这些话基本是张维迎教授之前提出的思想，只是官方文件表述更为谨慎”。（见张维迎经济学原理微信公众号）。
当然，张维迎绝非首次给回忆莫干山会议的人做工作。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十多年前因研究改革史包括莫干山会议一段，被张维迎多次缠住给他介绍“真实情况”，要张军改写历史，但被张军拒绝。张军只是在文章末尾客观指出，张维迎对双轨制发明权问题提出了挑战。
张维迎对徐景安做工作更具有戏剧性。张维迎先是在2007年9月24日给徐景安去函，先说“能遇到你这样的领导三生有幸”，然后做工作说，“现在以讹传讹的事情很多，更有人贼喊捉贼。你本来是最有发言权的，但好像你自己记得也不清楚，我现在把手头保留的《专家建议(三)》扫描给你，白纸黑字，我不知道谁还能比我文章更早更清楚地论述双轨制改革的文章”，“我希望你能帮助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但是徐景安不同意张维迎夸大自己、贬低别人、抹去华生等人第三种观点的存在，认为“维迎把‘双轨制价格’的功劳归于他一人，这是挑起争论的起因”（见《香港商报》同上）。张维迎在《价格、市场与企业家》一书中，将徐景安的作用贬低为张维迎个人观点的写手，只是“以政府领导人容易听进去的方式对我的观点作了一点修正，向国务院提交了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价格改革新思路”，这种说法确实欺人太甚。后来徐景安气得要公布张维迎给他写的全部文字，张维迎以这是他的知识产权为由，坚决反对徐景安公开。徐景安不得已才先后接受媒体采访，并在《领导者》杂志上发表长篇文章，劝诫张维迎， “做人和做学问，第一还是做人，共勉之”。对于这些做工作无效的人，张维迎的研讨会，当然就不再请。
最近一位被“做工作”的莫干山会议重要参加者是王晓鲁。王晓鲁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写了一本书。前一阵原体改老人聚会，据知情人说张维迎劈头盖脸给王晓鲁来了一顿，说王晓鲁的书把莫干山和双轨制历史写错了，逼着王晓鲁修改。性格温和的王晓鲁只好当众说，你把你说的新材料和扫描文章给我，如果确实，我下次再版时修改。鉴于王晓鲁有改变意思，2019年6月12日的北大国发院会议又请了王晓鲁。王晓鲁在会上还道了歉，说以前不清楚张维迎这篇更早的文章，所以在书中“用了一个简单但错误的概念，即双轨制改革是由‘莫干山会议上提出来的’”。现在读了张维迎首次在网上公开的扫描件，承认他的贡献早于莫干山会议。身为莫干山会议审稿人，只是未在宏观组参加辩论的王晓鲁都被张维迎的这篇文章逆转，承认过去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莫干山会议提出双轨制是个“错误的概念”，可见张维迎拿出来的这篇文稿的威力不小。
那么，既然有这么一篇不言自明的文章，张维迎当年在会上把自己带的文章拿出来，不就可以当场让华生等人的第三种观点乖乖闭嘴、灰溜溜下台吗？为什么当时不拿，时隔多年后再去违反事实地编造他的双轨制改革思想在莫干山上说服了大多数人，须知这样的谎言是很蠢很容易被揭穿的呀？有人分析，这是因为现在张维迎公布的扫描件标为原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下属能源组编的内部资料，据张维迎说是他90年代初在茅于轼家中发现的一个油印的孤本。由于这不是中心的文件或正式内部资料，现已在相关档案中查找不到。而张维迎自己称携文参会，莫干山上的价格改革建议又被中央采纳，如果不是张维迎的思想在会上说服了大多数人，那么，这篇没什么人见过的文稿是否能称为学术发表，本来就存在很大的疑问，如果在这么重要的会上又没有影响，对中央决策也没产生作用，那就实在没有什么价值了。所以张维迎编造自己“单枪匹马轮番应战”说服了大多数人、主导了莫干山会议的谎言，虽然是铤而走险，但也是要确立自己在双轨制问题上无可争议的权威和学术地位的无奈选择。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篇密封了35年首次在网上公布的扫描件究竟有什么内容，说的真是莫干山会议上提出的双轨制，还是似是而非，需要假以岁月才能拿出来以假乱真的赝品？（待续）
